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是一个重要亲历者对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如实评价。

    遵义会议前，党内军内对“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日益清楚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开始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实行战略转兵，改变红军行动路线，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以争取主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原定的向西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的计划。

    红军究竟该向哪里走？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

    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到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创建新苏区。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１２月２０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传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随后，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１月７日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与会同志支持

    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史册。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１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３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５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

   王稼祥随后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１月１７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