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吉年  （学生时代)

    父亲刘吉年（1908—1942）  安国县南章村人。 保定同仁中学，民国十七年（1928年）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务农。一九三0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本村任小学老师、校长一九三二年入党。一九三七年秋在区动员会工作。同年调县动员会。一九三八年夏，任安国县组织部长。一九三九年冬调华北局社会部，一九四二年秋，在河北易县境内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四岁。

    父亲青年时期，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富裕，吃穿不愁。作为在农村少有的知识分子，满有条件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但他却不愿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中学毕业后，整天下田劳动，和长工一起，起五更、睡半夜，春种秋收。夏天头顶烈日耕地除草，寒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铡草喂马，整日不闲。完全不像财主家的阔少。由于他勤劳，不怕脏，不怕累，赢得了父母及众乡邻的夸奖。这时在邻居家避难的博野县中共党员徐云浦，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青年，心生爱意，因此经常找他聊天，谈古论今，讲述中外时局，引导他探求人生道路，并给他进行人生观的教育。特别是着重讲些日寇霸占东三省，当政不与敌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以此激发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报效国家的热精。

    父亲接受徐云浦的思想影响后，对社会压迫、人生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要想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富国强民。要想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就要首先办教育。在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三0年父亲在本村小学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两年后去庞各庄学校任教。一九三四年因工作需要，又回本村学校任校长。

    一九三0 年国民党县教育局办了一期师资训练班。在训练班中，父亲结识了以教书为掩护的我党早期共产党员王学楼。在和王老师的接触后，他得到王老师的关怀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对当时社会的的黑暗，制度的腐败，人民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同时意识到教育救国论是行不通的。师训班结束后，王学楼同志又赠父亲几册进步书报。并建立了亲密的往来关系。从此父亲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二年，由于父亲思想进步，处处显示出革命青年的气质，经中共党员徐云浦、刘青山二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并改名刘迪刚。为了活动更加便利，经党小组比准，他与本村党员韩福元合伙经营一家木货厂。这样走东村串西村，以买树木为由，传递党的文件和信息。这个时期，父亲思想比较活跃，他经常组织一些社会青年，在我家开会、聊天，他给大家讲时局、讲未来，讲人生的意义，讲如何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等道理。并要求青年们多为贫苦农民做好事。他说到做到。一九三四年夏，本村一乡民，死后无力葬埋。他看到这一凄惨景象，毅然周济了一口价值十元大洋的棺木。这一行动，给青年们作出了榜样，也在村中树起了声望。他的所有行为都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和帮助。

