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抗大的建校之基、育人之本，是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贯彻的首要要求，始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建校育人，保证了培养的人才合格过硬。抗大虽然是世界上条件最艰苦的名校，像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参观访问后，在《西行漫记》中写到的那样：“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抗大就是这样一所驰名中外的“窑洞大学”。但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抗大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和学风。也使抗大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所学校的独特的地方，使它具有了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的特色，也更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青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

    1937年底，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并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深入华北、华中，，抗日烽火也烧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抗战开始后，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连挫敌寇，在战斗中屡次重创日本侵略军，先后建立了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两个战场，两个结果，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严重危害，而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身上。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指导抗战的中心，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和抗大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抗日爱国的青年。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以及越南、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以至加拿大、巴拿马等地的爱国华侨，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通过各种渠道，或单身或联袂，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千里迢迢，日夜不停，纷纷来到抗大学习，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1938年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100名新学员。从5月到8月，从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即达2288人。第四期共有学员5562人，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及白区地下党干部7个队，共907人；训练知识分子共36个队，4655人，，相当于第三期的10倍，其中男生4001人，女生654人。这一批知识分子来自除西藏、西康、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市，包括已被日军侵占40余年的台湾省。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以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其中有作曲家郑律成、贺绿汀，有演员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的一部分将领的子弟和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赵寿山之子赵元杰，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和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此外，在抗大第四期四大队十队还有5名国民党的县长。在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正式开学了。。三期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结队前来，学校决定随到随编队。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无数爱国志士和青年男女，身背简易行装，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昼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奔赴延安，走进抗大。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国际友人柯棣华大夫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赞叹：“奇迹，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面对抗大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能够结合学员的实际状况，对于一切有碍于革命事业的思想行为，进行多种多样的思想改造教育，把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且落到实处。

    毛主席在给“抗大”第三期学员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①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②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③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④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1937年1月21日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大师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期抗大学员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扛上镢头上山开荒种地，抡起镐头挖窑洞建校舍。起初，在修建校舍的生产劳动中，某些刚到抗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曾有情绪地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极有针对性地向大家讲解说：“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毛泽东还针对个别同志轻视工农的思想，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来进行教育。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蓬勃。但是由于新老干部存在着斗争历史的不同，工作经验的不同，政治文化水准的不同，思想意识锻炼的不同，以及社会出身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传统不同，作风不同等等的差异，因此，也出现了新老干部之间的一些不和谐状态，也就会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隔阂。

    老干部的特点是政治上坚定，有丰富的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同群众密切联系，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我军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有浑厚、诚朴、忠实、坦白的优美性格。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和痛苦。表现为：大半出身于工农，文化水平较低；大半成长于战争环境，工作方法喜欢简单化、直线化，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下感到不惯和不安；某些干部还残留有农民的意识。

    新干部的特点是文化水准较高，政治思想上纯洁；富于追求真理与革命的热忱，好学上进；积极、有朝气；能接受革命的优良传统，具有刻苦耐劳、不怕困难的决心与精神。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与短处，表现为：实际锻炼不够，革命意志尚不够坚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易于犯脱离实际的公式主义与条文主义；大半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易于产生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平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在顺利的革命形势中往往会“左”得发狂，但稍受挫折又容易灰心丧气等不良倾向。

    新老干部由于历史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暂时不和谐的这一现实，必须认真的对待和解决，如果处理不好，不能消除隔阂，对学校的教育，对将来的革命事业都是很不利的，就不能很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去齐心协力的进行工作，进而对付共同的敌人，争取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并走向成功。

    抗大的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教育长罗瑞卿指出：这种隔阂表现在新干部方面的是，由于有一些新干部没有切身体会，他们尽管承认老干部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但这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看到的却是他们文化水平低、理论素养差、工作方法简单等表面现象，，因而轻视甚至嘲笑老干部。也有一些新干部因一些老干部工作方式太简单、太硬性而不敢接近老干部。还有些新干部有平均主义倾向，对有些老干部津贴费稍高、有马骑有些不平。在老干部方面也有摆老资格、怀疑知识分子只会吹牛皮，工作方法简单，对新同志要求过高过急等影响团结的问题。

