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1927年10月到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事革命斗争整整7年。这期间，毛泽东一方面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一方面建立红色政权，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下了多篇重要著作。因此这一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历的重要事件，将有益于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一、秋收起义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活动中，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大革命惨遭失败。
    同年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这段话的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在毛泽东自己主动要求下，中共中央的委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了。 但是，由于敌我实力对比悬殊，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三路起义部队均受到挫折，而且伤亡严重，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仅剩下1000多人。9月14日，毛泽东在第三团干部会议上当机立断做出改变了攻打长沙计划的决定，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角色转换。在这之前毛泽东是一介书生，主要做宣传鼓动培训教育工作。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由书生转变为战士，成为一名指挥工农武装驰骋沙场的军事将领。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造成巨大社会影响，展示了工农武装的力量。毛泽东由此更加坚定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信念。因此，秋收起义无论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还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突破重围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晚，毛泽东在其居住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长沙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状况，认为当前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提出对部队进行改编的意见。
    根据会议形成的决议，起义部队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下设2个营7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组织设置了党代表。同时，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每个连队建立民主选举产生的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组织士兵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对军官行使监督权，保障士兵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建党建军思想，为从此以后的革命军队建设明确了方向和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走上一条与旧军队和其他军事力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井冈山斗争

    从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下宁冈茅坪，到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走出井冈山出击赣南，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工作生活了1年3个月零7天。这一年多时间的革命斗争实践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由于得到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支持共产党的“绿林好汉”的支持，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井冈山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休养生息的地方，并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尽接着，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1000余人来到井冈山，同年12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余部800余人再上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两千多人激增至10000余人，一时间红军将士士气高涨，根据地革命群众得到极大鼓舞。
    这期间虽然也发生过由于湖南省委错误指令，导致红二十九军冒进湘南全军覆没的“八月失败”之类挫折，但总体上毛泽东有一段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认真分析思考了秋收起义以来的形势与任务，机遇和困难，写下两篇重要的文章，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毛泽东1928年10月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各派军阀的矛盾斗争，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他指出：“八月失败，完全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
    《井冈山斗争》是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原题为《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1928年3月，湖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央认为“毛泽东所部工农军的工作未能实现党的新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并决定给毛泽东“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这一处分当时被周鲁误传为开除党籍。为了让远在上海的中央了解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八月失败”和湘赣边区建设情况，并消除对自己的误解，毛泽东写下了这篇报告。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这两篇文章以及稍后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通过对井冈山斗争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

    四、从红四军“七大”到“古田会议”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敌军“会剿”，红军主力决定实施“围魏救赵”战术，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出击赣南，寻找有利战机，最终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开辟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在这期间，由于部队常常在急迫的军情中四处游击奔波，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从旧军队带来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在红军中蔓延。在此背景下，红军领导层中也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论。甚至在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出现一些不同意见。为了解决分歧，取得共识，红四军七大于6月22日在龙岩召开。因支持毛泽东意见的同志相对较少，在前委书记选举中，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前并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在毛泽东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相对于在井冈山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一次更为严重的挫折。
    11月18日，从上海返回苏区的前委书记陈毅带回了并立刻传达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后，中共中央作出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指示即“九月来信”。根据“九月来信”和陈毅诚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的亲笔信， 毛泽东于11月26日从上杭苏家坡村抵达长汀城，回到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根据数月以来对红四军现状的思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为大会写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深刻剖析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并明确提出了纠正方法。决议所强调的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实现民主集中制对后来党和军队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朱德、陈毅等高级将领逐渐增进了对毛泽东思想观点的理解，加之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正确性，所以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成为我党和我军建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

