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国民党军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鄂陕、豫陕两地惨遭敌人破坏，第九路游击师叛变投敌，其他各路损失都很惨重。根据地危在旦夕!当时，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都从报纸上获悉红二十五军已转战到陇南陇东，遂于9月9日在商南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双方一致同意将两特委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和坚持斗争。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陈先瑞、李隆贵等人为特委委员。

    根据特委决定，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以及第六、七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与豫陕游击师的四个游击大队，共同组成红军第七十四师。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治委员。全师总共700余人，编成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连。红七十四师组成后，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展了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1935年12月6日，陈先瑞指挥红七十四师首战青铜关旗开得胜，歼敌庞炳勋部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团一个营，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战后，陈先瑞又及时收拢了第三、五路游击师，补充和壮大了红七十四师。1935年12月26日，红七十四师一举攻占宁陕县城，歼敌保安团300余人。接着又攻占佛坪县城，歼敌一部。这时，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即在宁陕、佛坪之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宁佛工委，建立了几处区乡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

    1936年春节之前，当陕军警备第二旅由南向北进攻而来时，红七十四师于除夕之夜北出秦岭，直入户县境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这一行动，迫使西安、宝鸡之敌慌忙派兵堵截。然而，红七十四师又迅速转入秦岭，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歼灭了新组建的一支保安部队。

    1936年2月，当敌人集中10多个团向宁佛地区发动围攻时，红七十四师由佛坪西进，于沿途歼灭华阳、江口镇两地民团，直奔陕甘边界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先后歼灭该地和黄牛铺民团400余人。遂于双石铺、黄牛铺之间，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割电线，切断川陕公路交通达半月之久，并截获敌军用汽车五辆，缴获一批粮食、物资。红七十四师远程奔袭双石铺，凤县、宝鸡等地接连告急，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部，也不得不派出飞机连日进行侦察。这一连续的作战行动，与红一方面军此时发动的东征战役，恰好形成东西两线的战略配合作用。

    1936年2月28日，当敌第四十九师跟踪追击而来时，红七十四师又掉头东返，翻越风雪茫茫的太白山，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突破了敌军四、五个团的围追堵截，胜利返回到宁佛地区，于东江口作短暂休整。就在这时，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从陕北经关中到达东江口，送来《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重要文件。3月24日，郑位三以他和陈先瑞的化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经过及有关情况的报告，交由程福才带往陕北。

    1936年9月中旬，驻扎陕南境内的几支敌军，大都纷纷向西调去。根据这种迹象判断，陈先瑞估计到陕甘边的战事告急，但他并不了解长征北上的红二方面军，此时已相继占领两当、徽县、康县以及围攻凤县的作战情况。为了掌握情况和配合行动，陈先瑞立刻派手枪团尾随敌人西去，一面跟踪进行侦察，一面袭扰敌人。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由西安写信给红七十四师，并派李涛、张国华、龙飞虎及电台机要人员，找到红七十四师。李涛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立即成立了陕南军委会，军委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这时，红七十四师即奉命奔赴潼关、灵宝之间展开行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阻止国民党“讨逆军”对西安的进攻。

    1937年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奉命到达商县地区，与南下配合友军作战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的游击战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在跟国民党进行关于红军驻防区域的交涉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必须让徐海东、陈先瑞部放弃陕南开至渭河以北。而毛泽东在决定徐海东部撤离陕南时，以陈先瑞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开渭北，无法勉强”为由，“坚持该部留在陕南”。后经交涉，终于达成了此项协议。这一驻防区域的划定，意在防止内战再起时以便同陕北红军相互策应。

    1937年2月初，红十军五团撤离陕南后，红七十四师遂于春节前后进驻镇安、柞水等地。后因粮秣供应困难，便移到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这时，全师三个团共2100余人。1937年8月，陈先瑞奉命率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警备第一旅第二团。

    在此之后的15年，陈先瑞又先后三次进入陕南，依次为：1946年7月，陈先瑞命率部北返商洛地区，就任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7年7月，陈先瑞奉中央军委电令，调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1948年5月，陈先瑞所率领的第十七师根据中原局电令，与第十二旅共同组成陕南军区，陈先瑞又一次奉命进入陕南。从1934年12月8日第一次进入商洛，到1949年12月8日解放汉中，他历经了15个年头，也经历了“四进陕南”的艰苦征战。“四进陕南”的转战经过，时间总共长达五年半之久。1950年5月，他告别了陕南这一方血染的土地，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故事之三：“将军班”班长

    红二十五军中三位赫赫有名的将军----陈先瑞、韩先楚、刘震均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 “将军班”。

    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名为大队，其实也不过一个连，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武器装备较好，行动神出鬼没。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抓团总，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医药、物资；同时也刺探敌情，偷袭敌军，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乘机“捞上一把”，即运回苏区;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故名“特务四大队。”

    被称为“老班长”的陈先瑞，那会儿才刚刚18岁。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也有一段小插曲: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孤单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部队将其留下。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再当红军。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将其留下，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勇敢，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韩先楚则是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于是三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

    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敌人斗智斗勇，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

    1933年10月，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因此，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

    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大模大样，虚张声势! 于是他们精心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戴上礼帽，换上大褂，穿上新鞋，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教书先生”。随后，以刘震充当“书童”，韩先楚充当“家丁”，跟随在“教书先生”身边，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保驾”。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轿夫”，一路上轮流抬轿。该班的其他战士，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紧紧相随于后，并保持一定距离，危急时刻以作策应。

    进入车站时，刘震、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闪开，闪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来了!”这一招拿手好戏，演得有声有色，热闹而有气魄。担任盘查的军警，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只是撩起轿帘一看，把手一招，即一拥而过。进入站内，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驻足相看。临到上车时，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如此这般寒暄一番，以掩人耳目。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个“将军班”成功的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吴焕先军长称他们为“一把小扫帚”所到之处，让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陈光瑞”，出现在“战斗详情”中；毛泽东誉他为红军的“陕南王”。以此可知，陈先瑞的名声影响力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