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贻祥，1909年1月出生，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吴家湾人。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25军班长，独立第4师排长、代理副连长，红31军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教导队政委，援西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立夏节起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4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营政治教导员、工作团主任、太行军区第1军分区冀西分区支队政委兼地委武装部长、太行军区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129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参加了抗大总校上干队学习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第18集团军军工部部长、华北企业部长治第2兵工厂政委等职。建国后，任中央重工业部华北兵工局第1兵工厂政委兼党委书记，华北军械部副部长，中央军械试验靶场选场委员会主任、军械靶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第20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国防科委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少小贫苦  历经磨难

    1909年阴历正月初八日，张贻祥生于金寨南溪贫苦农家。全家9口人，仅有三亩薄田、三间草房，全年出产粮食仅够三个月，其余时间只能靠野菜度过饥荒。父亲张良英，与母亲张汪氏共养育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张贻乾，一年中有一半时间给地主做短工，另一半时间当货郎做点小生意，后为躲避国民党反攻倒算，挑着两个孩子到外县讨饭。二子张贻厚，长年在地主家打长工。三子张贻祥，八岁后才在本村念了两年私塾，后又与弟弟一起到外村念书；时间不长，由于灾荒和外债增加，就辍学在家，帮助家里干一些拾柴、放牛等农活。14岁开始到舅舅家做活，16岁到冷冲帮工，18岁到地主家打长工。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只能换来200斤玉米，帮助全家勉强度日。三个姐姐十余岁就先后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928年春节，母亲到地主家借粮无果，反被地主放狗咬伤，从此一病不起，当年4月就去世了。青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使张贻祥的反抗精神与日俱增。

    二、接触马列  投身革命

    1928年，张贻祥在地主家做雇工时，偶然接触了被土豪劣绅斥为“赤色分子”的革命人士。在一起扛活的有个叫张世才的帮工，他经常悄悄地向长工们宣传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黄麻起义爆发后，张贻祥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坚定地回到家乡南溪，一边做农活，一边寻找党的秘密组织，终于在1928年5月参加了商南秘密农会小组。在农会的组织领导下，张贻祥勇于冲锋陷阵，与大家一起，杀了地主张赤桓、毛三爷、扬山吴家少爷、流波噇蒋家十少爷等一批地主老财，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1929年4月，张贻祥与弟弟张贻瑞一起参加了赤卫军，被编入麻河二区游击队。5月，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的一名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随后，张贻祥随红32师参加了对地主武装、民团、清乡队、编练队和联保办事处的历次战斗。红军所到之处，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沉重打击了乡绅、地主武装和民团的嚣张气焰。

    1930年12月14日，在第三次攻打金家寨战斗中，由于上码头敌人工事坚固、火力较强，红军进攻一度受阻。张贻祥所在的红4团奉命担任主攻，他们敢于牺牲、勇猛冲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于撕开敌人阵地缺口，取得了战斗胜利，拔去了敌人部署在鄂豫皖苏区的一个大钉子，对此后鄂豫皖苏区红军大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鄂豫皖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红军主力约有5万多人，苏区人口达350万，20多个县全部建立了红色政权，独立营和赤卫军也发展到20多万人。

    由于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1931年3月，经汪乃宽介绍，张贻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两次“肃反”死里逃生

    1932年4月，张贻祥担任连指导员期间，被错划为“改组派”。原因是，作为连党支部书记的张贻祥，为便于开展组织工作，把18个党员的名单悄悄记下来放在衣服口袋里，结果被搜了出来，认定为“敌特”行为，被反绑着关进了牛棚。关押期间，由于连续多日无人送饭，饥渴难忍，只能歪躺在地，侧过身子喝地上的牲口尿。这样，张贻祥一蹲监狱就是几个月，每隔几天就被拉出去审讯，戴上麻绳编的手铐，反绑着吊在房梁上，一吊就是十几分钟，最多的一次反复吊了十回。因监狱的伙食极差，又喝了不干净的水和牲口尿，他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吊起来时恶臭的粘液顺着屁股和大腿流淌，行刑的人厌恶他不卫生，放下来后还要变本加厉地灌辣椒水、压杠子、劈腿叉，直到休克、昏迷才肯暂时放过。如此反复，直到8月中旬，张贻祥才彻底得到“甄别”，因为是贫雇农身份而被释放。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张贻祥任团特务连副连长兼党支部书记，再次被“肃反”。某天夜里，站岗执勤的哨兵发觉动静异常，随即开枪射击，后来发现是打死了一条狗。因当时红军粮食不足，大家吃不饱肚子，于是战士们就烧了狗肉开了荤。张贻祥因此被诬称为“反革命吃喝委员会主任”，抓进了牢房，并在“公审”大会上接受审判。他的连长和指导员先期被抓，均被政治保卫局的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同时，他们在旁边监视其他被审人员，如果发现有恐惧、害怕表情，就认定是“改组派”，现场处死。由于张贻祥抱定坚持到底的决心，自始至终表现镇定自若，未被抓住其他把柄，暂时就没有被处理。不久，当地土匪进犯红军，他被临阵松绑，在团部交通队“戴罪立功”。暂时获得自由的张贻祥，扛起冲锋枪，拿起大片刀，光着膀子奋力冲在最前面。最终，交通队打了胜仗，新任的团长和政委看他打起仗来还挺顽强勇敢，不象“改组派”，就解除了对他的怀疑，把他调回了218团教导队。

