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红二、六军团发现湘鄂两省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拥兵自重，完全可以利用边地的特殊地理条件与其周旋，各个击破。再说，桑植是父亲的老家，加上他的外婆是与桑植一江之隔的湖北鹤峰人，我母亲家在慈利，在革命前后，他走遍了这两大片地域。在此指挥两个军团战斗，他轻车熟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龙回到了水里。

    湘西攻势至此不足3个月，战绩却是相当辉煌。此时，从贵州传来消息，中央刚开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统帅的位置，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不过，中央红军摆脱了重大危机，真正考验红二、六军的时候也到来了。因为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湖南军阀何键完成了截击和追击任务，回师湘西，“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敌军陡然增至80个团。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改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战线伸展到湖北宣恩地区。之后半年，他们机动灵活，在湘西和鄂西来回穿插，连续打了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几个大仗，歼敌2个师，1个旅，1个师部，毙敌师长谢彬、旅长李延龄，活捉敌师长以下军官100多人，士兵8000多人。被活捉的敌师长，即西路纵队司令张振汉。

    张振汉是在忠堡战斗中被俘的。说是“围剿”红军，最后竟连他这个纵队司令都被红军捉住了。张振汉被俘后，红军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把他杀了。在一片杀声中，我父亲却说：此人不杀，让他在红军大学高级班当教员。父亲还说，战争是要死人的。国民党军那么强大，武器那么好，那么训练有素，而我们是一支农民军队，在战斗中全凭一股血勇之气，猛打猛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何时能取得胜利？我们办红军大学，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把敌人的本事学过来就是一招。别看张振汉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但他懂军事，懂战略战术，红军大学正缺这样的老师。

    张振汉换上红军的灰布军装，果真当了红军大学的老师，而且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他教军事理论，也教新缴获的武器如何操作。几个月后，他又作为红军的一员，随将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长征，成为唯一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还让有关部门派人到武汉找到他太太，帮她化妆成农妇，接到延安，让他们夫妻团圆。解放后，张振汉官至武汉市副市长。

    1935年11月19日，接到中央命令，父亲带着红二、六军团20000官兵，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给养，也带着我这个生下来只有18天想送却没有送出去的婴儿，告别荒山野岭埋葬着他们成千上万的同伴，在桑植刘家坪宣誓长征，追赶一年前踏上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1981年，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永顺人民，在塔卧慷慨地用一座山，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烈士纪念碑”。碑名由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当年在湘西成为我姨父的萧克上将题写。

    沿台阶攀上山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烈士纪念碑，顶天立起，直插云霄，就像从巨大剑匣里拔出的一柄利剑，必须昂起头，倒退好几步，才能看到碑顶。朵朵白云从碑顶悠然飘过。看见18个熟悉的镏金大字，父辈们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另一面碑。那是立在几棵松树下的烈士名录碑。我走过去看这面碑，仔细辨认碑上刻着的姓名。然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粗糙的碑面侵蚀得斑斑驳驳，我没有读出一个完整的名字，甚至一个完整的字。这让我心生悲凉，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瞻仰完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名录碑，在一个能看见塔卧全貌的位置，我默默站了一会儿，眺望了一会儿。永顺在湘西不算发达，偏僻的塔卧与我几十年前来寻访时看到的样子一样，浮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一片片鱼鳞般的黑色屋瓦。往远处看，是层层叠叠的山，波浪起伏的岭，一缕缕灰白的雾在黛青的山色中缓缓地飘，分不清是炊烟还是云朵。这时候，自然而然，在我的脑海里蹦出了几句诗，是在战争年代牺牲了6位亲人的毛泽东在1959年回湖南韶山故乡时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