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的《八路军将领传略》“晋察冀军区将领”部分，冀中九分区政治委员吴立人位列其中，现将收集到的吴立人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部分情况呈现出来，以飨读者。

    1933年底到1934年春，保属特委委员范克敏叛变。据时任保属特委委员侯玉田的女儿田慧中回忆：“当时，保属特委组织遭受到极大破坏，上下级失去了联系，特委书记贝仲选虽然通过关系搞到了叛徒出卖的共产党员名单，并组织了以我父亲为首的特务队，像中央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一样防范敌人，但最终还是被围剿的没有立足之地，没法开展工作，便自己回了巨鹿老家。”（摘自《田慧中回忆录》第12页）其他特委成员多数被迫出走，保属特委惨遭破坏。吴立人和陆治国、侯玉田、张君等保属特委的同志秘密潜入衡水的安平一带，在与河北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经研究决定以陆治国家为保属特委临时办公地点，并做为保属特委的地下秘密联络站，利用保属特委委员陆治国家的肥皂厂和砖厂作掩护，继续宣传、组织、发动、领导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34年夏末，吴立人与陆治国、侯玉田商议，决定分别到北平、天津寻找党的组织。

    吴立人同年秋考入北平私立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的校址在北平西城西四南街的“礼王府”，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都是蔡元培。礼王府位于西黄城根南街7号、9号。明代是崇祯皇家私宅。清初皇赐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代善所有。

    建府之初，康熙帝下旨命天下资助，甚至府中陈设也为官员献纳。代善之孙杰书以康亲王世袭，故府称康亲王府，乾隆四十三年改称礼亲王府。清嘉庆十二年(1807)礼亲王府毁于火，由当时的礼亲王昭裢集资于原址重建。礼亲王府规模雄伟，占地广阔，呈长方形，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为主体建筑，有府门、宫门、银安殿，殿前有丹墀；有两侧翼楼、后殿、两侧配殿；有启门、神殿前出轩、两侧配殿；有遗念殿(后罩楼)、两侧转角配房、后罩房，共有房屋五重、院七进。东路由十二进院落组成，西路由花园、屋宇等十一进院落组成，整个王府共有房屋、廊庑等480余间。1922年6月，经蔡元培在北京倡议创办大学，当年10月成立校董会。1925年由国务会议决议拨礼王府作校址，到1928年11月礼王府校址开始启用。到1930年1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命名私立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当时知名度较高的原因：一是创办人蔡元培和校董会成员都系国之名流、政要；二是把“京城王府之首”变成了颇有背景的“私立大学”，把偌大的礼王府变成了大礼堂、美术馆、图书馆、实习法庭，还有运动场、园林假山、古物陈列室等等，但是王府的框架与建筑确未损秋毫；三是学风正尽、进步思潮匡涌，蔡元培呕心沥血，为第一任国人自己创办的华北大学校长（蔡是北大第14任校长），四是蔡元培任校长后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使华北大学校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风。

    从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大学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秘密联络点之一。

    1935年8月华北大学学生受中共八一宣言影响，满腔爱国热忱，投身“一二•九”运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华北大学董事长是宋哲元，以第29军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唱遍了全国。1935年宋哲元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常务校董兼校长是何其巩，校董有黎锦熙、褚民谊等人，从蔡元培首任校长到继任者都是政、学两界的耆宿，因此校风凛然、思想进步。可惜，中华民族的灾难即至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入城，强占校舍，拘禁职员，校具图书，被掠一空。直到八年抗战胜利，华北大学才迁回礼王府，募集资金，修整校舍，增设学系，添置校具图书，到1947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核定校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北平习惯所称还是华北大学，1949年4月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暨中国人民大学。到“一二•九”、“一二•一六”前，吴立人在这所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以学生身份作掩护，找到党的组织，并积极从事和开展党的工作。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历史事件。毛泽东指出：“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么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

    中共党史研究室根据彭涛同志1960年11月24日的谈话出版了，以清华大学校史组名义发表的《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记载：“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这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当时发展党的组织非常慎重。党员全市共有10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20个左右。党的外围组织，有‘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以马相伯、宋庆龄的名义发起的，也是秘密组织，但分布比较普遍，在北平有七、八十会员。其他进步组织很多，如读书会、学生自治会等。”

