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位于黄浦区南昌路100弄(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是一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石库门旧式里弄住宅。这里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的寓所。1920年初，陈独秀自京抵沪，在此寓居，《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于此。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在这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5月，毛泽东来上海，曾到这里拜访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此开会，成立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们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等问题。他们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此同时，《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交由陈望道负责，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此参加编辑工作。同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住在楼上亭子间里编辑。

    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局机关在此办公。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央局工作，与李达、张国焘经常在此讨论党的建设工作。由于《新青年》经常发表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陈独秀两度在这里被法租界巡捕房拘捕。此后，中央局机关和陈独秀从这里转移别处。

    1951年，《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经陈望道等勘查确认，于1952年修复，并曾作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二馆对内部开放。1959年5月26日和1980年8月，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居民住宅。

    三、大同幼稚园旧址

    大同幼稚园旧址位于南昌路48号，是一幢两层小洋楼，青砖红瓦，70多年前，这里曾是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摇篮。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批又一批为中国美好未来奋斗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在黑暗中为光明奔走呼号，而他们年幼的子女却无人照顾。为了保护和抚育烈士的遗孤以及部分身在异乡的党的领导人子女，1930年3月，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党组织以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在戈登路武定路口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今江宁路44号，现已拆除）中创办了一所幼稚园——大同幼稚园，取名大同，寓世界大同之意，让这些远离亲人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

    可是，这处房子并不是很安全，因为它的对门不远处就是英国巡捕房，而且空间很狭小，孩子们没有足够的活动场所。1931年春，大同幼稚园迁移到陶尔斐斯路341号（即今天南昌路48号）这幢小洋楼中，这里不但地方宽敞，房间坐北朝南，阳光充沛，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而且周围环境幽雅安静，比较安全。不远处即是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那里花红柳绿，燕语莺声。阳光明媚的时候，孩子们还可以到公园里自由自在地游玩、嬉戏。

    大同幼稚园的负责人董健吾是在革命处于危难时刻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公开身份是圣彼得堡牧师主持。接到任务后，他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置办家具、衣物，把大同幼稚园营造成一个温馨的家。园内的保育人员大多是地下党及其家属。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澎湃的儿子彭阿森、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力和李竞等烈士遗孤或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先后被接到这里。毛泽东的3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也曾在这里生活过。

    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要以支持共党”论处。随后，租界当局又派人到幼稚园查问基金来源、职员履历、孩子的父母情况等。1931年4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上海的形式日益严峻。1932年3月，一名保育员外出办事后突然失踪。为安全起见，党组织解散了大同幼稚园，将孩子们安全转移。这座小楼却因那段特殊的经历而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