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军委机关组成红旗、红星两个纵队，由一、三、五、九军团掩护，出会昌，取道广东北部边界，向湖南转移。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独立二十二师一直坚守会昌一带。4月间，蒋介石以重兵攻破苏区北线大门广昌后，7月，以31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全面进攻。且令广东军队陈济棠的11个师及1个旅加紧向会昌攻击。他们从国外购进新式大炮，在广东梅县配置1个航空大队，从天上、地面狂轰滥炸，节节推进。我军仅1个师，以血肉之躯，凭借土木石堡，节节抗击。经过艰苦战斗，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我前哨阵地盘古隘、筠门岭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部边界没有了凭险据守的要隘，红二十二师被迫退守站塘，沿着湘水构筑工事，背靠会昌城，坚守苏区南大门。

    筠门岭战斗失利，本是中央左倾路线指导的结果，国家保卫局却无辜逮捕了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还将六十三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团、营干部撤职查办，有的被判处劳改，有的被错误地处决。这时候，我被命令担任红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限期从红军大学去前线报到。新任师长周子昆、政委黄开香、参谋长孙毅也只先我几天到任。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部队很不稳定，我到任不久，国家保卫局的特派员，突然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政治部几位部长。当时，罗荣桓同志正在二十二师巡视工作。他原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因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被撤职，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他给我出主意，机智地迫使特派员放了人。但更使我们为难的是，由于在边界的会昌、平远、吉潭、寻乌、武平、澄江一带实行“左”的政策，群众发生疑惧，加上国民党以苏区奇缺的咸盐、布匹进行引诱、笼络，结果胁迫了一些群众反水，参加了“反共自卫队”、“铲共团”、“守望团”、“红枪会”。每当我军出战，他们便随同反动军队，在山上摇旗呐喊，擂鼓鸣炮，骚扰我军。有几次，参谋长孙毅和我带领小部队去澄江活动，一些被裹胁的老百姓竟包围了我们。他们中有的人身上带着纸画的神符，以为真的能刀枪不入，不顾一切向我军战士冲击。我们出战不利，几乎寸步难行，尝够了脱离群众的苦头。

    正当我们困难重重，一筹莫展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了。那天，只见一匹白马上面骑着一个清瘦的人，后面跟着四、五骑，向我们驻地驰来。我们迎出来时，马已到跟前，马上的人离鞍下马，我们才认出是毛泽东同志。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在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会上，听过他作报告。现在，他比那时更瘦了，面带病容，但两眼仍然明亮有神。他的到来，叫人喜出望外。

    到我师之前，毛泽东同志先去了粤赣军区、省委，在会昌住了约半个月，作了重要的调查。他在二十二师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广泛找干部、战士谈话，深入调查研究。他指导我们，不要死守在碉堡里，要组织小部队主动出击，到敌人周围的圩镇活动，袭扰敌人，巩固我军防线，确保会昌，要协助地方政府纠正过火的错误，宣传群众，争取群众。他分析了广东军队与蒋介石的矛盾，说广东军害怕蒋介石嫡系部队长驱直入广东，我们可利用这一心理争取他们，暂时不与我为敌。

    毛泽东特意表扬二十二师在筠门岭战斗中“打得积极，打得勇敢，打得好。”

    毛泽东同志在同我们谈话时，看我年纪不大便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十八岁。”

    他笑了，说道：“你这个小主任，要好好干。”

    接着他嘱咐师长、政委说：“不能老是让参谋长、主任带队伍去作战，你们要亲自出战，帮助小主任和参谋长。”

    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讲的方法试着去做，局势渐渐有所好转。

    不久，我们接受了迎接和护送广东军队代表来苏区谈判的任务。当时正是南方6月天气，炎热无比。广东军队陈济棠、余汉谋派来的代表是个大胖子，特别怕热。我们傾全师所有积蓄，买鱼买肉，摆酒设宴款待他，又用轿子抬送他去参加谈判。红军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却成天骂我们是“土匪”。我们尽最大努力搞好接待工作，让他亲身体验正确了解苏区，了解红军。据说，谈判是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叶剑英同志参加了谈判。这次谈判的顺利进行，对于我们稳定苏区南线，以及后来长征经会昌转移离开苏区起到一定作用。