    据清华大学出版的《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谈道：“‘一二•九’前两天，河北省委派人（按：李常青）来北平，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这时参加领导学运的经常是黄敬、我、姚依林、郭明秋等几个人……，‘一二•九’前几天，我们四个人是在劈才胡同我的家里开的会，经常开到天亮。成天都研究运动，‘一二•九’的一切行动部署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北平地下党力量虽不大，但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二•九’中还有教授方面的力量，他们分散在各校，受北方局党组织派遣指导并支持北平学运，也起了很大作用”。彭涛还谈道：“北平地下党与河北省委联系上后，北平就成立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曾任过财政部副部长）、我、冷楚（曾任过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等，还有谷景生（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他是共青团的负责人，市委书记是王学明。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活动的是周小舟。他和姚依林、郭明秋、董毓毕，邵清华、孙敬文、宋尔廉、刘燕等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同志。党的活动是单线进行的，我们和上面也没有多大联系。党的工作当时主要抓组织学生，先是搞‘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合法斗争，进行募捐救灾。把水灾赈济和国民党的制度联系起来。这个活动很成功，大部分学校都建立了赈济组织……”当时，参加组织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有“一二•九”运动之前入党的，也有“一二•九”运动之后入党的，他们大部分是从爱国青年学生的积极分子中选举出来的负责人，“一二•九”运动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除了推动民族觉醒，也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的新鲜血液。其中不少优秀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各条战线上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5年5月，吴立人做为华北大学代表，参加并领导成立了华北大学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华北大学黄河水灾赈济会；参加了北平学联等学运组织，与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冷楚等取得了联系。7月，在北平新平胡同新平饭店，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指示省委组织部的马国瑞同志恢复了吴立人的党组织关系。6、7月间，王学明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在北平工委领导下，成立了的党的群众组织“武卫会北平分会”。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负责筹备工作。周小舟于1935年4月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的外围群众性组织，简称武卫会），5月成为中共党员，在该会北平分会党团中负责宣传，后任党团书记，曾兼任北平师大中共党支部书记。那时的中共北平工委书记是王健（王学明），宣传由彭定乾（彭涛）负责、组织由杨子英负责，后为朱子贞（冷楚）。工委决定首先着重发展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杨子英为武卫会书记，周小舟为宣传部长，冷楚为组织部长，他们三人组成武委会党团。“左联”和“文总”(谷景生为党团书记)；社联、教联、语联等建立后，针对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大、中学校多，又有光荣革命传统（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特点，决定深入学校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彭涛、周小舟等人负责的武卫会北平分会，在北京的大中学校中，有了一定的发展。清华大学、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朝阳学院、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华北大学、镜湖中学、女一中等大、中学校相继建立了武卫会的组织，一批地下秘密党员和进步的爱国学生加入到武卫会中。通过武卫会活动，不断涌现出新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如：姚依林(姚克广)、郭明秋、敖白枫、李昌、蒋南翔、宋黎等。武卫会成为党领导下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组织，是当时最大的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吴立人作为地下秘密党员在华北大学运用各种方式，积极组织各种类型的读书会、座谈会、社会科学团体、文艺团体，去团结爱国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受到学生拥护，成为华北大学学运的核心人物。同时，因组织工作出色，被任命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西安门地区负责人。

    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大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国民党政府空谈敷衍、视若无睹，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义愤。河北省委指示地下党，要通过赈济活动，组织合法团体。8月间，彭涛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召开了武卫会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姚依林、黄敬、周小舟、吴立人等人。会上决定，由武卫会负责，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开展赈灾活动，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9月底，“北平大中学生水灾赈济联合会”正式成立。“水灾赈济会”在北平市社会局登记备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对外公开活动，由彭涛具体领导。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将20多个曾被敌人搞垮了组织的学校，又逐步地重新集中起来。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中学校也都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吴立人领导的华北大学也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领导西安门地区的党团员和先进分子在师生中广泛进行宣传工作，学生们公开在大衔小巷开展救济灾民募捐义演,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和救国救民的热情。在这期间，彭涛和吴立人多次谈到学生运动的组织与发展等问题，加深了吴立人与彭涛的革命友谊。也为1937年底彭涛任冀西特委书记、吴立人任冀西特委委员，共同筹建冀西特委，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5年10月，赈灾活动即将结束时，中共地下党及时引导，在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有的学校通过民主选举和巧妙斗争，使党团员和先进分子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有的学校的抗日救国会和学生会互为表里，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在一些学校掌握了学生会后，这些学校的沉闷局面立刻为之一扫，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起来。王学明、彭涛、黃敬、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敖白枫、吴立人等党团员及骨干分子带领各大、中学进步学生发起签名拥护《八一宣言》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师生中的影响。11月初，平津十校学生联名签署《抗日救国自由宣言》，反对分割中国领土，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停止内战，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北平临委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于11月18日宣布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年底组成学联党团领导了北平的学生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日本侵华战争运动的抗日救国热潮。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第5次示威游行，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12月16日是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空前壮烈的示威游行，迫使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黄敬登上电车演讲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期间，吴立人做为西安门地区负责人，领导了华北大学广大爱国青年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活动，举行了各大中学校集会和游行。期间，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没有被北平军警的威胁、驱赶所吓倒，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吴立人还通过平津教育界进步人士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世杰联系到了杨秀林（杨秀峰)、孙文书、邢西萍(徐冰)等同志，并通过杨秀林、孟世杰的影响，通过“教联”团结了一批进步教授、教师，他们在学校的讲台上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革命思想，有力地配合了学生救亡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也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以后，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分化破坏学生运动。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共指示精神，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寒假通过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1936年1月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正式组成。彭涛任党团书记，董毓华、宋黎、江明任总指挥。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约500人。1月3日，宣传团开始分四个团沿平汉路南下。吴立人作为彭涛同志的联络员、南下宣传团党团成员，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任第二团宣传队长，负责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党团员、传达党组决定。第二团冒着风寒到了北辛庄，向群众宣传救亡爱国道理。连镇上派出所里也有人同情他们，不干涉他们的活动。不料，反动当局知道了他们的行踪，就派军警和便衣侦察来追击他们，包围了他们的驻地——当地的一所小学里，不让他们活动。吴立人组织同学们分成小组，当晚摆脱了敌人的包围，按照扩大宣传团的指令做好对农民抗日救国的动员和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