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动委会在朱蕴山主持下，紧密依靠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广泛宣传“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主张，有效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大批热血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帮助新四军解决了不少物资困难。

    1938年10月，廖磊主皖，执行反共政策，排挤打击“动委会”中的进步力量。1939年3月，朱蕴山愤而辞去“动委会”中的职务。5月，朱蕴山到重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根据他们的建议，朱蕴山于同年8月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蒋介石兼任）的李济深身边工作，负责与张澜、沈钧儒、刘文辉、龙云等西南军政上层人士的联络，推动团结抗日。1940年春，李济深就任国民党桂林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蕴山随其到了桂林。在桂林期间，他奔走于重庆、成都、雅安、昆明等地，争取国民党军政要员，团结抗日。

    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为了调解国共冲突及自身的生存，一些中间党派积极筹建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此，朱蕴山作了大量的联络、协调工作。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在重庆召开，选举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朱蕴山担任常委并兼任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1942年8月，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穿越中越边界，拟往重庆会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途经广西时不慎被当地地方武装拘捕。朱蕴山受周恩来委托，带着李济深写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信件前往柳州。经其多方努力，终使胡志明同志获释，圆满完成了周恩来委派之任。

    1943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朱蕴山在李济深授意下，到重庆征得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后，赴雅安会见刘文辉，商讨联共反蒋大计。他向刘文辉转达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领导同志以及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的意见，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析之以势，鼓之以气，终使刘文辉认清了形势，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坚定了联共反蒋的决心。11月，朱蕴山由雅安返回成都会见张澜。张澜希望他再赴昆明，去做团结龙云的工作。从1943年11月底到1944年4月初，朱蕴山两赴昆明，与龙云三次密谈，促成了龙云与中共代表的直接联系及其对云南民主抗日活动的保护和支持，推动西南团结抗日防蒋和民主运动的开展。

    为国为民劳奔波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全面以动内战。面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祸国行径，各地学生纷纷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李济深一方面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一方面开始筹划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委派朱蕴山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947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提出了挽救时局的七点主张，明确了组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思想。7月，朱蕴山从上海到达香港，他在听取了李济深的意见后，又分别谒见了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并与中共中央华南局取得联系。1947年秋，谭平山、柳亚子等人应李济深、何香凝联名邀请到达香港。朱蕴山向他们介绍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并与他们交换意见。期间，柳亚子对民革宗旨和李济深领导民革提出异议。朱蕴山对他做了耐心地说服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蕴山被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并暂代仍在国外的冯玉祥的政治委员会主任之职。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等代表民革中央于6月25日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号召”。是年底，朱蕴山、李济深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受中共中央之邀秘密离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会议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区的强大攻势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随即宣布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4月5日，朱蕴山等4人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乘专机到达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意见，劝其认清形势，结束内战。同时，他们还做了大量争取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工作。由于李、白等人坚持“划江而治”，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两日后攻占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朱蕴山仍然派专人致信李宗仁，劝其“壮士断腕，放下武器”，真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1949年9月，朱蕴山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白首不渝献祖国

    朱蕴山从青年时代起就离家求学，1906年考入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加入了光复会。1907年参与徐锡麟刺杀清朝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押赴刑场陪斩，亲眼目睹了恩师英勇就义的情景，临危不惧。1981年逝世后，乌兰夫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概括地介绍他光辉的一生。乌兰夫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和皖南农民暴动，并在上海晋谒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执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从事革命活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二大。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通缉。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积极支持中共开辟鄂豫皖苏区，参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与李济琛、蔡廷鍇等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三去太原，推动抗日，多方支援坚持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并掩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9年至1944年，在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团结国民党民主派，积极进行民主活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和谭平山、陈铭枢等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1948年在香港与柳亚子等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 ’号召，随后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任历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至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

    1987年11月，杨静仁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朱蕴山同志诞辰100周年指出: “朱蕴老同我们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他和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员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者，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掩护和帮助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我们党开辟鄂豫皖根据地，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都曾得到朱蕴老的热情帮助。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党，一贯支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维护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们许多同志和朱蕴老交往中，感到他对党感情很深，同我们坦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作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对于这样一位多年风雨同舟的老朋友，我们党是十分尊重的，也是不会忘记的。”“回顾朱蕴老的一生，最为可贵的是，他始终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因而在毎一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都能保持正确的方向，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朱蕴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进步的一生。”

    在这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朱蕴山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真理所在，革命需要，总是不惧坚险，四方奔走，为革命作了大量工作，从不居功自傲，争名夺利。正如他自已在写的诗中所云 :“南北东西一野鸥，虚名虚利不虚求。愿将一片丹心火，化作人间老马牛。”

    （此内容根据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