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卢兴国他参加了六次反“扫荡”斗争，特别是在1941年和1943年的两次最大的反“扫荡”时间里，在7万日寇铁蹄踏遍晋察冀边区进行“铁壁台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型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残酷的围剿中，“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就是他们分区的骄傲。卢兴国历经了出生入死的洗礼，自己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成长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八路军干部。为了彻底粉碎日寇侵华暴行的“扫荡”，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到“敌后的敌后去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堡垒政策和封锁政策，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号召，分区根据上级指示，命令各团和各县支队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去发动群众消灭日寇。1942年下半年，卢兴国调到一团（即狼牙山五壮士团）任作战队训参谋。这一年也是抗战最艰难的一年，由于敌人蚕食和堡垒政策，在封锁沟、封锁墙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里，根据地在不断缩小，边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真是“迈步是焦士，台头见狼烟，边区碉堡占林立，中原遍地是尸骸。”

    1943年，随着 “敌后的敌后”斗争的大力开展，军民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由于武工队掏敌人的老窝，到处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搞得敌人顾此失彼，日夜惊慌，时刻胆颤。八路军从此由被动转入主动，抗日战争局面正步步为营地展开。这年，卢兴国等人在敌后的首要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三三”制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不断打击日伪据点。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中，缩小和限制了敌人的活动地域。在这年为期3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军民以损失很小的代价有力地痛击日伪军队，给予敌人惨重的杀伤力，尤其是地雷战中的石雷，使得敌人在山沟里每踏一块石头，个个都是心惊肉跳。这样一来，军民的斗志更加昂扬，与1941年3个月的反“扫荡”斗争相比，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在抗战取得节节胜利的这一年，卢兴国被调到山西省雁北支队司令部当作战参谋。在同年的反“扫荡”中，他受命坚持开展山头斗争。卢兴国坚持的山头是山西省灵邱县下关南的铁脚山，他的任务是在斗争里监视下关敌人的活动。开始时，他们是一个连的兵力，后来为一个排，再后为一个班，由于斗争的艰苦和地区狭小，最后只剩下他与一位测图员和一名侦察员。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同民兵一道与日寇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游击战，胜利地完成了首长交给的战略任务。当时军区作战科在向支队司令部咨询敌情时，还多次关切地问“卢兴国观察点情况如何？”所以抗战胜利后，卢兴国见到作战科的同志，大家相拥在一起，悲喜交集，久久不想释手。

    1944年，全国抗战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好转，可新的困难又摆在军民面前。由于敌人年年“扫荡”，再加1940至1941年的旱灾，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雁北地区产生了严重的粮荒，群众宁可勒着肚皮咽糠吃野菜，也要忍受饥饿献出粮食支援抗战。1944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后，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八路军除第一线战斗部队外，部队都动员起来开荒种地。上级还规定，后方机关和部队每人每年交3个月菜金钱，鼓励人人搞生产，个个参加劳动。如种菜、种粮、打柴、运输、纺线、捻毛线、打毛衣、织毛袜、做棉衣等，通过多种经营来增加收入。个人劳动收入采取分红制，菜金钱未交齐前，按三七或二八分红，即：个人得三或二，公家得七或八；菜金钱交齐后，则按倒二八或三七分红，即：个人得八或七，公家得二或三。在这样的生产运动下，卢兴国除了种地、打柴、搬运外，还学会了织毛衣、捻毛线和做棉衣。从此，人民群众和军队指战员的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体质也大为增强。

    以后，卢兴国在部队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先后还担任过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务，为我国的军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5年授中校军衔。1958年转业，任贵州省物资局局长，199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