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化资料馆馆长安孝义先生向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先生提供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等资料（管其乾 摄影）

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化资料馆馆长安孝义先生向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先生提供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等资料（管其乾 摄影）

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化资料馆馆长安孝义先生向瑞金市党史研究室提供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资料（安孝义  提供）

左起永安民间党史爱好者安孝义、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廖副主任、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原副曹春荣和永安媒体管其乾等在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合影留念（李女士 摄影）

瑞金市党史研究室收到安孝义先生提供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等资料后出具的收条（管其乾 摄影）

    2016年4月12日下午3时许，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化资料馆馆长安孝义先生与瑞金市党史专家互赠资料并探讨了长征目的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其中，安孝义向瑞金市党史研究室赠送的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等资料证明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出发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同样高举北上抗日旗帜。

    一、巧遇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并发现“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安孝义是福建永安市的党史研究室爱好者，2006年10月中旬，安孝义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中看到了一份采用钢板刻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尽管这份宣言书没有落款，但其落款日期与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的时间一致。安孝义的父亲是一位八路军战士,曾参加过山东反扫荡，曾是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对党和红军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好这一年，福建永安市小陶镇石峰村发现了80条红军标语和一幅红军抗日漫画，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涉及北上抗日，如全中国抗日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实行对日作战”、“国民党说抗日，为什么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等。2006年七一期间，安孝义曾多次深入石峰村考察，并写下了《石峰村印象记》、《石峰村•诗五首》、《石峰村•诗三首》等诗文，同时，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他的脑海里形成“究竟石峰村的红军抗日标语与长征和北上抗日有何联系？”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在安孝义的脑海里思索。

    2011年春，永安市重新启动申苏工作，安孝义作为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申苏工作特邀研究员全程参与了永安市的申苏工作，期间，他多次与当地省、地领导和专家进入石峰村，经搜索和查阅大量的党史文献，安孝义于2012年2月29日在人民网党史频频发表了《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论文，2012年4月29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到永安苏区考察时为石峰村题字确认“北上抗日宣言发布地石峰”。此后，他又于2012年7月15日和2014年7月15日先后写成了《再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和《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先后发表在中国红色旅游网、2012年第4期《三明党史期刊》和2014年第8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湖南省十佳期刊《湘潮》杂志等媒体。期间，他通过互联网找到了200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中看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并将此作为中央机关主力红军长征时的宣言书也确认1934年7月15日在福建永安石峰村及洪砂一线与红九军团会师的时间为为长征第一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正式出征时间证据，一并写入《再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和《三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二、网上宣传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引来瑞金党史界关注

    2016年2月19日，安孝义在福建《永安之窗》网站转载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宣言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word文档全文。此后，他多次接到瑞金党史研究室一位先生的电话，要求安孝义先生提供这份重要文告的影印件图片资料。考虑到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可当面探讨等，安孝义决定抽空将这份重要的党史文献资料影印件照片送往瑞金市党史研究室，受到了该室廖九平副主任的热情接待。

    双方就长征的目的和意义等进行了探讨。安孝义强调，从1931年9•18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积极倡导并争取全民族抗战，并在赣闽粤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福建永安石峰村及洪砂一线出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直接谋求打通北上抗日通道的政治、军事大转移和大转变；而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也同样是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明确提到“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军队阻拦红军第一抗日先遣队北上，本军现在开始出发，卖国的国民党一定是要调动他的队伍阻拦我们的，本军当然要沿途扫除国民党的阻拦。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之反日工作： 一、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起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二、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议论给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屠杀迫本国群众和进攻苏区。四、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以及正在制造和从外国买来之武器来武装全体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五、解决抗日战争经费的具体办法，⑴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和商品，⑵停付日债一切本息，⑶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⑷实行财产累进行所得税，⑸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苦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六、动员广大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

    另外，笔者还从其他资料搜索中找到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同样高举北上抗日旗帜的相关文告和证据。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党的白区组织把迎接“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实际工作方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一九三四年十十二月三个月工作计划》明确规定：“依照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通知……用一切力量发动与领导下列区域的游击战斗”，“在皖南用最大力量布置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在红军北上抗日的路线上，首先在闽浙赣皖等地，动员最大力量去进行士兵工作，发动士兵要求北上抗日，不打抗日红军”。

    长征初期，沿途进行了“北上抗日”的宣传。11月，红军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宣传“要求‘北上抗日’的口号”和“六大纲领及苏维埃红军抗日反帝的主张”，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等；次年一月一日的指示提出，向贵州白军宣传“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等”。1934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内称：“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11月16日，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了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早在长征胜利70周年期间，曹春荣就写写了《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其中就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多次发表对日宣战、抗日三条件、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等文书，表明共产党和红军以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为重为己任。单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公开申明：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抗日三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随后就此事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从中就可以看出：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全部出动”、“大举北上”，以抗日救国。因而撤出远离抗日前线的中央苏区，只是长征的目的。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即在《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欣慰地说到：“英勇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管蒋贼之阻碍堵击，现终究在艰苦的斗争中很胜利的到达他们预定计划，对日宣战的目的[地——陕甘青宁晋等，以图配合中国反日群众和反日游击队义勇军，共同实行对日直接的抗日神圣战争收复失地。”

    1935年12月1日，张闻天在他所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长征，最后达到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

    1935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作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事实表明，“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而留守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的苦斗也是在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直接打通北上抗日通道的过程，因此，所有在积极谋求直接打通北上抗日通道和积极策应主力红军打开北上抗日通道的过程中牺牲的红军烈士们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