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为陈长江。

    前不久，我应邀在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参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郭胜霞毛体书法展”活动时，再次见到了总参干休所离休干部、中央警卫团警卫大队原副大队长陈长江老人。85岁高龄的陈老，虽已耄耋之年，但仍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我想，这也许与老人家一生军人生涯，尤其是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特殊使命中练就的过硬的政治素质、高贵的个人品质和强健的体魄不无关系吧。在活动的间隙，陈老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陈长江，1931年生，江苏海安人。1946年参加新四军，1949年入党，1950年，因为参加大生产成绩突出，被评为泰州军分区的劳动模范，同年7月出席了苏北军区的劳动英模大会。1950年，陈长江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次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担任毛主席警卫，一直到毛主席去世。陈长江是建国后担任毛泽东警卫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另外，他还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十二分队分队长、一中队中队长、干部大队大队长职务。此外，他还担任过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

    在警卫毛主席的27年中，陈老经历了许多的“内情”往事，但令他刻骨铭心的有两个“九月记事”的往事回忆——

    1971年9月：跟随毛泽东南巡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非常岁月，陈长江一次次跟随毛泽东南巡。

    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他见证了主席专列改变一次次行程的内情。

    “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我都随同前往。每次随行的警卫人员，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外出的时间、路线及到达的地点等有关情况，制定出实施方案和计划。”陈长江说，每次他都精心安排警卫人员带多少，需要准备多少物资和装备，警卫部队按什么样的顺序编成怎样的队形，如何组织中途停留、驻地布置的兵力。“这些工作，有的非我参与不可，有的就由我布置安排，督促检查，组织落实。我每次总是全力以赴，不得有任何的懈怠。”

    1971年8月中旬，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向陈长江布置了毛泽东外出南方期间随行警卫的任务，要他们迅速做好准备。专列至武汉，毛泽东主持了4次会议，8月28日到达湖南长沙。陈长江说，毛主席这次到长沙，也顾不得像往常那样，出去走一走，而是一住下便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来开会，来谈话，很是忙碌。

    8月31日，专列开进南昌。住下之后，毛泽东便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有关负责人谈话。陈长江说，当时，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离南昌50多公里的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主席十分关心她的情况，常向了解情况的人问起她的表现。由于毛泽东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看望女儿的日程一直没能排上，最后带着遗憾离开南昌。

    9月3日，专列开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1号楼内。陈长江还是老习惯，布置警戒，查看周围环境。不久，陈江江觉察到，毛主席这次在杭州的情绪越来越不安，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毛主席这样，陈长江他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

    杭州，是毛泽东常来的地方。这次，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了，整个杭州的外围警备系统都是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而毛泽东对陈励耘表现出厌恶。有一次，陈励耘到毛泽东住处看望，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个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支支吾吾。

    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3辆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

    9月10日中午刚过，毛泽东忽然对陈长江说：“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下令提前离开杭州，汪东兴曾回忆：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的一位与毛主席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去口信说，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妨碍他人走路，暗示毛主席“请速离开”。毛主席起初听到，还有些纳闷：这会妨碍谁呀？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虽然他这时还不知道林彪的政变阴谋计划。

    当日下午6时许，专列顺利驶抵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往常，毛泽东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陈长江按惯例做了主席下车的准备。列车停下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

    11日中午，专列从上海火车站开出，晚6时许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这里完成加煤、加水和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向北疾驶。按往日习惯，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顿，这一次却一反往常，一路不停，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在这里，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仅停了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便出发了。

    12日13时许，专车驶进北京丰台火车站，停在这里。毛泽东往常外出，从来没有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正在陈长江嘀咕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治委员纪登奎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治委员吴德、司令员吴忠登车进到主席的车厢。原来，一直在路上思考同林彪一伙斗争的毛泽东早就安排好了在这里同李德生等几个谈话，意在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也给他们谈一些防止林彪一伙搞极端行动所进行的种种必要部署。很多年后，陈长江才知道这些真实的情况。