    四、空山坠崖  结缘枪械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部驻扎在四川通江空山坝地区，当时东有国民党军刘存厚部，西有田颂尧部，他们对红军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总部决定以11师、12师为主力歼灭东线的刘存厚部，打破敌人包围。张贻祥所在的第73师218团奉命正面坚守大、小骡马和小坝子等阵地，堵击西线田颂尧部的进攻。空山坝战斗当天，师长王树声亲临阵地前线指挥作战，看着前面黑压压的敌人，他一再叮嘱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到50米再打！”战斗从下午开始打响，王树声带领红军战士勇猛还击，与敌人展开多次肉搏战、拉锯战，用勇气、牺牲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天色变黑夜幕拉开后，空山坝突降大雨，加之敌人进攻猛烈，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为赶在拂晓前消灭敌人，218团团长按照王树声要求，写了一封信，命令张贻祥带一个小分队送到坚守在另一个山头的三营。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时，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张贻祥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他带领几名战士与敌人正面交火，掩护另外几名战士突围迂回送信。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估计战士们已经把信件送到三营，他们才开始实施撤退。面对敌人枪弹的持续扫射，他们只能摸黑紧贴地面匍匐后撤。行进中，不知不觉爬到山崖边缘，突然，他觉得身子一滑，连人带枪从悬崖边跌了下去。当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大亮了，他发现自己正被吊在一棵松树杈上晃悠。原来，是随身的米袋子、子弹带和斜背的步枪挂住悬崖上的树杈，救了他一条命。直到这天下午，三个砍柴的老乡发现了他，把他拖上崖顶，藏到家中。战斗结束部队打扫战场，寻找失散人员时才找到他。归队后，王树声高兴地对他说：“你立了一大功，救了我们一个营！”张贻祥80寿辰之际，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曾为其赋诗一首：“空山战斗挂悬崖，隔日三农救到家；西北沙滩建伟业，同心奋起振中华。”而正是从空山坝战斗后，张贻祥与枪械结下了不解之缘。

    五、丹巴筹粮  激流遇险

    1935年8月，张国焘公然实施分裂活动，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这时，张贻祥任93师279团参谋长，随师部一同南下。由于部队严重缺粮，当部队行至丹巴河时，张贻祥奉命带领一个排的筹粮队（其实只有几个人）到河对岸筹集粮食。丹巴河位于大渡河上游，两岸高山险峻，中间水流湍急，再加上连续阴雨，此时的丹巴河浊浪翻滚、激流澎湃。本来不远处有吊桥，因为当地群众长期受敌人反面宣传欺骗，在红军到达之前将桥破坏了。没有渡船，红军只找到两只皮筏子。他们借助于波浪的惯性力量，用木板一点一点地向前划。到了河对岸藏家寨子，他们挨家挨户寻找粮食，找到粮食后就放下几块大洋，或者留下一张借粮的欠条。返回渡河到达河心时，正巧一股洪水激流奔涌而至，突遭巨浪冲击，皮筏顿时失去控制。紧接着又撞进一个大旋涡，皮筏子顺着水漩的方向飞快旋转，另外两个战士吓得脸都白了，慌乱之中连声喊叫：“跳河吧，快跳吧！”张贻祥赶紧制止说：“不能跳，跳下去必死无疑！”就在紧急万分的时刻，皮筏碰到了暗流中突出的一块大石头，被石头一顶，反被弹出了旋涡。他们又顺势用力一划，终于脱离了险境。等到爬上河西岸，因为疲劳和惊吓，大家躺在岸边几乎无法站立起来。第二天，红军筹粮队冒着生命危险，又到对岸筹集粮食。好不容易找到几袋麦子，就地用老乡的水磨磨成约三、四百斤面粉，分装成6袋。第三天，张贻祥带着两个通讯员扛着3袋面上了第一只皮筏，他担心皮筏负载过重，易于倾覆，临出发前丢下一袋面粉，顺利返回对岸。后面3个同志舍不得扔掉到手的粮食，坚持装了3袋面，划到河中心时，突遇急浪，被冲进一个石缝里，再也没能出来。在丹巴河边停留的五天五夜里，红军为了筹集粮食，有近百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六、两越雪山  三过草地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向阿坝、班佑地区挺进。第一次穿越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时，红军出发前仅按每人每天一、两把青稞炒面标准分发了3天口粮，沿途沼泽遍地，环境异常恶劣，饥饿、干渴、泥潭等随时会带来致命危险。张贻祥所在团有一个排，实在忍受不住饥饿，夜里采吃了草地蘑菇，结果集体中毒，20多人几乎全被毒死。草原气候变化莫测，时雨时晴时有风雹，文工团里十二、三岁的小红军本来就饿得站不住，几天下来，有的硬是给冰雹打死了。凡是能找到、能充饥的东西，大家都平均分配，相互照顾，不让一个人吃亏。经过一个月左右艰苦行军，红军终于第一次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草地。

