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淮安区城内靠近驸马巷不远的龙窝巷内，事先约好到同事家属郭兆坤老姐姐家看望她。闲谈中，她听说我一直在写怀念周恩来的文章。她便讲起周恩来的家事听了不少，说周恩来的堂侄子周尔辉就住在她家隔壁一个小院里居住了多年。

    那是76年底，淮安县委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经省委、地委有关部门批准对周恩来故居进行整修。后来总理侄子一家从驸马巷7号原家宅，搬进龙窝巷37号的一个小院里居住。院内主屋三间，两间小屋，一间套房，还有过道大门，通向门外龙窝巷街心。

    总理侄子周尔辉为人较亲和，平素衣着很朴实，听我家的孩子从淮中上学回来讲，周尔辉是淮安县中担任代数老师，负责教学研究组工作。周尔辉的教学水平全校一致公认的，遇到难解数学题都会请教周老师，他解答后将解答过程完整交给读者。文革时，他任学校革委会主任。后来1978年11月11日调至省教育厅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周尔辉家属孙桂云在龙窝巷内不远的勺湖小学教书工作。

    因为居住邻里较近，抬脚就碰到一起，孙桂云平素也常带着孩子来我家玩，常常谈些家常话。两家相处较亲热。在一次交谈中，事知周尔辉和桂云两人带着十岁的大男孩周佶前年曾去北京周恩来那里，看望他的爷爷和奶奶，据说周恩来见了侄孙儿时，非常高兴很疼爱侄孙儿周佶。他们在北京西花厅，伯伯周恩来那里，住了较长的时间，孙桂云还和我讲过他们夫妻俩在北京周总理身边居住很长的生活经历事。

    周尔辉是周恩来亲堂侄儿中的长子。他生在淮安，读书、结婚都在周恩来的身边。他生前留下一份回忆录在其长子周佶处，没有公开发表。在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有一份口述录，主要谈了自己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学习、生活期间所受的关爱情况及处理故居的意见。

    解放前，周尔辉一家生活都靠政府接济，常来送米送柴的就是被周恩来称为“我的父母官”的王汝祥同志（当时是县民政科长、后来任副县长）。周尔辉上学的费用，政府发下来。1951年，他考入扬州中学，享受最高标准的助学金。从干部改工资制的那个月起，周恩来写信给北区党委说尔辉的生活费、学杂费完全由他负担。在北京读书的情况，尔辉说:“1952年伯伯把我接到北京读书，当时北京既有干部子弟学校，又有条件好的重点中学。他没有送我去这类学校，而是把我送到二十六中。这所学校前身是私立汇文中学，我去的那年刚改为公办，条件较差。当时住校生的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伯伯让我吃每月7元的伙食。伯伯和伯母一再叮嘱无论是谈话还是填表，都不许透露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伯伯说，你要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慢了。1954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在中学根本没人知道我是‘总理侄儿’，读大学时就有同学知道，大概是考大学政审时被人了解的。我在伯父身边读书七个年头。星期六我乘公共汽车回家，每次都是从中南海西北门进入西花厅。伯伯总是忙，很少和我单独谈话。常常一连几个星期，也见不到他的面。有时在一起吃饭，伯伯总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勉励我好好读书。他说不仅你是我侄儿，是家庭关系，而且是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如果我们不给你生活、学习费用，国家和社会就要多一份负担。你懂吗？”

    1959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留校教学研究工作。主要搞教学改革调查和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调查、计划与总结。我学到的冶金机械，做不了文字工作。一次伯伯说：“没有教过一天书，搞什么教学研究？是不是组织上照顾你留在北京？”停了片刻又说：“你可以做点社会调查。”回校后，我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1960年，饥饿威胁着全国数亿人民。国家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勒紧了裤腰带。教授、大学生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组织上安排我到全国调查大学生浮肿的情况。1960年，我从上海回淮安。离开淮安前，我向当时县委常委、淮城党委书记刘秉衡告别。那时我已29岁，刘书记很关心我的婚姻，在他的撮合下，我和勺湖小学老师孙桂云确立了关系。

