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往事发生的许许多多，随着时间的久远，有的被忘却了，有的渐渐淡化了，但有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忘却，而且只要提起那段历史时期，一切人和事，所发生场景，会清晰的展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永世不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事，每个经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有极深刻的记忆，而且随着前辈的身传言教会永誌心中，那的确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岁月……。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的父辈们，特别是参加革命的父辈们为了使他们的后代不忘记过去，不忘记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人和事，想了很多办法：立纪念碑、建博物馆、起地址名称，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字……”。都是叫后人不要忘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人和事。

    苏联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就是叫后人不要忘记那座城市的生死决战，斯大林格勒大决战。后来他们把这两座城市名字改了，背叛了共产主义，许多共产党人人头落地……。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有两名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牺牲，一个是陕西的刘志丹，为使人们永远记住他对革命的贡献，共产党把他的原籍改名为志丹县。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3万人多日寇对八路的根据地太行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并包围了八路军在麻田北方局总部，左权将军时任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他先掩护彭德怀  等领导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又返回麻田掩护党的北方局后勤人员，党校的同志冲出突围，不幸在艾普山口，敌人炮火、飞机轰炸十分猛烈，他被炮弹炸中壮烈牺牲，北方局党校许多领导同志被日军俘虏，我的父亲孙云生（孙雨亭）也在其中，这就是历史上的“麻田战役”人们为了永远记住这位优秀的共产党抗日将领，1942年11月将原名辽县  改为左权县。以使后人永远记住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人和事。记住左权将军的抗日英勇事迹。

    我就从我的父辈孙雨亭和他最亲密战友、同志和领导，刘伯承元帅和左权将军给孩子们起名的事情说起吧！

    我父亲孙雨亭是1926年大革命北伐时期参加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屠杀共产党，他就在晋南一代转入地下活动，并担任中共夏县地下县委书记，以小学教员做掩护，当时，我们学习苏联，苏联革命成功就是我们努力方向，一九三四年我的大哥出生时，父亲就大胆的起名叫“效苏”，就是叫我们效仿苏联的革命道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以闪电般速度，很快的占领华北，我父亲在晋南参加了：“牺牲同盟救国会”和“抗日决死队”并领导游击队和日寇  决死斗争。一九三八年元月日本侵占我们夏县城，父亲带领全家老幼离开了夏县大侯村，和游击队一起转移到中条山上。我就是在转移途中四月十六日生在中条山的窑洞里。父亲对母亲说：“要儿子永远记住这里，记住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这里是中条山，他就叫“条山”吧”孙条山就在此时、此刻、此地诞生了。一九三九年，日军大举全面对中条山进攻。日寇集中了十几万军队，飞机大炮对中条山的防区国民党的中央军大举进攻，战斗十分惨烈，中央军壮烈惨败，这就是有名的中条山战役。这个时候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晋南发动三九年的十二月政变，追杀共产党员，我父亲奉命带领抗日游击队转移到八路军的太岳军区抗日根据地，和太行区的一二九师司令刘伯承和左权将军部会合。当时我父亲正在麻田中央北方局党校集训，有一天父亲去刘司令员住处，见到了刘司令和爱人汪荣华，她怀抱不满周岁的孩子，对我父亲说：“孩子三月十八日出生太行山区，就叫“太行”，刘太行！”我的父亲也高兴地说：“我去年四月十六日也生有一男孩，生在中条山，我给起名叫孙条山”两个人不谋而合，会心的大笑起来。日寇的对八路军根据扫荡十分残酷和猛烈，汪荣华带着孩子很难生活，不到周岁多，徐向前去延安开会，就把刘太行带到延安交给朱德老总代养。