    五、富田事变

    从1930年5月28日中共赣南特委发出列字第九号《通告》发起肃“AB团”斗争开始，失控的肃反运动给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造成很大破坏，其中1930年12月12日发生的“富田事变”是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个最严重的恶果。
    1929年，结合联共（布）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共产国际向中国党开展“肃反斗争”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一直对曾经出现过的反共组织“AB团”保持警惕。
    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及此前支持袁、王的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被永新县委杀害。毛泽东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惜之余，难免对杀害的动机心存疑虑。
    1930年8月，反对毛泽东土地政策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主持召开中共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执行错误的“立三路线”，排斥，打击排挤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做出将刘士奇开除出党的决定。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并因此怀疑江西省行委被“AB团”把持。
    1930年10月，红军攻打吉安后缴获敌军文件中发现李文林父亲的字据，这成为认定李文林为“AB团”的佐证。
    1930年12月8日，为查明“AB团”的确凿证据，到红二十军抓捕刑讯“AB团”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激化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对立情绪，遂发生了武力围攻省行委并脱离红军总前委领导的“富田事变”。
    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的“反革命活动”。根据这一决定，以反“AB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长以上干部中的绝大部分被分批处死。参与杀害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的赣西南特委委员兼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副书记王怀等人也在这时被当作“AB团”成员而错杀。
    这次扩大化的肃反运动对红军和中央苏区建设造成很大破坏。毛泽东作为当时红一方面军和苏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对此承担主要领导责任。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事后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有深刻反思。1931年12月5日，毛泽东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发出了《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关于反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信中指出：“过去我们对于AB团的认识太笼统了，是将AB团扩大化了。……把AB团扩大到这样的程度 ……这一切是如何严重的错误啊！”
    紧接着，毛泽东在1931年12月13日主持召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
    《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案件审讯（除国家政治保卫局得预审外）和审决（从宣告无罪到宣告死刑）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
    这一训令的颁布，将肃反工作纳入苏维埃国家法制轨道，从而有利于防止肃反中乱捕滥杀现象的发生。这是毛泽东领导苏区党和政府纠正肃反错误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931年1月7日，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和红军部队的60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项英和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大会还选举中央政府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存在的时间只有3年多时间，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毛泽东在这期间主要写了两篇文章，《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解决红色政权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依然有指导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此前一个小时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立即着手组成各政府机关，开展各项政府工作。在战火刚刚熄灭，民生困苦，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上，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够以不可思议的自信的底气有条不紊地完成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宏大任务。而这种自信的底气主要来自于在过去多年革命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建设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得到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一次伟大的预演。

    七、从五次反“围剿”到突围转移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开创中央苏区根据地之后的四年中，伴随他们的主要事件是事关生死的五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指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辖10万国民党军进剿朱毛红军。12月30日，以红一方面军取得“龙冈大捷”、歼敌9000余人、活捉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标志，国民党的第一次大“围剿”被宣告失败。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1月29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理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5月16日至5月31日，红一方面军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大“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并亲任总指挥，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7月至9月间，红军六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粉碎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
    这三次反“围剿”都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进行的。毛泽东曾写过一幅对联来概述这种战略战术的内容和特点：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尽管这时毛泽东已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岗位，但是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朱德一道继续采取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主动退却，保存实力，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同样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6月，蒋介石经过周密准备，调集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队，共计50余万人，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反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历次反围剿中成功运用的“诱敌深入”等战略战术，教条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同强敌打阵地战、消耗战，致使红军损失巨大。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相继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根据地内线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在此情况下，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批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1934年10月16日晚，红一方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7000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走上后来被称为“长征”的突围转移之路。
    由于客观上国民党“围剿”力量过于强大，加之博古、李德的指挥失当，红军的突围转移之路一开始走的非常艰难。特别是在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时候，在敌军地面和空中的强烈火力攻击下，超过半数的红军将士阵亡，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仅剩30000余人。在这极度危险的紧急关头，已经失去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挺身而出，果断建议红军放弃挺进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贵州东部前进。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就这样，在遵义会议的前夜，毛泽东拨开浓浓乌云，为中国革命的从极端的困境中起死回生带来了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