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州地区抗战历史上，祖籍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的共产党员 赵治安留有浓重的一笔。他是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的英勇事迹被青州地区人民广为传颂。为铭记这段历史，让后辈们传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旗帜的抗战精神，笔者现根据掌握的资料，并加以考证，撰写了《青州抗战人物——抗日民主政府益寿临广四边县长赵治安》一文，以此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烈士以及横遭侵略者杀戮的无辜死难同胞表示深切的悼念，同时教育青州市民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以抗战英雄人物为榜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赵治安（1907－1982），原名赵书荣，1907年生于益都县（今青州市）赵家营村。贫农出身。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2月，任益寿临广(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县长。1949年起，他调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厅工作。1950年初任文登专区副专员，后调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总参动员部工作。1961年转业到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行政司任副司长，1963年9月，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1982年1月3日病逝。

    走上革命道路

    赵治安自幼性格刚烈，重义气、能吃苦，从小断续在本村小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受进步思想影响，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思想有了很大转变。

    1923年，因家遭不幸辍学，在家乡以做短工、卖豆腐、卖馍馍为生。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农村经济凋敝。为保卫家乡，1925年参加本村“红枪会”，任分会长。1929年，领导红枪会抗击土匪窦宝章。1930年，先后打退土匪崔九、刘黑七等进犯。为保卫家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8年1月，日本人占领了益都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赵治安义愤填膺，毫不犹豫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刘旭东的介绍下，他参加了“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 ，跟随共产党在益北地区坚持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负责人。他带领救亡团成员积极行动，成立宣传队，走村串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出板报，画漫画，宣传抗日，谴责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宣传群众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同年3月，经胡维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寿光县五区区委书记。同年冬，日寇“扫荡”，张景月败出寿光城，插枪溃散。他会同左希贤、赵文卿等，动员进步青年收集50多支步枪，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清东独立团。他带领游击队员撬铁轨、剪电线、抓汉奸，伏击小股日伪军，在当地名不虚传。

    1939年，四边县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局面。同年10月，他任四边县行政办事处第一科科长，负责组建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要建立和建设根据地，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四边县20多个村建成一个根据地，并在这些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4月益北行署成立，他任寿光区区长，后任益北行署副主任，主要工作是集中人力物力筹办训练，以训练乡镇保甲长及失学之男女青年；组织物资调度委员会，以抢运沦陷区域之货物而救济难民；组织民众武装配合军队在益北地区开展抗敌游击战，共图收复失地。益北行署的成立，为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从政治、思想、组织、人员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益寿临广四边县县长

    1942年2月，为适应艰苦环境，坚持抗日斗争，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撤销益寿县，建立益寿临广四边县行政委员会，辖益都县胶济铁路以北六、七、八、九区及五区的部分村庄，寿光县五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广饶县的一、二、三区及四区的部分村庄，临淄县的二区及三区的部分村庄，隶属清东专署。8月，清东专署撤销后直属清河区行署领导。驻地下庄村、刘集村、赵家营村、彭家庄村一带。赵治安任县长。他用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在青州地区益北抗日根据地树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

    当时的四边县正处在日寇烧杀抢掠的苦难时期，一批地主和资本家纷纷投靠日寇，当了汉奸，这批汉奸的头子就是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张景月等部。他们不但侵吞地产三百余亩，而且还在县域内开设当铺，靠着残酷的剥削手段，欺压普通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联合地痞流氓，为日军搜刮粮草，刺探军情，充当向导，罪行累累，让老百姓恨之入骨。

    他上任后，以辅助部队作战以期巩固发展四边地区抗日根据地为第一要务。即采用民选办法委派了四边县各乡镇长建立战时基层政权，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起了战委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组织。他还扶持发展壮大了益寿临广四边县特务大队，特务大队队员数量达到了五六十人，不断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侵袭，使得日伪军苦不堪言，甚至夜不能寐。同时，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进行抗日，在四边县建立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并及时向军委会提出四边县抗战的上、中、下策建议书。接着动员组织群众出粮、出夫，保证抗日部队打游击；成立战时联合学校，收罗流亡失学青年入学；开办行政人员训练班，服务参军、参战；成立物资调运委员会，抢运沦陷区的布匹、百货等物资，组织调运盐队以济民困；将流氓地痞、抢窃犯逮捕归案，稳定抗日根据地；恢复停刊的《群众报》传播抗战消息；发动爱国人士刺探日军情报。他不畏艰难困苦，领导四边县人民，持续开展反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那时，县政府在四边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隐蔽办公，场所不固定，公职人员也是早出晚归。赵县长规定每人分发一个灰挎包，公文随身背在挎包中，白天到政府隐蔽驻地集体办公，晚上到各乡镇村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和武装群众。他本人因战事紧张，经常夜以继日地办公。在他的影响下，县政府机关也跟军事机关一样，严肃紧张。此时，地方财政非常拮据，地方武装因扩充兵员军需负担压力很大，公职人员生活十分艰苦。赵治安为了坚持抗战，发出号召：不论官职大小一律每人每月5斗米，另有数量极少的菜金，县长也不例外，四边县军民要同甘共苦，一切为了抗日。赵县长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确实是大胆的创举。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岁月。日伪军对四边县进行疯狂地扫荡和蚕食，并组织伪政权，推行保甲连坐，成立“反共自卫团”，捕杀我军政人员和乡村干部，使根据地缩小到“南北一炮打通，东西一枪打透”，即南北不到20里，东西只有10里左右的范围。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县政府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在此种形势下，他率四边县特务大队等留下来战斗在敌人腹地，白天隐蔽在青纱帐或枯井、老坟中，夜晚去基点村活动，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继续与敌人周旋、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斗争最艰苦时，只能喝冷水、吃野菜。他随身带条麻袋，晴遮日，阴遮雨，夜作被，转移时装运物资。人们说，麻袋是赵县长的“万能袋”、“胜利袋”。为坚持斗争，他组织小部队活动，争取伪政人员，从整顿基层组织入手，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立足街。普遍建立了情报网、情报站，惩治了罪大恶极的汉奸，使小股零星敌军不敢夜出，保护了群众利益，在最艰苦时刻，大部队不在四边县活动，他以极大的胆量和毅力率领小武装，始终在县境内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英勇精神。

    当时，由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再加1942年早霜，1943年大旱，很多农户扒屋卖砖、卖儿卖女、逃荒要饭，不少人活活饿死。他一面发动群众反对敌人敲诈勒索，组织群众抢敌粮库，一面和群众一起挖野菜、剥树皮，共度灾荒。这期间，部队偶尔吃上一顿糠菜团子，他总是先让战士吃。1943春，北下庄群众送给他一袋鲜榆叶，带回驻地后合糠团煮粥，成为春节后的一次美餐。这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秀品格。难怪四边县群众说：“赵县长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和抗日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带领四边县特务大队利用有利地形，采用伏击战、夜袭战、打援、阻击、侧击、追击、反击、破袭等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零打碎敲地消灭敌人，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伪装、隐蔽，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让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经过我军1943、1944年夏季攻势，四边根据地得到恢复。他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壮大人民武装，整顿乡村政权，发展生产，实行合理负担，开展中小学教育，全力进行根据地建设，支援战争，发挥了他作为四边县抗日政权县长的作用。1945年8月日寇投降，益寿临广四边县改为益寿县，辖区不变，他继续任县长，长期在本地坚持革命斗争，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