    对自己的幸福婚事，周尔辉回忆得很具体，他说回到学校，我向同事发表了‘新闻公报’，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伯父伯母知道了，很满意。我向钢铁学院打了报告，求要把孙桂云调来后结婚。当时钢铁学院附小和幼儿园很需要老师，组织上帮我很快办好调动手续。1961年暑假，我接桂云来北京。伯父见了桂云微笑点点头没说话。伯母拉着桂云的手问这问那，桂云也不“怯场”，一一作了回答。准备7月1日举行婚礼，伯母说改在2月吧，2月上午伯父上午有半天休息。我们点头同意。婚礼是伯母操办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买什么都要计划，更别说棉布。当时每人每年国家只发一尺六寸布票，领结婚证优待八尺。我把这些布票凑在一起给孙桂云买了一条连衣裙，当时淮安还没有这样‘时髦’衣服。伯父伯母送给我们三件结婚礼物：一条半新格子床单、一身伯伯穿过的衣服、短袖衫、长裤、一块‘松鹤长寿’的织锦，不大，长2尺宽约1尺，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噢，还有一对花瓶，可惜后来不慎摔碎了。伯母把北京的周家家属都通知来了，不在北京的一个未通知。我母亲和尔萃也不知道。我穿着伯伯给的短袖衫、长裤子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有童小鹏、孙维世、长期担任伯伯警卫的龙飞虎儿子。钢院代表、伯伯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代表等，两桌未坐下，小孩挤在大人中间，热热闹闹。饭后，所有参加婚礼的人拍了照片。我和桂云坐在中间，伯伯在我旁边，伯母在桂云旁边。伯母很高兴，忙这忙那，对我和桂云说：“我和你伯伯结婚时，可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热闹。”我们的新房靠卫士的住处。房内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两把椅子，被里、被面是我们从淮安带去的。我们的婚宴是伯父掏钱的。后来我听说伯伯在西花厅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尔辉结婚他不应该搞那么大“场面”。

    后来周恩来、邓颖超动员尔辉妻子仍回淮安工作一事，一般常人难以理解，但他们却感到这是伯父伯母给侄儿的一种“特殊的爱”。周尔辉心态坦荡地回忆说：“桂云当时是带着调令、组织关系介绍信、户口转移证和粮油关系等一切手续到北京和我结婚的。婚礼那天，伯伯只顾和钢院代表谈话，还不清楚这件事。几天后，我们又见到伯父伯母，提到工作调动这件事。伯伯说：‘哦哦噢噢，那么容易啊！要人家不接受呢？’这怎么可能呢？我刚说钢院同意接受，安排桂云在钢院附小。桂云却抢先说：‘不接受我就再回去。’事后，伯伯就这件事找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往北京挤呢？有关单位接收了批评，没有接受桂云的关系。伯母怕我们想不通，对我和桂云说：‘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暑假结束后，桂云高高兴兴地又回淮安。第二年，桂云怀孕了，需要人照顾。我想桂云调不来了，我可以调回去。我生在淮安，长在淮安，对淮安很有感情。我把这想法和伯父伯母谈了，伯伯很赞成，但说：‘现在不许办手续。’伯伯要秘书查一查，有没有‘特殊照顾’的情况。不几日，伯伯派人通知我可以办手续。于是1962年暑假，我调到淮安中学做教师。我到淮安中学工作不久，伯母又写信给县委询问我的工作安排情况，问组织上是不是作了‘特殊照顾’情况，县委回信说：‘周尔辉是普通教师，没有什么照顾。’”
1966年10月我作为淮安县师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领导们的车队开过来时，红卫兵沸腾了。毛主席微笑着向红卫兵招招手。林彪阴沉着脸，江青手舞足蹈。伯伯紧锁双眉，紧闭双唇……我几年没有见到伯伯，他苍老了，消瘦多了。到北京期间，我终于有机会和伯伯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伯伯脸色清癯，炯炯的目光掩饰不了他的疲惫。看着伯伯，我一阵心痛。“伯伯，，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摆摆手：“还是谈谈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吧！”我把自己所见所闻都说了，把“想不通”的事情也说了，我想从伯伯那里得到解答。可是伯伯一言不发，他凝神地听着，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半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我才发现可能说的太多。最后，伯伯说：“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二、共产党要经风雨见世面。”这谈话长达50分钟。我在伯伯身边生活了十年，与他单独谈话，这是最长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