    7、8月间，红七军团红十军北上抗日先遣军组成。寻淮洲、粟裕同志带领部队来到南线，红二十二师协同他们打了几仗，这些战斗行动为后来长征转移准备了条件。

    10月下旬，我们补充了兵员，全师达七千多人。随后，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转移的命令和行军部署。命令只说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去浙、闽、赣、粤、湘、桂、黔七省开辟苏维埃广大地区，要求绝对保密。实际上，当时中央意图是要出江西，去湖南、湖北边界处，即贺龙同志所领导的湘鄂西地区。命令还规定我师代号为“巴口师”，隶属九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左翼。

    那时，中央纵队庞大臃肿，像搬家一样连军械制造、印钞票印刷的笨重机器也抬着一起转移，每天只能前进三、四十里。

    红二十二师，从站塘出发，一路警戒前进，经高排到达重石圩。当时，不要说普通战士不了解行军转移的真实意图，上至师一级领导人下至普通干部，无一人做到心中有底。因此，队伍士气不高，完全没有过去迂回作战行军时那种活跃、欢快的气氛，再加上行军中天上下雨，每个人都是一身水一身泥，脚下的道路泥泞湿滑，部队在行进中疲劳不堪。这样，一些连队出现了逃跑现象。六十四团原有一千八百人，走了三天，非战斗减员高达一百多人，不少人不辞而别。第三天，我军行进到安远的版石。驻防这里的敌军在我到达之前，已经逃走，他们丢弃的大米、白盐，堆积如山。这几年，苏区遭到敌人长期严密封锁，盐比金贵，一块银元只能买到几两盐。人没有盐吃，浑身发软没有力气。现在一下子得到那么多白盐，真是惊喜万分。师部要求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带足三斤炒熟的白盐。

    部队连夜继续前进。深夜，部队行进到信丰的安息圩。据守安息的敌军有一个营，此时早已闻风逃走，部队顺利渡过桃江。

    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两个纵队，两万三千多人，驻扎在赣州至大庾、南雄一线。这些部队是广东军的精锐之师，兵员满额，武器精良，又有一个航空大队配合，依山靠水，利用章水、赣江天堑，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拦截堵击红军。
10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全军：“第一阶段前出到大庾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庾南雄之间通过（两城不含）”。规定“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保证野战军左翼安全”。

    10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出电令：“粤敌集结大庾南雄间，企图截阻我军于此，而大庾南雄之间是空虚的。”命令要求：全军改从大庾南康之间通过。

    江西、广东、湖南边界，五岭逶迤，山路崎岖，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又逢秋雨连绵，行军十分艰苦。一顶斗笠，挡不住风狂雨骤，一身单衣，抵御不了高山寒气。外面雨浇、风吹，里面汗湿、焦急，一路爬山过涧，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壮汉子也拖瘦了。全军浩浩荡荡，号称十万。前面部队走过，沿途粮食、瓜菜全部吃光，后续部队想找到一点可吃的糠麸、野菜都极为不易。同志们凭着对革命的信仰，在困顿、饥饿中熬着、拖着、挣扎着，不停地走着。
部队越过江西边上最后一个县城大庾，渡过章水。红二十二师行进到大庾北面的黄龙、西华山地区。这时，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电令：“九军团沿河西岸向大庾侦察警戒，以掩护军委两纵队左侧”。接到命令后，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军随即来到红二十二师，命令我们说：“中央纵队还没有过完，你们师守在这里，顶住大庾、南雄方面来的敌人。一定要钉在这里，死守这里，就是全师打光了，也要保证中央纵队全部安全通过。如果有误，军法从事！”

    根据军团长的命令，师部研究后决定：部队在黄龙一带建立阻击阵地，师政委黄开香带领六十五团在左面展开；师长周子昆和我带领六十四团、六十六团在右面展开，警戒大庾、南雄方面的敌人，完成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任务。

    作战命令下达后，全师进行紧急动员，部队从附近的铝矿和农村借来铁锹、锄头，紧挨着公路赶修野战工事。当初，我们开辟江西苏区时，毛泽东曾带领红军一度攻进大庾县城，红军在这里有影响。当地矿工和农民给了我们尽可能的支援、帮助。

    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嘉庆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做了很好的战斗部署，我们将二营放在西南第一线，一营放在东南侧，而将三营留作预备队，准备与敌人进行一场艰苦的鏖战，确保中央纵队安全通过。

