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建航空学校

    （一）延安派出的建校人员陆续抵达东北，立即开展搜集航材

    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派出的第一批筹建航校人员（6人）于9月2日乘飞机出发，除王弼因建张家口航空站需要而留下，其余5人均由刘风带领，改陆路急行，9月下旬即到达东北。他们到东北局报到后，立即开始四处搜集航材。

    1946年初，第二、三批建校人员陆续抵达东北。他们一路走，一路搜集航材。

    第三批人员由朝阳赴本溪途中，在铁岭附近的平顶堡附近，发现一个日军遗弃的发动机翻修厂。经清点，有飞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100多箱，汽油几百桶，还有其它设备和零配件。他们如获至宝。

    1946年2月底，魏坚、陆夫等人去东满调查机场设施和搜集航材。由于东满一带的机场曾是日军的一个基地，日军战败后，这一地区的机场几乎都被苏军炸毁，只有海浪机场尚且完好，但也面临被毁掉的危险。他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保住了这个机场。后来，这个机场成为老航校教学训练的重要机场。

    （二）选调学员，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

    创建空军，首先建航空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

    党中央正是基于这个决定，在日本投降后，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在布局东北的同时，陆续将早已在延安积蓄、储备的各类航空人员全部派往东北筹建航空学校——主要是分三批，少数零星个人也都先后赶到东北汇合。

    就在延安出发的第一批筹建航校人员9月抵达东北，紧张地忙于搜集器材时， 10月下旬，在“东总”领导下，在本溪参加改编一个日本航空队的工作；并于11月下旬，迁往通化。

    在通化，“东总”选派的顾磊、白平、姚峻、马文等20多名干部也先后到达。此时，从延安来的于飞、张华，和从苏北来的白起、何健生、吉翔、秦传家等起义人员也先后到达。

    1945年底，在通化，选调学员的工作很快得到落实，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选送学员109人，炮校选调5人，参加航校的筹建工作。

山东抗大分校部分战友

新四军选拔的部分学员

    由于这批学员的参加，航空队的人员成分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东总”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兼任总队长；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白起、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

    航空总队建立后，各项工作迅速推进。部分人员着手恢复飞行；学员准备文化补习和航空理论学习；机务人员一边抢修破飞机，一边继续在各地搜集航材。

马车拉飞机运输队启程

    搜集航材的任务，仍然很重，有时需要全体出动。

    （三）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校训“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用于献身、开拓新路”

    1946年2月中旬，魏坚、常乾坤等第二、三批从延安出发筹建航校人员，带着沿途搜集到的大量航材来到通化，与第一批到达的人员汇合。他们的到达，加强了航空总队的领导力量，成立航校的条件日益成熟。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起，就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自己的蓝天梦想走来。经历二十多年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培养、锻炼自己的人才；同时，也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广泛搜集、团结各类航空人才，终于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办自己的正规的航空学校，有计划地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了！梦想终于实现了！

    正是共产党带领下的各路航空人才发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用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创办了共产党自己的航空学校；他们还将继续发扬，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前行！

    1946年3月1日，上午10时，在通化中学，何长工、吴溉之、常乾坤、黄乃一、顾磊、白起、林弥一郎等人走上主席台。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央军委和“东总”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门

    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副校长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训练处处长何健生，学生大队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林弥一郎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改任校参议兼主任飞行教官。航校的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对航校的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初期代号为“三一部队”，后改为“六一部队”；人们一直亲切地称其为“东北老航校”，或“老航校”。

自己修建教室宿舍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刚成立的航空学校在3年9个月的时间里历经四次大搬迁。

    老航校建校于通化，起飞于牡丹江，壮大于密山，发展于长春。

老航校四次大搬迁

    1946年2月，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3月占领沈阳，直逼本溪、四平。刚刚成立的老航校立即搬迁到牡丹江的海浪机场。1946年4月底，航校完成了向牡丹江的第一次大搬迁。5月，“东总”任命王弼为航校政委，不仅加强了航校党的领导，也加强了学校对机务维护工作的组织领导。

    1946年7月，飞行一期甲班进入飞行训练阶段，航校训练再次遇到困难。世界各国培训飞行员的惯例都是三步走：依次放飞初级、中级、高级教练机。但航校仅有的4架初级教练机，破旧不堪，修复1架试飞时发生故障坠毁，其余3架无法使用。航校没有中级教练机，仅有10余架“九九”高级教练机。航校领导将问题交全校讨论。学员们态度坚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学飞行，不怕困难，也不怕牺牲。教学员的坚决态度和勇敢精神得到东北局和“东总”的支持，坚定了航校“三步并一步”走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在教员的精心指导下，吴元任刻苦认真，勤学苦练，仅带飞了12个小时，就于7月21日顺利地放了单飞！之后，所有学员都陆续放了单飞。就这样，老航校人以老航校精神，闯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长春，牡丹江地区受到威胁，海浪机场遭到频繁空袭。11月，老航校第二次大搬迁，搬到了靠近中苏边境的东安（今密山）。

    1947年2月，以原新疆航空队的成员注1为主，此外，还有几名延安的红军干部、抗联干部，共同组建了“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与国民党起义的刘善本机组一起从延安出发，先后到达东北老航校所在地——密山，参加老航校的建设。

    1947年9月26日，东总调整航校领导班子：“东总”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政委吴溉之兼任航校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

    1947年12月5日，中央军委下发指示，指出建立空军已经成为迫切任务。这时的航校已基本摸索到飞行训练的规律，形成了适合自己情况的独特训练方法，训练和管理均趋于正规。为适应建立空军的需要，加快培养各类航空人才，特制定出《两年训练规划》。老航校开始按期班计划组织飞行训练。

    1948年1月1日，随着“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校也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北大部地区获得解放。3月，航校第三次搬迁，校部从东安搬回牡丹江；各机场仍正常训练；机务处和三所工厂仍留在东安。

    为弥补训练飞机数量不足的问题，6月，学校组织试制滑翔机；7月底，2架滑翔机试飞成功。8月5日，东北军区领导罗荣桓、李富春、刘亚楼、伍修权等人专程到现场观看其飞行表演，并批准开办滑翔机训练班，加快训练速度。

    辽沈战役期间，航校派人，相继收编国民党空军留下的机场、飞机、航材及人员。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航校先后派出近百名接收人员，在各野战军的支持下，收复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全国各地的航空工厂、设施、器材和人员，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和建立人民空军集聚了力量。

    1948年7月，航校成立航空技术委员会，立足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需要，拟定出《关于建设航空工业发展的提案》。8月，航校写信向毛主席和朱德报告情况，提出关于航校发展建设的建议。

    1948年年底，航校工作重心开始调整和转移，在加快培养航空人才的同时，为建设空军做准备，为兴办新中国航空工业大基础。

    1949年3月，航校校部第四次搬迁，从牡丹江迁到长春。

    注1：1938年，共产党敏锐地利用新疆当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借用盛世才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学校，以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为学员，编入其航空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这些学员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四年顽强刻苦的学习，顺利毕业。在盛世才投降蒋介石、反苏反共后，他们又经历了四年的牢狱之灾；1946年，经党中央多方营救，才经历各种艰难曲折，7月11日，返回延安。在延安稍事休整，编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赶赴东北参加老航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