    为了增强抗大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让抗大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战斗集体，真正的担负起培养千千万万党和军队需要的优秀人才的使命。罗瑞卿指出，要增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必须采用“化合”而不是“混合”的方法。他针对新老干部不同的特点详细提出了他们如何发扬自身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措施。他指出：“要使干部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起来，更加团结起来，在干部中提倡与造成一种和衷共济的空气是必要的。在一个正确政治原则下，必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工作上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时，并应好好的协商、好好的讨论，在这里必须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要主观的片面的看问题。自以为是的成见与意气用事的作风，是一定要不得的。”

    在罗瑞卿等的领导下，抗大的新老干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就在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这是由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改名而来，相当于后来部队基层单位的俱乐部，是在党支部和指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开展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听说抗大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兴。12月15日，，他特为第三大队九队救亡室亲笔题词：“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的教学与学习，能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办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贯穿抗大教学始终的一个原则和治学理念。抗大的教员讲授任何革命理论都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抗战的实际需要。例如讲授战争理论课，要尽量引用现实战争中的实例来作说明，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战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当前战斗的实质和形式，指出它的特点，说明它的意义和影响，使学员了解自己担负战斗任务的重要性。

    抗大的学习不仅有马列主义基础课，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术等课程，军事课的重点是教学员如何打游击。抗战学制很短，一般不到一年就上前线。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千里行军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在那里招收部队和地方干部和知识青年入学，就地培养就地毕业分配。抗大还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2所分校。

    抗大在敌后处在恶劣的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抗大根据不同的战斗生活环境、不同的学习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由此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办学规律和教学原则，一除千百年来中国旧式教育的陋习，坚决废止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开创了我军现代军事教育的先河。抗大秉持毛主席提出的“向斗争中学习”的先进理念，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抗大坚持实战化教学，把战场融入课堂，把典型战例充实到教学之中，使学员掌握人民战争思想特别是游击战战略战术。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等新的教学方法，直接参战是抗大最好的军事课。抗大经常组织教员和学员直接上前线，在战火的洗礼中提高本领。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结合实战检验和运用所学理论，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研究打仗、指挥打仗的实际本领。抗大的办学条件虽然极端艰苦，但因为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抗大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普通的百姓培养成能打仗的指挥员，把文弱的知识青年塑造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进入抗大后，很快就成长为能文能武的优秀的军政干部。 使他们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他们活跃在敌后各个战场，带领部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伏击、毁碉堡、破公路、扒铁路、炸桥梁、拔据点，打得日、伪军人仰马翻，魂飞胆丧。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因此，日寇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下狠心要"消灭抗大"。当时侵华日酋冈村宁次曾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1942年5月，驻华北日军以25万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战术，对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其中抗大总校也是他们"围剿"的主要目标。5月19日---24日，日寇派遣六七千人，分四路合击抗大总校驻地，妄图一举歼灭抗大。

    为了避免同敌人主力遭遇，尽量减少伤亡，抗大校首长决定各大队分散行动，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针对敌军队形密集的特点，全校分为几个独立单位，多路转移。校部直属机关转移到路罗与浆水之间的白云山密林峡谷中，利用山地优势与敌人周旋，经过连续行军，安全到达一分区驻地。上干科学员大部分是一二九师营以上干部，都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指挥员，他们采取同敌人"小转圈"和"大换班"的方式，两上两下太行山，甩掉了敌人，安全跳出重围。基本科向北转移，只一个夜晚就转到北路敌人的后面，到达了安全地带。

    抗大陆军中学的师生，一直穿插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换位置、转山头兜圈子，开展声东击西的"麻雀战"。