    此时，已是农历九月下旬，时节过了寒露、霜降，又是下弦月，天黑，夜凉。我来到最前沿的二营查看备战准备工作，看到战士们一面紧张地挖掘作战工事，一面警惕地注视着大庾、南雄方面的动静。部队情绪昂奋，此时行军的疲劳已为等待战斗的激情所代替。我仔细观察前方，眼前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一片寂静的山野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打响。这时，随着一阵微风吹过，耳边响起山风吹拂松林而激起松涛的低吟，此间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吠，不禁使人感到悲凉萧杀、寒露浸衣。虽然如此，但大庾城近在咫尺，离粤北重镇南雄也不过几十公里，这里是广东军队早已安排好堵截红军的防线，他们绝不会轻易让红军通过的，天亮以后这里必将有一场恶仗。我嘱咐部队除了加固工事外，要抓紧战前的宝贵时间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打仗。战士们情绪很高，他们说道：“好好打一仗，比不死不活地拖着走来得痛快！”

    天一亮，大庾、南雄方面的敌人果然大批出动，飞机也早早地飞临头顶侦察，随后飞来的飞机向我阵地投弹轰炸。太阳出山时，我前哨连已同敌军展开激战。阻击敌人的战斗开始后，敌人越打越多，侦查员回来报告说，敌军分三路纵队，绵延有好几里路长，正沿着公路向西华山逼近。

    上午9时，敌军大部队接近我六十四团阵地。先是用一个营的兵力，攻击我二营阵地，被我打退。敌人警觉了，10点钟左右他们增加了作战兵力，调来一个整团，采取并排冲锋的战术向我阵地进攻。六十四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嘉庆命令我们的战士把敌人放到近处再打。当敌人进到距前沿阵地150米至100米近处时，我军所有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在我阵地前倒下一片，被迫退了回去。

    中午，敌人增派了飞机，配合地面的大炮，不停地向我阵地倾泻炸弹、炮弹。轰炸过后，敌人调用两个团的兵力潮水一般像我冲来。一时间，似乎漫山遍野都是敌人。二营依托工事，猛烈杀伤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激烈时，二营大刀连的战士跳出堑壕，同敌人展开肉搏，直杀得敌人胆战心寒。一时，大批敌人逼近我前沿阵地，我们的战士十分勇猛，他们舍生忘死奋不顾身，有人只身冲进敌群，拉响怀中成串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阻止敌人攻入我阵地。战斗中，二营朱营长身负重伤，三个连长，一个牺牲，一个负伤，仅剩下一个连长指挥。这时，帅荣团长命令调上预备队，三营立即增援前线阵地，我们誓死坚守阻击阵地，人在阵地在。

    战斗打到中午，战场上暂时沉静。这时，师长周子昆同我商量，为保持同大部队联系，又因他的腿在南昌起义中负伤已经残废，行走不便，因此他准备带领六十六团先行追赶大部队。我同意他先走一步，但要求他，说：“请把电台留下，我们好同师部和军团保持联系。”他把电台留下后，带领六十六团撤出了阵地。

    上午战斗开始时，我们阵地的左面炮声、枪声不断，这是政委黄开香带领的六十五团正在同敌人展开战斗。我从枪声上判断，他们的战斗紧张激烈。后来，枪声渐渐稀疏了，中断了。我估计他们已经撤离阵地。这样，我率领的六十四团的阻击任务更加艰巨困难了。面对成倍的敌人，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奋不顾身，宁肯牺牲，也决不后退一步，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顽强的坚守阵地。

    从下午到傍晚，敌人又组织了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激战持续到晚上6点钟左右。根据中央军委10月30日电令要求：“九军团应于本月30日黄昏脱离黄龙之敌”。“二十二师主力则配置于义安圩、枫树坝地域并作战斗的准备。其一个团则留在下坑地域监视青龙之敌”。天黑之前，我们接到军委纵队派出的联络参谋送来的通知，他向我说：“中央纵队已全部通过，你师胜利已完成任务，首长命令你们撤出战斗。”

    我们清点伤亡，打扫战场，就地掩埋好牺牲的同志，抬着重伤员，搀扶着轻伤的同志，趁着暗夜，悄悄地撤出阵地，我将部队带到矿区后面的山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