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狱中遭受严刑毒打，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参与组织越狱暴动，重返新四军

    1940年9月，陈子谷回到皖南云岭军部，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高兴，军部给他提升一级，并在《抗敌报》上表扬了他。陈子谷被派到新二纵队三团三营，参加了由叶挺军长亲自指挥抗击日军侵犯军部的保卫战。敌人以一个联队的兵力，由铜陵、繁昌向泾县扑来，企图袭击新四军军部。叶军长指挥部队设下了口袋，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到我军有力狙击，狼狈溃窜，尸横遍野。这一仗，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

    亲历皖南事变。1941年元旦，新四军首长宣布北上的准备工作完成。1月4日，军部率3个纵队6个团共9000余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住了3年、山清水秀、到处流淌着涓涓清泉的泾县云岭，与勤劳纯朴的老区群众依依惜别。

    陈子谷所在的新二纵队担任前锋。司令员冯达飞，政委黄火星，政治部主任钟德胜。当晚冒雨行军，道路泥泞，只走了15里。5日到达茂林。6日傍晚从茂林出发。军政治部通报，发现国民党部队7个师追堵新四军。国民党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7日晨，新二纵队行经皖南最高峰之一丕岭时，遇到国民党军40师的正面狙击。

    历经七昼夜顽强战斗，新四军7000余人牺牲或被捕，只有1000余人在分散突围中逃离虎口，叶挺军长前往交涉时被国民党军扣押。在突围中，陈子谷和差不多全是老的、小的、女的百余人迷失了方向……

    在上饶集中营。1月14日下午，他和新二纵队宣传干事路垣藏匿在山边乱草丛中，被国民党军第144师搜索部队发觉，成了“俘虏”，接着三团文书王之燕也被抓。那天晚上，在顽军的前方总指挥部里，遇见了五团团长徐锦树、指导员胡崇德、人事科长廖正文、《抗敌报》记者徐师梁等。第二天，他们7人被一个个反绑着押上卡车，送到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有个老头出来问话，一一对过姓名，据说此人是蒋介石最崇拜的汉奸曾国潘的曾孙子。他们由宪兵押送到离上饶15里的七峰岩牢房，每个人都被砸上沉重的脚镣。这个监狱与周田村、茅家岭、李村等监狱统称为“上饶集中营”。

    在狱中，陈子谷利用放风和到天井晒太阳的机会，见到了随叶军长下山谈判一齐被扣的叶钦和、叶育青、王聿先、王传馥同志和其他战友，得知新四军大部分战友先后在突围中牺牲。他们高唱《五月的鲜花》、高尔基的《囚徒之歌》，以示悲愤的控诉。

    七峰岩是一个大山洞，原是一个大庙宇，塑有许多佛像和四大金刚。陈子谷面对这些青面獠牙的魔鬼和眼前这活生生的魔鬼，回想起皖南事变中牺牲和在狱中被害的同志，悲愤之情难平，他酝酿写一部反映这段悲壮史实的剧本。

    在七峰岩被囚2个月后，陈子谷等7 人被转囚到李村监狱一间低矮的小平房。他们听到墙那边经常有皮鞋走动和“立正”的口令声，预感到叶军长可能也囚禁在这里。晚上，隔壁发出一阵强烈的震响，是桌子被推翻的声音。“你们拿枪来打死我吧！整个民族的生机都要扼杀在你们手里，你们是国家的叛逆、民族的奸徒，你们是多么卑鄙可耻！”这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这不正是叶军长的声音么？

    他们在李村关了1个月，又被转押到石底。在村口集合时，陈子谷没有想到李子芳（红军、新四军组织部长）、黄诚（“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聿先（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也被押来了。不久，10位同志秘密商议，成立了监狱党支部，推选李子芳任支部书记。

    敌人派到过苏联、似乎很有来头的特务姜移山来劝降李子芳、黄诚，要他俩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宣言，遭到拒绝。姜移山对陈子谷放宽了条件，说只要你表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拥护三民主义，就可以放出去，同样遭到严词拒绝。

    徐锦树、胡崇德、廖正文3人搞了一次越狱。徐锦树在途中与追捕的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胡崇德和廖正文重新落入魔掌，遭受酷刑。

