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鲜明特点和基本原则，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1929年12月，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首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成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我们党的建设和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田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在摸索中前进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个年头，共产党员从一大召开时的57人发展到几万甚至十几万[①]，但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共产国际没有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经验。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但党当时还不明晰中国革命的性质，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②]。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与共产国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关系造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依赖，完全遵照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指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一个先进的党要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份，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重心。但是共产国际忽视了中国的国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共产党员中农民的比重占了绝大部分，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时统计，党员成份中农民占百分之76.6，工人只占百分之10.9，而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比例减少到百分之七。基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没能为中国共产党输送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确理论和办法，而是片面地强调工作的重心在城市。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注重思想建设的创造性做法，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接受。

    2、从一大到六大，党中央没有总结形成思想建党的科学方法。在此期间，党中央对怎样搞好党和红军的建设，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没有形成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和国情的科学办法。从党的历史文献来看，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党的一大没有制定党章，而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一纲领没有关于如何进行党的建设的具体内容。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党章，但是没有涉及如何进行党的建设等具有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基本上是程序性、技术性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党的三大、四大、五大都对党章作了修正，但都没有涉及党的思想建设，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党员标准。1928年党的六大对党章进行了较大修改调整，形成了第二个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但是这一党章仍然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第一、二个党章中没有提到思想建设，但在建党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思想政治工作做了有益尝试，可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反思和觉醒，特别一些党组织也开始注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囿于时代环境和各种条件局限，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未提升党中央层面，也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3、“三湾改编”、赣南“四整”是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人数由起义之初的8000人锐减到7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针对实际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有：整顿组织，端正思想；层层设立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破除军阀作风，确立新型官兵关系。三湾改编从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着手整顿，厘清党员的思想问题，并且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连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赣南地区对其部队进行了四次整顿：天心圩整顿思想、信丰整顿纪律、大庾整顿组织、上堡整训队伍。特别是1927年10月下旬在江西安元天心圩，部队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提高官兵思想觉悟，坚定革命胜利信心。朱德也从思想工作入手，用“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铿锵话语激发红军将士的革命豪情，端正党员的信念和理想。这些做法充分说明当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已经重视党内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仍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总结提升到党建原则的层面和高度。

    4、“新泉整训”为“思想建党”奠定基础。经过赣南“四整”、“三湾改编”的两支部队分别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28年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成红军第四军，并于1929年1月转战赣南闽西。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2月3日，红四军到达连城新泉，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政治整训主要目的在于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耐心引导指战员共同查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分析产生各种错误思想的原因，制订纠正的方法。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召开多种类型的座谈会，找干部、士兵谈话，深入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大家共同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同时，开展思想教育运动，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统一认识。这些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特别“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原则

    1929年12月28日、29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首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

    1、摆正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位置。《古田会议决议》涉及党的组织、教育、作风等多个方面内容，而摆在重中之重的是思想建设。一是首先强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开篇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③]。接着从党员大部分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党的领导机关对不正确思想缺乏坚决斗争和正确教育等方面分析了原因。随后从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个方面，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并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措施，“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二是把政治观念正确作为入党首要条件。政治观念是个人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具体表现。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就给我们党和军队确立了无产阶级性质，从根本上明确了为工农、为人民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决议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明确发展新党员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第二，忠实；第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第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第五，不吃鸦片、不赌博。并指出对已经入党但不符合条件，且屡教不改的，一律清除出党。三是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最迫切的问题。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④]。强调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基于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的充分认识，把思想政治教育确定为最最迫切的问题。

    2、确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由党和军队的所担负使命任务决定的。《古田会议决议》立足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观点，根据当时的特殊环境和斗争形势，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科学研判，提出了红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古田会议突出铸牢人的理想信念之魂，批判了在少数同志中存在的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悲观情绪以及不愿意到生活艰难的地方工作的享乐主义，强调要有计划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分析，把革命的目前阶级和它的前途问题作为教育材料，引导党员和红军士兵正确分析和估量形势，肃清雇佣思想，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二是理论武装和思想改造。强调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以及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三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避免主观主义，同时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四是阶级和阶级利益的教育。决议指出有的同志因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而出现报复主义，强调这是种削弱组织和战斗力的销蚀剂，在此基础上，引导党员和士兵正确对待和处理利益矛盾。

    3、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就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古田会议制定了具有较强针对性、操作性和生动性的工作方法。一是教育。注重从理论上铲除错误思想的根苗，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进步的政治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官兵，这是毛泽东同志建党建军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显著特征。同时，决议把“党内教育”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写进了会议的决议，具体地总结提出了10种教育材料以及党报、政治简报、训练班、个别谈话、批评等开展党内教育工作的18种方法。二是以人为本。决议明确提出禁止枪毙逃兵、废止体罚打骂士兵的肉刑，注重以人为本、人文关怀，要求优待伤病兵，“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⑤]，通过用科学方法管理党员和士兵，引导党员和士兵增强主人翁精神和团结协作意识，进一步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和革命追求。三是宣传发动。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定位问题。决议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的一个重大工作，忽视了，就等于削弱红军的势力，强调要通过办报纸、编小册子、办训练班、开政治讨论会等方法，开展切合实际的宣传活动，扩大政治影响。同时，决议还针对积极分子、游民群众、敌对分子等不同对象，提出了不同宣传要求。四是党内批评。毛泽东在写给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批评其为“陈毅主义”。在之后的战斗中，红军的接连失利让陈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看到毛泽东这封信后，他不仅没有丝毫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要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通过这次思想的交锋，让红四军领导人认识到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思想武器。因此，决议提出了“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等重要论述，强调要“使党员明白批评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 [⑥]，要求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决不能把批评用作个人攻击。五是纪律保证。古田会议要求“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证。如，强调“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⑦]。通过这种严明纪律规矩的做法，促进党员和士兵把握底线要求，筑牢思想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