    两个多小时后，李德生一行才离开，陈长江送走了他们。李德生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当晚7时，专列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不久，陈长江随毛泽东顺利回到了中南海。返回后，陈长江安排好哨兵及值班人员，交待完成注意事项后，已是晚上10点多了。

    由于好几天没有休息好，陈长江回到家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可是，才睡着不久他就被警卫中队游泳池值班室派人来叫醒了。有些疲乏且有些不高兴的陈长江赶到游泳池值班室，见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已提前到达，看到他们神情庄重而严肃，陈长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汪东兴说：“林彪逃跑了，是乘飞机跑的。”

    9月13日凌晨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乘汽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听说总理要来，陈长江急忙去门口迎接。汽车刚停稳，陈长江就急忙上前拉开车门，周恩来匆匆下车后，与前来迎接他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便一起进了毛泽东的卧室。

    这时，陈长江已通知警卫中队指战员迅速起床待命，并把常用的几辆大小汽车也已调来，做好了应急准备。

    20多分钟后，周恩来、汪东兴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了。周恩来的心情很沉重，但眉宇间已开朗了很多。他对张耀祠和陈长江等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向周恩来请示说：“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加深思后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

    14日下午，陈长江只见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周恩来见陈长江等人在门口，掩饰不了喜色，说：“终于有了结果，终于有了结果。”说着，便进了118厅。原来，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13日凌晨2时许飞出国界，进入蒙古境内，机影便在我军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从此，大家已经历那段极为担心的时间。到了现在，我国驻蒙使馆发回消息判明，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机上人员8男1女全部死亡，机号是256。

    1个多小时后，周恩来从118厅出来，高兴地对陈长江等人说：“林彪摔死了，折戟沉沙，机毁人亡，坏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取得了胜利。毛主席说，这是处理林彪事件最理想的结果。”
多年后，陈长江回忆起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时，不无感慨毛主席明察秋毫的洞察力，正是毛主席这些高度的警觉，粉碎了林彪及其爪牙的一个个阴谋，才能躲过了一次次生死劫难！

    1976年9月：伟人长辞解密毛泽东身后事

    陈长江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在特别年代接触到一些特别的人与事，也目睹或参与了一些特殊事件。其中，对有关毛泽东逝世后的细节他特别记忆犹新……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停止思想了”！生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对他个人身后事的处理，他临终前也没有做任何交代。

    中南海“二○二”平房里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那里开会，从深夜1时许一直开到黎明时分。讨论的问题仍然没有定论。在会议室门口值班的陈长江等警卫人员，不时往里送些开水。从断断续续听到的议论中，陈长江知道主要争议集中在毛泽东身后事的安排，遗体的处理，发丧的形式、规模，是否邀请或者允许外国代表团前来吊唁等事宜上。

    会议的气氛与其说是讨论，倒不如说是争论，说话声音很高，陈长江听出各方观点明显对立，情绪也很激动。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央也早有决定的政策，中央领导人的遗体应实行火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他的遗体应当永久保留。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仍然没有结果。

    最后，还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提出分两步走：先做遗体的保护，这是必需的，以利于进行发丧、吊唁；然后再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研究决定，或火化，或保存，都是可以的。时下当务之急是对遗体实施防腐处理，否则，连发丧期的几天都难以维持下去。就这样，一下统一了与会者的认识。于是，中央决定迅速布置各项工作，分头抓落实。

    汪东兴从会议室出来，匆匆赶到警卫值班室打电话给卫生部，找专家来研究下一步工作。因为时间紧迫，他说话很急，对方大概也缺乏思想准备，他讲的那些话对方怎么也听不清，不得不反复问答了几次，才算是传达下去。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375人组成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料理毛泽东的治丧事宜。治丧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及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办公室共有7个组，即秘书组、群众组织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其中，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瞻仰活动的警卫保卫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兵的组织。警卫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黑龙江厅。

    9月9日上午，中央决定于下午6时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不久，中央又提出将播出时间由下午6时提前到下午4时。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台开始预告：“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在距离播出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