    1935年9月，张国焘再次胁迫方面军南下，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再次穿越草地，许多红军指战员没有直接牺牲在反动派的炮火之下，却被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的草地夺去了宝贵的性命。10月下旬，红军穿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此后，方面军决定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东下川西平原，形成南下现实。

    1936年2月，张国焘因南下方案屡屡碰壁宣告失败，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且共产国际也支持红军北上，不得不表面上赞同北上方案。3月初，方面军开始西进，再次翻越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大雪山脉中段海拔5000米的折多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不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为避开风暴袭击，必须在每日12时前通过顶峰。这样，部队不得不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在陡峭的山坡上刨开冰雪，辟路前行，终于又一次翻越雪山。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红31军从炉霍地区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上。这次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由于比以往两次路途远、时间长，刚过一个星期部队就断粮了，指战员们再次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来充饥。他们每人柱着一根树枝，小心向前挪动，一不小心就有战士陷入泥沼，越是挣扎陷得越深，有时连救援人员也一块儿淹没进去。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个人的性命，越来越多的战友倒在了草地泥浆里。红军过草地时，后面的人无需向导，只要随着络绎不绝的红军尸体向前走，就可以找到正确的行军路线。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再次走出了草地。

    七、深入敌后  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开始后，张贻祥受命先后担任八路军涉县工作团、武涉工作团团长，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组建“八游支队”，组织发动群众，发展统一战线。

    1938年2月9日，以桂干生为司令员、张贻祥为政委的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成立，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山区活动，破坏铁路交通，拆卸枕木钢轨，剪切通讯电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们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政权，把一批又一批的武装人员输送到主力部队。1938年5、6月份，仅3个月时间，他们就严格执行师部命令，向八路军总部选送了500人的优质兵员，这些人政治成分好，百分之七十是党、团员，为组建成立八路军特务团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后，他们又按照师部要求，以赞高团为基础，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织了符合要求的1800人，编成了385旅13团。从1937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是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到1938年底，八游支队发展到6000人左右，加上平顺、昔阳等8个县游击队和地方独立营，共有10000余人。

    1939年，张贻祥到太行独立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后任晋冀豫军区2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参加了多次“反扫荡”斗争。1941年开始，任129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直工科总支委员会委员。那时129师师部有一批知识分子，张贻祥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做不好师部机关的支部工作。邓小平政委鼓励他说：“机关官多兵少，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你是老做政治工作的，来这儿好！党管干部，该管就管，首先把支部工作做好。”由于敌人的封锁，各抗日边区纷纷学习八路军359旅搞起了大生产运动。129师师部的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开荒队，以反击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师部党总支带领下，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和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一批女同志，也都和男同志一样，一起上山开荒、种粮种菜。八路军平战结合、屯田开荒，获得了较好收成和极佳效果，有效打破了敌人封锁。

    八、制造军火  保障战需

    抗战初期，八路军因武器装备不足，逐步开办了一些修械所和炸药厂。1943年1月，张贻祥由129师师部调往军工部，从此踏进了军事工业的大门。

    军工部下辖的兵工厂实际上只是一些手工作坊，设备、工具和工艺基本是土法上马。以土窑洞、农宅、庙宇作工房，用木制风箱作鼓风机，用泥土制作化铁炉和砂箱，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的陶瓷缸作硫酸容器，用日常用棉作硝化棉发射药原料，用大铁锅脱脂，用土炕当烘干机，用擀面杖当碾棍，剪刀代替切片机进行生产。每个兵工厂只有极少数几名自愿投身革命、来自城镇的所谓专业技术人员，其余大部分都是从社会上招收的铁匠、木匠、铜匠、锡匠等手工业者和农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张贻祥与工匠们一起制模具、翻砂、打铁、拉皮带轮，战胜了生产技术和物质生活困难，保障了战场军需。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和严密封锁，军火生产难以为继。为了筹备原材料，张贻祥亲自与各村农会一起发动群众献铁、献铜、献火硝，汇集群众的智慧和才能，研制生产出多种规格、多种品种的地雷，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地雷战。军工部从抗日战争初期只能以修理枪械、炒制炸药为主，逐步发展到能够制造简单的枪械，以后又生产出50mm口径小炮及炮弹、迫击炮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武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区兵工厂昼夜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到1946年底，这里的兵工企业已有职工3000余人，生产能力发展到能复装山炮、生产野战炮弹，月产82mm迫击炮弹8000余发、手榴弹23万枚，复装各种枪支8万支，制造小口径火炮180门，生产各种枪炮发射药1.5吨，硝铵炸药2.5吨。他们生产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华北、淮海战场，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