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上海2016年7月29日电（吴力斌）7月23日上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罗雄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暨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纪念馆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大同幼稚园旧址、中华革命党机关旧址等地参观考察。团中央旧址纪念馆馆长王娟、中共上海市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曹力奋陪同参观。

    一、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由团中央捐资修建，于2004年4月2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为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该弄于民国4年（1915年）8月下旬开工建设，至民国8年前建成。坐北朝南，原由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租用。1959年5月26日，列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展厅建筑面积779.8平方米，分为序厅、中国青年英模展厅、上海青年运动史展厅、“渔阳里”历史展厅和旧址五个部分，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青少年教育示范基地。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团中央机关重要阵地，与团中央机关相邻，1920年9月于此开设“外国语学社”，同时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主要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学习，培养造就革命人才，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湖湘学子在长沙船山学社贺明范校长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推荐来“外国语学社”培训，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外国语学社还陈列了青年刘少奇、任弼时的全身塑像。

    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组的，王一飞是浙江组的。河南组的只有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这里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出了不少优秀人才。

    外国语学社的校舍，系一幢两层楼的典型石库门房屋。刘少奇入学后，就知道该建筑物虽然外观平凡，其实很不寻常：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前夕，经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即吴廷康的筹划，这里便办起由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随即向上海《民国日报》社供稿；没隔多久，此处又被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团章规定“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团机关代替团中央职权”。当时，楼上为办公室和宿舍，楼下设了教室。许之桢的《关于渔阳里6号的活动情况》言及：“刘少奇、柯庆施住在楼上厢房。住在那里的人有的睡棕绷床，有的睡板床，也有的就睡地铺，帐子是不用的。楼上客堂也有铺位。刘少奇也在别的地方住过，有时与萧劲光住在一起。俞秀松、李启汉住在楼上厢房亭子间，并放有油印机。杨明斋住在楼上灶披亭子间，是中俄通讯社办公的地方，放有写字台，楼下中厢房是吃饭的地方。”随着人数的增加，原有宿舍越来越拥挤，刘少奇主动与部分学员在附近另觅住处。他们每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五元六角，经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

    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翻译的（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据《周伯棣自传》记述，尽管经费极其困难，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帮助下，这里筹建了图书室，“开办初期，还靠沈雁冰捐了八十元稿费才成立图书室”。在授课老师中，教俄文的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教法文、日文、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袁振英，均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后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司女子商务学校毕业)教俄文，据《王元龄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称：“我是1920年夏季从哈尔滨毕业的，7月份回上海。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过了阴历年约2月份初春，我到这里来教书，未到大热天约阴历5月份就结束。”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都被安排在俄文班，他总是上课仔细听讲，课余用功温习。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并经常进行政治学习，在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

    外国语学社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吸收了二十余名新团员。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提到：“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刘少奇和学员们一道，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而且，还深入到工厂，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帮助建立基层工会组织。

    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常抽空阅读《新青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等，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缮写。更可贵的是，他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萧劲光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时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二十余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年九月，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由此可见，刘少奇早年是在外国语学社完成了思想上最重要的转化，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踏上了革命道路；而这里新型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也为他在建国后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