    一九四零年，彭德怀总司令、刘伯承司令、杨成武、左权等……，正在筹备百团大战的部署。当时八路军的总部住在长治市武乡区，这是太行山的北区，就叫太北区，参谋长左权家就住这里，左权的爱人叫刘志兰，在一九四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了一个唯一的女孩，彭德怀  老总对左权说：“刘伯承的孩子生在太行区叫太行，这个孩子生在太北区就叫“太北”吧！“左太北”就这样诞生了。为了部署准备“百团大战”，左权参谋长于一九四零年八月把妻子刘志兰和三个月女儿左太北送去了延安。在一九四一年的百团大战中，在晋冀鲁豫、太行山区给日寇已全面痛击，取得骄人的战绩，并在黄土岭战斗中，打死了日军的“将中之花”阿部规秀”。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八路军的声誉空前提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左权将军在麻田牺牲时，左太北才两岁呀！，刘太行、左太北，我们的父辈们是同志！是战友！是部下，他们在那时、那地、那年代给我们起的名字，分明是要我们永远对那时、那地、那年代的人和事永远不能忘却！那时永远不能忘却的岁月。

    更不能忘却的是：女人把男人送到前方抗日妻子送郎上战场后，妻儿老少一家人在敌占区；他们过得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那才是难忘的岁月啊！……。

    山西夏县党史办同志一九八七年集体写了“怀念革命老妈妈”的纪实文章：真实的写出了一个农村女性的这段历史。

    一个小脚女人的足迹

    1986年10月26日，凛冽的寒风席卷着夏县涑水河两岸的山峦和村落，77岁的夏县大侯村村民廖梅娃老大娘走完她曲折坎坷的人生历程，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山西夏县相传是大禹建都的地方，历史悠久，人杰荟萃。然而，这位普通农家小脚妇女的辞世，却在乡亲们心里掀起了巨大波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联合召开了有6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全村的路边摆满了花圈；老人过去的丈夫、原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她的小叔、国务院周总理机要秘书纪检组组长孙岳，分别从昆明和北京发来唁电；村民们自动提着馍盒，拿着纸钱，络绎不绝前往祭奠；中共夏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前去吊唁，有关部门派代表送去花圈和牌匾。一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也从外地赶来，表达自己的哀思……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廖大娘的敬慕和怀念。近200户人家的大侯村，人们无不为廖大娘的去世感到怀念和悲痛。孙岳对大嫂廖梅娃一生坎坷经历深情地说：“我嫂子一生坎坷，艰辛备尝，他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都比我们贡献大；她对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对国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做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最大贡献。不管是新标准，还是旧标准，也不管事城市标准，还是农村标准，她都堪称楷模！”这是廖梅娃平凡而闪光的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人们给予她的公正评价。廖大娘一个农村小脚女人的足迹，体现了在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艰难环境中华夏女性的高尚品格。

    （一）

    1910年1月28日，廖梅娃出生在夏县中留村。生她养他的这块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具有典型中国农村妇女传统美德的母亲，总是以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教育女儿。廖梅娃刚满15岁，就依媒妁之言，嫁给大侯村一个普通教书先生的儿子孙云生（这是孙雨亭的原名）。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大革命的风暴犹如滚滚黄河波涛，猛烈地扑打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婚后两年，也就是1926年，在运城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孙云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云生经常回到家乡夏县，宣传革命，组织农会，打土豪，打污吏，涑水河两岸，革命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在丈夫和其他革命同志的直接影响下，她开始懂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腐败，是造成社会黑暗人民穷困的根本原因，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摆脱贫困。因此她对和丈夫一起来往的同志和朋友热情接待，经常还很高兴地帮助他们做一些站岗放哨、送信、通知人开会之类的事情。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革命转入低潮，从公开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孙云生遭到国民党的追捕，1927年8月，又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回到夏县，继续宣传群众，发展共产党员和团员，先后两次参与组织发动农民进城，捣毁国民党县党部，都遭到失败，受到敌人追捕。那时，廖梅娃虽然对丈夫的追求的事业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她了解丈夫的为人，知道丈夫是在为穷苦大众奔走，因而，只要丈夫邀人来家聚会，她就主动拿着针线活在门口瞭望。女性的心计是很细的，白色恐怖更使廖梅娃增添了智慧。为了防止意外，她在自家和邻居曹立水家的围墙上搭起一架木梯，万一敌人到家里搜捕，便可以攀梯越过围墙，从曹家院子出走。敌人追捕得紧时，孙云生就离家出走到中留村、石桥村一带，一边躲避，一边继续从事活动，廖梅娃虽然免不了担惊受怕，但从不埋怨丈夫。有时，她还做伴同行，利用哪里是自己娘家和舅家，人地两熟的方便条件，为丈夫充当助手。1928年初，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发出通缉令，公开通缉孙云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孙云生被迫远走他乡，廖梅娃留在家里，侍候公婆及祖父母，照料年幼的小叔、小姑和年幼的儿女。

