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

    《西路军鏖战永昌》（四十四）

    魂归祁连——记西路军原领导人徐向前骨灰撒河西走廊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共产党员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春，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趁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灵活多变的战法，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筹划第三次“围剿”时，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在外线寻歼敌人，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性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鄂豫皖红军至此发展到4万余人，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在2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第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万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与陈昌浩离开部队，去党中央汇报。在途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摩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起，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