    “七七”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华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看到日寇的疯狂，人民的苦难，心中怒火燃烧。他约集一帮小青年评击时局分析现状。动员热血青年，要为祖国、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七年冬，安国县动员会成立，他听到这一大好消息，积极响应县动员会的号召，在县动员会的领导下，挺身而出，发动部分农民，成立本村动员会。动员会成立后，大牌子挂在了村公所，高高擎起的大红旗，迎风飘扬。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印发传单，积极宣传抗日。他为了发动民众抗日，在民众大会上宣誓“宁做断头鬼，不当亡国奴。”声讨日本强盗的侵略罪行。痛诉鬼子的残忍。会后他还秘密的发展了一批党员。经过党内外全面发动，时间不长，本村就涌现出来二十多名抗日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区、县各级抗日组织，由于父亲工作积极，表现出了极好的组织、领导才能，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区动员会调县动员会工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夏天，父亲就任职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在县委组织部长这个职务上，发挥出了他的更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上任后他积极抓扩建党的工作。他工作扎实，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区、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家庭等情况。他不但要求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而且自己还动员了一大批有知识的青年，投入抗日队伍，如北杨村的田道南，袍弟刘丰年，南杨村的孟繁仓、孟小根，南章村的刘东藏、刘然等。这些同志后来都为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父亲从七月任组织部长到年终，经过全党和父亲的积极努力，全县党员即由几百名一跃发展到两千余人。全县一百九十六个自然村，村村建立了党支部。父亲在安国县建党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安国县发展党员、巩固党、完善各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父亲为人随和，平易近人，群众关系很好。在革命队伍大发展时期。从学校、农村吸收了一部分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他对这些从幼小年龄就离开父母的小同志十分爱护。他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关心他们的成长，甚至吃穿他都挂在心上。有一次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刘守璞，远离家乡。年仅十六岁。感冒发烧，昏迷不醒。父亲昼夜守候在病人身旁。煎汤、喂药。像对代自己的孩子一样。由于他对这些大孩子们倍加爱护。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孩子们都称他为“刘妈妈”。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党在一九三九年提出：“有人出人，有枪出抢，有钱出钱”的号召。父亲以身作则，积极响应，回到家中，给家人讲：“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了抗日”。并反复讲：“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家男女老幼，都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在他的说服动员下，他的大哥刘韧（又名刘彭年）、小弟刘丰年（又名刘辰子）都积极报名，愿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更使人佩服的是他把年仅十五岁的大女儿刘青艳，十三岁的长子刘泽民，动员到县里参加了工作。还把八岁的次子刘泽欣送到部队去当八路军的宣传员。当时县干部，称我们家是“抗日家庭”，“革命家庭”。许多县干部、区干部，在他的带动下，也纷纷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了抗日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安全十分危险，敌人发出捉拿他的有赏告示。扬言灭他全家。母亲为他十分担心，告诫孩子们对谁都不要说爹的名字。因此那时哥、姐在外边有人问他们你是谁家孩子？你爹是谁？他们都回答：“我爹死了”。有半年的时间在村长的建议下，母亲晚上都是带孩子们睡在村南头的远方族亲的家里。但父亲不仅没有害怕，抗日的劲头反而更大。

    一九三九年冬，父亲奉调去延安学习，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后，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为了早日到达革命圣地，家也没回，就奔上了去延安的行程。延安学习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华北局社会部工作（政工部），主要是作北平的地下工作。当时形势恶化，工作异常艰苦。千头万绪，压在他一人身上。工作繁忙日夜不停。但他不喊苦、不怕累。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了北京和华北局之间的地下战线。这条地下连络线是单线联系。父亲既是领导人又是联络员。因此他不断变换身份和姓名。有记载就有富商、军阀、学者等等。化名就有王焕章、贾炼、、、、、。

    一九四二年秋，父亲从北平回华北局驻地，在河北易县境内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刘吉年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用辛勤劳动培育的安国县各级党组织，却日益巩固、壮大。他为安国县党的建设做出的丰功伟绩。他的功劳，将永远铭刻在安国县党的历史史册上。】这是安国档案室的记录里的一段记述。这段话是党组织对父亲的评价，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做儿女的激励和安慰。

    在那黑暗、艰苦、恶劣的环境里，父亲就像一颗星星，到了那里，那里就有了一丝光亮，然而这颗星星却在不该坠落的时候坠落了。

    父亲生前，向来是把工作，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自身的安全，家人的生活全然不顾。在他从延安学习结束后只回过一次家。一直到他牺牲再也没与亲人团聚过，就是一九四0年冬小女儿出生时，他因工作繁忙，都没回家看望妻子女儿。女儿出生后，他没回过一次家。直至牺牲，父女俩都没见过一次面。这是女儿的不幸。也是女儿一生的遗憾。更为悲催的是，由于当时环境残酷，父亲牺牲后遗体后好多年家人才知道。但是父亲的遗体埋藏地到现在也没找到，这是爷爷、奶奶、妈妈临终前都没有放下的牵挂。更是儿女心中永远的痛。父亲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父亲为国捐躯73年，儿女不知遗骨在何方？

    （此文是作者查阅安国县档案室资料，和安国县烈士陵园资料。还有省图书馆的安国县志里的记载。而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