    经过艰苦的岁月，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廖梅娃也渐渐成熟起来。她只读过几天书，确实没有文化，对革命的理解也很朴素，可她深信丈夫所从事的是正义事业，知道对谁亲，对谁恨。1932年，孙云生回到家乡并找到了党组织，他了解丈夫辞去每月十几块大洋的会计职务愿意在苏村当初小教员，便于和共产党的晋南特派员阎子祥同志经常来往研究工作，廖梅娃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接待，总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东西拿出来给他吃。阎子祥同志外出时，不用丈夫吩咐，她就给包上白馍、青葱，生怕饿着。孙云生在苏村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廖梅娃还让自己的弟弟廖保家去苏村读书，接受革命教育，叮嘱丈夫“要多使个心眼”让弟弟廖保家也参加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云生参加了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中共夏县县委书记。廖梅娃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她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当时常在孙家出入的共产党员县长李涛、特派员霍钟秀、李云（女）等负责同志都夸她是“有觉悟的家庭妇女”，“没有参加组织的革命同志”。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进犯晋南。党和游击队决定转移到中条山区。廖梅娃带领全家老幼也不得不躲避上了县的东山。残酷的封建礼教，留给她一双小脚，她以极大的毅力，战胜生理困难，一面照顾公婆和孩子，一面参加抗日活动，在郝家岭、砖庙村、蔡家窑头一带的山山岭岭，廖大娘不论住到哪户群众家里，那里便成为游击队的接待站。廖梅娃热情地迎来送往，和同志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极为融洽。中条山区的冬季，冰封雪裹，寒风刺骨。廖梅娃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七、八床被子送给游击队；有的同志衣着单薄，她又把为丈夫做的衣服送给同志们穿；战士负了伤，她去护理照料；她走家串户，宣传抗日，发动妇女做军鞋，煮鸡蛋，踊跃支前……。她这时已经懂得，抗日并不是短时期的事情，就是将来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革命也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强烈要求参加妇救会工作，虽然因为家庭拖累和行走不便未获同意，丝毫没有因此影响她的抗日热情。

    1939年冬天，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抗日武装，中条山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决定向太岳山区转移。部队就要出发了，孙云生把年已半百的父母、把四个孩子、把整个家庭都托付给小脚妻子廖梅娃。这副担子对于年近30岁的妻子说来，实在太沉重了。但是困难当头，他没有别的选择。廖梅娃也很清楚知道今后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不仅公婆要靠自己照料，儿女要依靠自己的抚养，而且这是在战乱时期，丈夫这一离别，将来的境况谁也无法预料！但是为了国家，为了丈夫出生入死所追求的正义事业，为了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生性刚强的廖梅娃勇敢地接过了这副重担。她还积极劝说自己的母亲让弟弟廖保家（14岁）和小叔孙岳（原名孙云行15岁）一同随丈夫北去抗日，廖大娘把家里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送到了抗日前线，临行时公公对两个儿子说：“我给你们兄弟俩起名字叫“云生和云行”你两个要带着廖保家远走高飞吧，打不完日本人就不要回家”，孙云生依然带着他们加入了抗日决死队的宣传团，奔向那风起云涌的太行山区。廖大娘自己扶老携幼（大女儿孙雪亮8岁，大儿子孙效苏4岁，二女儿孙地娃2岁，刚满周岁次子孙条山伴随及公公婆婆），迎着呼啸而来的北风向处在敌占区的大侯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