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丁国钰,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西北少共道委机关总支书记,红28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25军74师宣传科科长、第5团政委。1938年8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政治处副主任、1旅2团政治处主任,延安抗大总校5大队政治处主任、4大队政委,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2师政委,东野5纵14师政委,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委,四野第42军124师政委。1950年2月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工委书记,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7月后,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市政协主席,中国驻挪威大使、驻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离休。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丁国钰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翻开丁国钰的任职简历,我们发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任过类似于外交使节职务的道委巡视员一职,抗美援朝中又有过首席谈判代表的经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中国驻几个国家的大使,我们完全可以称他为“红色外使”了。在丁老的”外使”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也是他干得最辉煌的,一是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二是护送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
(一)担任中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停战谈判
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63周年,7月27日则是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打点行囊准备回家。
这一天,对于丁国钰来说,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1953年,他作为板门店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对于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1、谈判“造就”了将军
虽然从事了多年外交工作,但仍然有人称丁国钰为将军。丁老生前曾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说丁国钰将军怎样怎样。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称我为将军的。”
丁国钰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他17岁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42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随军入朝。参加谈判以前,他已经四过汉江,正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美国人认识到,把中国人打败不容易,就通过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力克提出谈判请求。丁国钰认为,当时斯大林怕战事扩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急于让中美谈判。而美国人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在远东,如果牵扯下去,财力没问题,人力上受不了,所以才谈判停战。所谓停战谈判,就是只谈停战,不谈别的,政治问题不谈。
外交部的李克农、乔冠华到前线负责谈判工作。1952年,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丁国钰对人说。
2、波兰总统向周总理告状
“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接回北京,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误,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丁国钰以后的人生。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波兰总统的潜台词是,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我们应该看看后果。
周总理结束访问后,就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丁国钰说。
丁国钰没想到,第二天到西花厅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问他的出身,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的党,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没有批评任何工作上的事。
原来,这次“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想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虽然一开始,他还不愿意离开军队,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和丁国钰一样,经历过这次谈判的很多工作人员,后来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领导干部。
3、谈判的幕后英雄
“发言的是朝鲜代表,但发言稿都是我方草拟的。”丁国钰说,当时谈判每方四个人,志愿军和朝方各两人,美军和南朝鲜也是各两人,发言的时候是朝方代表讲话,可实际上重要的稿子都是周总理那边亲自决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农出主意,乔冠华拟好,经党委同意后报总理批准。丁国钰说,代表们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大多数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然都如坐针毡,但竟然僵持了132分钟。副代表柴成文走出帐篷就此请示了李克农,我方还是按兵不动,最后美方沉不住气,先开了口。
丁国钰说:“李克农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克农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克农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到朝两党关系时,谈判桌上,都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由中方管理。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克农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停战后,丁国钰第二次被专机接回北京。
总理说现在停战了,要求丁国钰把志愿军代表团成员都带回来,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丁确定。最终,丁国钰决定把火车、飞机带回来,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朝方。
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金日成亲自授予了一级勋章。
记者采访时,丁国钰有时陷入沉思、沉默片刻后,他总是忍不住感叹,“我们为了中朝友谊、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孙文晔
(二)护送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1、
作为曾经与中国共产党生死决战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旅居美国数年后、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度过余生,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对于李宗仁下决心回国的思想动因,丁国钰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周恩来总长期耐心地做了李宗仁的思想工作。丁国钰知道,周恩来主要是通过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做李宗仁的思想工作。那时,周总理每天都与程思远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就向他详尽介绍国际、国内形势,介绍我党的统战政策,并强调指出不要对美国政府再抱有任何幻想,特别是我党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统战政策,都通过程思远如实转达给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使李宗仁对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另外,我党及周总理对侨居海外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既可回国看一看、走一走,又可回来住一段,也可回来一段再回去等来去自由的政策,使旅居海外的原国民党一些军政人员都纷纷渴望回国看看形势,李宗仁由此也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二是我新中国日益强大起来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促使李宗仁想回到祖国的怀抱。丁国钰在回忆与李宗仁短暂相聚的时光时说,李宗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旅居美国期间对美国军队比较了解,故此对于中国军队开赴抗美援朝战场是十分担心的。而这场战争最终确以中朝军队将美李军队赶至三八线以南而结束的结局,使李宗仁认识到中国军队那战无不胜的伟大。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也是一支很了不起的武装力量。后来,李宗仁还陆续得知新中国能自己制造坦克、大炮乃至飞机等消息,使他愈来愈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特别是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遍世界,使所有海外的炎黄子孙无不欢欣鼓舞,而李宗仁闻知更是感触深刻。作为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心里比谁都明白国民党败走台湾时留给中国共产党的是怎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今,新中国不仅自己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且工业、农业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李宗仁当代总统时国民党政府所无法想象的。正是因为新中国在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中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功,使李宗仁认识到美国虽然与台湾有共同防御协定,但协助台湾攻打中国大陆,那已是镜中花、水中月的虚幻之事了。这让李宗仁回国的想法逐步确定了下来。当然,李宗仁还向丁国钰谈及他在海外生活中的诸多不便,诸如,人生地不熟,找不到适当的朋友聊天,电影、电视全是英文,自己一点也看不懂。最重要的是感觉自己离开祖国之后,就像一片浮萍,无法立足扎根。这种种苦闷和孤独,都使中国传统思想较深的李宗仁想到了祖国。但是,李宗仁告诉丁国钰,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他是绝对不会去的。虽然在南京的时候,他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但实际上所有的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一个人手里,而他李宗仁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傀儡罢了。蒋介石对外宣称自己下野只是迫于社会压力所作的一种假象,最后国民党失败了,蒋介石自然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他李宗仁的身上,所以他与蒋介石之间已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了。所有这一切都使李宗仁下决心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来,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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