    抗大跳出包围圈后，配合八路军十一旅、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将士，对敌人空虚的老巢内丘、赞皇、临城、邢台黄店、沙河褡裢镇一带据点，进行猛烈袭击，炸毁几十个碉堡，，击毙日伪军1000余名，缴获大量战利品。敌人闻讯急速撤退，我地方武装和抗大留守人员，抓住战机，尾追截杀，八路军与抗大主力则分兵阻击、包抄，使敌人前后挨打，伤亡惨重。抗大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边战斗边学习，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日、伪军17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寇的"拉网扫荡"，6月底，胜利返回浆水镇前南峪。

    驻华北日军不甘心"扫荡"的失败，他们变本加厉，对我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到处修碉堡，向根据地中心地带步步逼近。日军将其主力转入华北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扫荡"和清剿，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抗大在极其困难、险恶的环境中，锤炼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敌后的战斗环境，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教育与实战相结合，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拓宽了办学的路子。通过战争实践，充实、验证和发展了军事理论，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抗大在敌后办学，直接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抗大教职学员十分重视发扬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和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那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营连以上干部和根据地的地方干部，相当大一部分都到过抗大学习。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建设中，担承重任，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一代栋梁。

    抗达能够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抗大能够结合学员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材施教，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抗大课程的设置，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学员的实际情况安排的。每期学员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活、工作经历和文化水平，抗大总是能够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学校开设有军事课，马列主义理论课，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政治课，还开设语文、算数、自然科学、历史、地里等文化课。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实践经验和革命斗争经验比较少，就给他们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教学。对于来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但是文化程度比较低，学校就为他们增加文化课的比例。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学，在邢台西部山区浆水镇办了六七八三期。六期学员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学校重点抓学员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侧重语文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在讲课时采用启发式，运用通俗的语言，尽量采用学员听得懂的词语，对学生多提问，多启发，多鼓励，讲解时多联系实际，善于使用他们日常生活或他们亲自参加的斗争实例解释理论问题。

    第七期学员素质高，就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教学制度，教学计划周密，教学内容更加充实，授课多采用讨论式。

    1942年5月1日，总校在浆水镇举行第八期开学和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这一期学员大部分是十八集团军直属队、一二九师、晋冀豫军区等机关、部队的干部和少数新吸收的抗日根据地青年及地方党政机关干部。附设的陆军中学主要招收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和优秀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军事和政治理论，培养军队建设特种兵部队骨干。抗大第八期，在制定教育计划时，遵照军委指示，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规定上干科和基本科的教育时间为两年，陆军中学为三年。第一年按文化程度编队，主要进行文化教育，第二年才按职务、工作性质编队。对于知识青年队，首先组织他们到农村和连队深入实际搞社会调查，穿插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第二年进行军事和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地方武装干部队只轮训3个月，主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及民兵中的军事、政治工作。

    针对知识青年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成分、动机、社会经历复杂，身上带有轻视组织生活，不愿遵守组织纪律，劳动观念不强的特点，学校首先加强政治思想转化，教育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教育他们深入群众，接近工农，参加实际的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克服轻视工农，好高骛远，，轻视实际工作的特点。参加军训，培养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认识到组织的重要和力量的伟大。

    对待参加抗大学习的女学员们，教育她们要克服追求理想而忽视实际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而对困难缺少思想准备的情况，在军事课上，引导她们掌握军事斗争的策略和军事常识，，以抗日军事干部要求她们，使她们具有紧张、迅速、坚强的军事素质，克服怯懦、软弱、犹豫的女性特点。

    抗大能够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建立了起了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

    要办好抗大，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抗大的教师教师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军队的战略方针，传授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完成教育训练任务，培养学员各种能力的主力军，是学员改造世界观确立人生观的领路人 。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重视抗大教员队伍建设，把他们比作是孵化抗战精英和领导骨干的“老母鸡”，把最知名的学者请来当教员，把最优秀的学员留下来当教员，把高级将领动员来当兼职教员。毛主席长期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数十次为学员授课。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董必武、秦邦宪等一些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抗大为抗大学员讲课、作报告。朱德讲授党的建设，有时从前线回来,会介绍前方作战的情况，分析全国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形势，还指导学员们怎么做政治和军事工作等等。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等等。他们的授课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在这些领袖们的引导下，同学们站在高山之巅，去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能够科学地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和进程，看到了霞光四射、喷薄欲出的红日。