    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广播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随即，世界各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将之作为特大新闻予以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发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有记者报道称：“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毛泽东去世的噩耗中醒来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跟不安中的听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连续播出3遍毛泽东逝世的讣告，在播出第二遍之后，广播事业局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说他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的讣告，中间的6分钟哀乐时间太长要剪短。经过商议，最后决定将哀乐压缩到3分45秒，跟周恩来逝世时播出的时长一样。结果，在播出第三遍时发生了严重的播出差错，在哀乐之后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一时间，全国各地听众纷纷打电话质问、抗议、谴责。

    当天，汪东兴把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警卫队长陈长江找去，交代说：“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警卫工作一直是你们一中队负责的，现在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主席遗体的警卫任务仍由你们一中队担任。”汪东兴还特别对陈长江强调说：“你们要和毛主席在世时一样，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这也是非常光荣的……”

    很快，陈长江从一中队挑选了20多人，召集大家进行了研究，着重让大家明确配合卫生部专家的工作，做好遗体的安放、警卫和护送工作，并要求大家坚守岗位，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给毛主席站好最后一班岗。

    9月10日下午，重新测量毛泽东遗体的尺寸后，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浅灰色。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穿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周福明为毛泽东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技师马燕龙为毛泽东做了细致的化妆整容。

    9月11日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他就要永远离开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

    凌晨3时许，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陈长江组织8个人用担架将毛泽东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推着小车，把遗体送上了这辆大型灵车，并与卫生部的专家们配合，守护在遗体的两侧，防止在行车中对遗体造成任何的损害。担负毛泽东遗体转移工作的车队的编排几乎和毛泽东生前外出时一样：前卫车6个人主要负责安全，保证顺利通行，后卫车也是6个人，不同的只是中间的主车不是往日的轿车了，而是一辆灵车——车体宽大，顶部较高。在后卫车之后，是华国锋等护送毛泽东遗体的中央领导人的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最终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按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将在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群众性的吊唁。大会堂北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放在大厅中央早已摆放好的平台上，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当天，棺罩未来得及罩上，毛泽东遗体是敞放的。大厅的气温保持在摄氏15度以下。但是，川流不息的瞻仰人群使室内温度居高不下。这天的哀乐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当场演奏的，铜管乐器中喷出的都是热气，同时，大厅里的灯光很强，也散发着热量。专家们经过研究，建议撤除乐队的现场演奏，改为播放哀乐，并控制灯光总量，主要保证主席遗体顶上的那盏大灯，并加盖水晶玻璃棺罩。

    随后的一周内，各界群众代表和党政机关干部、各国驻华使节等30多万人到大会堂吊唁、瞻仰。在为期7天的吊唁过程中，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中央警卫团的其他干部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广播电视中也停播一切文艺节目。

    当时，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当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张春桥、江青就要求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见状，赶紧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才缓和一些。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泽东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陈长江和邬吉成、李钊、毕景荣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由于最初决定遗体保护只是为了各界人士的追悼活动，因此，遗体保护的医务人员只做了一般性处理，往遗体里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福尔马林等，以防止腐烂。然而，就在吊唁活动进行期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泽东的遗体即从大会堂被移至毛家湾西的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在起运前，毛泽东的遗体被先从水晶棺中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由新华社长期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摄了毛泽东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对转运行动做了周密的考虑，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一队承担迷惑任务。张耀祠带领陈长江所在的车队护送着毛泽东遗体出人民大会堂北门，直接开至毛家湾西的某地。汪东兴在这一车队坐镇。在这次行动之前，汪东兴和张耀祠找陈长江等开会说，中央决定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在那里存放毛主席的遗体，供后人纪念瞻仰。纪念堂建设时间可能要1年时间，这之前保护毛主席遗体仍由一中队负责，并指定陈长江负责，还强调要保密，这里的情况不能向任何人讲。

    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徐徐前行，向毛家湾驶去。不多时，到了目的地，首先映入陈长江眼帘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立在大铁门旁。车在大门口停下了，大家陆续下车，将毛泽东的遗体抬下，经过一个空旷的院子进入隧道。陈长江发现里面十分宽阔，足以使4辆汽车并排通过。又走了100多米，方来到了这个颇为神秘的遗体保护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