    越狱事件两个月后，陈子谷和路垣被转到周田村的“特别训练班”。他用三个月功夫完成了2000多行的3幕歌剧《千古奇冤》，副题是《囚徒的悲歌》。

    “特别训练班”监禁了500余人，每天要做苦工，还要出操、“上课”。一次，特务姜移山来讲课时，大骂共产党不要国家，不爱祖国。陈子谷当面顶了他，姜怒气冲冲地走了。特务头子张超质问陈子谷为什么要在“课堂”上侮辱“教官”。他严正地答复张超：“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新四军的干部。我在新四军做敌军工作，是专门对日军宣传和管理日军俘虏的。怎么能说我们不要国家，不爱祖国呢？”张超气得发颤，拍着桌子大骂。此后，国民党军寻机把陈子谷和另一难友汪镇华押到荒山深处，大小棍子一阵毒打，打得遍体鳞伤。陈子谷真正领教了国民党的残酷——不让你痛快地死，而要你半死不活地生。他信念坚定，宁死不屈，后被抬到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距周田村3里多，是集中营的“狱中之狱”，各种刑法名目繁多，什么踩杠子、烧烙铁、辣椒水、老鹰飞、钢针刺手指等。在天井的走廊上还放着一个用铁蒺藜和木框做成的仅能容一个人笔直站立的铁丝笼刑具，如囚犯在笼里挣扎乱动，就会被铁丝扎得鲜血淋淋。

    “茅家岭”暴动。陈子谷被关进“重禁闭室”，难友看到他被打成这样，便凑钱买来一点酒，替他擦伤。发现他下半身、背后及两臂伤痕累累，一团乌黑。他躺了十二、三天，才能下地走动。两个多月里“重禁闭室”又关进不少人，一下增加到30多人，挤得满满的。整天没开水喝，饭少得可怜，冬天不给棉衣，病了不给治。国民党军对难友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大家预感到敌人马上就要下毒手了。“暴动”这个念头在难友中越来越旺地燃烧起来。     

    “重禁闭室”的战友，秘密总结以往越狱失败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在5人暴动委员会（陈子谷是5个委员之一）领导下，1942年5月25日举行暴动，夺取了卫兵一个排的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同志们冲出后门，越过一片稻田，跑上山集合时，26人暴动只剩下18人。他们避过敌人的搜查部队，走崇山峻岭寻找中共组织在闽北的游击队。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被俘战士，又在转往福建的赤石渡口暴动，也有40多人冲上了武夷山。

    这两批暴动的同志与闽北地委游击队在武夷山上会合，高举革命红旗，继续与敌人周旋。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队进行灭绝人性的围剿，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陈子谷和叶钦和、黄迪飞3人，流浪将近一年，行程数千里，先后回到新四军。陈子谷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回到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时，他像英雄一样受到老同志的热情欢迎，陈毅军长还专门请他吃饭。1944年起，陈子谷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我军对解放区周围各日伪据点开展受降工作。为侦查南京的受降情况，陈子谷被派到南京敌军中去。在他离开南京经扬州回解放区的途中，被国民党保安部队扣押。他在狱中和难友们一起，组织说理、绝食斗争，在共产党组织的声援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将陈子谷等释放，这是他又一次冲破国民党黑暗的牢狱回到解放区。

    1947年1月，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南北夹击我军。国民党军46军军长韩练成和我党早有联系。该军一到山东，我军即派陈子谷等富有经验的干部去找韩军长，并安排他和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会见。2月20日我军发起莱芜战役时，韩军长即放弃指挥，这对华野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陈子谷先后担任鲁中三地委敌军工作部副部长，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子谷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上刀山下火海、出生入死、从国民党牢狱回到解放区的悲壮经历，写成《皖南事变前后》《上饶集中营》两篇报告文学。这是他用血写下的对敌人的控诉和对英勇牺牲同志的颂歌，是一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指战员在极其黑暗野蛮的牢狱中与敌人肉搏斗争的纪念碑。

    最后，张老自豪地说：“子谷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战士。他的生命也是一首诗，一首热情奔腾的诗，一首光彩夺目的诗。”

    建国初期,陈子谷先后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兼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行政处副处长。1952年7月负责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并先后担任过该院总务长、党委书记、副院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以后，担任地质部教育司副司长兼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1982年9月离职休养。1987年与世长辞。   

    陈子谷同志的一生，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追求真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忘我工作、历经坎坷、鞠躬尽瘁的一生。他报效祖国的英雄气概、崇高品质和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后人为建设繁荣昌盛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进！

    陈子谷小传：广东省澄海县人。1916年1月生。1934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北平、东京、香港，广西、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创作出版诗集《宇宙之歌》。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起，历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第三大队副队长，新四军第1支队新6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新四军新2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关押于上饶集中营，翌年5月与同狱同志组织暴动，出狱后在武夷山打游击。1944年起，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鲁中三地委敌军工作部副部长，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

    建国初期，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兼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行政处副处长。1952年7月负责筹建北京地质学院，并先后担任过该院总务长、党委书记、副院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以后，担任地质部教育司副司长兼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1982年9月离职休养。1987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