    建校之初，第1 、2 科的工作人员只有14 人，专职教员仅3 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虽然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 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2 期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在本校的干部队伍中政治教员郭奇、郭彰、李建白、张衍等因表现突出，提拔到大队任主任教员。第3 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抗大在浆水期间，每期都开办了教师专修班，根据需要有计划地培训新教员。在新教员的选拔上，注意挑选那些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有一定专门知识，有培养前途的同志。学习时间一般为八个月至一年。到专修班去授课的同志除了选派有专门造诣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职教师外，还有针对性地选派各级负责干部去兼课，以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都担任过高级指挥员，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王智涛同志1925 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1933 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例如李凡夫1929年到日本留学，，，研读马列主义书籍，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回国，在暨南大学继续学习，抗大成立后任政治课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徐懋庸不仅能翻译著作，还是一个杂文家，1938年到延安，后到抗大任教。军事教员徐卫，原是国民党员，当过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区队长，但他在体操上颇有造诣，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察，被任命为军教科主任教员 。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张庆孚;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20 年代或30 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教学队伍逐渐扩大，到1 938 年4 月第4 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1386 人，比第1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中央还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抗大工作。如刘伯承、林彪、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等到抗大任教。毛主席说，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学校对教员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和培训，马列主义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马列主义基础，通过学习，使大家掌握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思想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日后的教学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抗大还要求老教员要认真搞好传帮带，必要时建立帮学对子，一包到底。老教员要给新教员作讲课示范或作专题报告，要与新教员一起备课，一起研究教学方法，一起批改作业。

    抗大在培训教员方面，十分重视运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他们经常有计划地抽调部分在职教员进行轮训。让教员轮流深入到前线，去亲身经历部队的战斗生活，到野战部队实地学习锻炼和考察。抗大在浆水期间，曾几次派教员参加部队的反“扫荡”作战，或直接担任作战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和技术作业干部。学校本身组织反“扫荡”时，便让教员担任作战、侦察、联络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根据地方反“蚕食”斗争的需要，抗大还有计划地选派教员到地方部队担任一定时期的各种职务。通过实践的战斗总结经验，丰富了讲课内容，使理论和实践有了紧密的联系。充实了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质量。人们称抗大的教员真是那一代中国水平最高的理论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抗大的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抗大成为了锻造全民族抗日先锋的战斗堡垒。毛主席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而“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

    由于有一大批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乐于奉献、有丰富的知识、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优秀的教师们组成的抗大教师队伍，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成立不长时间，就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抗大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国际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都慕名到抗大参观访问，许多人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

    抗大越抗越大的秘密，还在于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抗大教师的生活和健康，从多方面对教员关心，帮助和照顾，为教师们办实事。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抗大在师资建设中，曾多次明文规定：教员是马列主义、文化科学、军事技术的传播者，是党最信赖的同志。教员的岗位，是学校工作中最光荣的岗位。要求从学校领导到每一个工勤人员都要尊重、爱护教员。在政治上、物质上均应给予必要的优待。1937 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3 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l 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4包“风车牌”纸烟。到了1938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l 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5 元，一般是3 元半，就连当时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首长朱德总司令，每月也只发给五元的津贴费。而对一部分外来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津贴费每月10元，高出总司令一倍。一般老教师也要发五元，与朱总司令一样多。就是一般教师，每月也发三、四元，比部队上的营、连长的待遇还要高一些。当时延安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二角钱，，鸡蛋一角钱买十个。在吃的方面，学校也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凡是搞到白面、大米时，总要给教师多分几斤．行军时，平均每两个教师配备一匹马驮行李、书籍，每两个教师配备一个公务员，以减轻教师劳累。宿营时，把光线充足和有桌凳的房子让给教师住。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措施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