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一”思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调查的启示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时，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给湖南省委作了关于农村兴家立业的指示，具体为“十个一”，①即：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林。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的思想，为当时的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规划了美好的前景，它与我国现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一脉相承，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奏曲。研究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的思想，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刘少奇提出“十个一”思想的历史背景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专门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②他明确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4月1日，刘少奇带着党中央新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携夫人王光美一道，从广州坐火车到长沙，准备在家乡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基层群众对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4月2日，刘少奇回到宁乡县，他没有按照省委的安排住在招待所，而是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了6天。
    刘少奇结束了王家湾的调查之后，专程到毛泽东的旧居参观，经过湖南省委的推荐，于4月12日来到了全省的红旗单位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在天华大队部所在地王家塘生产队两间低矮潮湿的土砖青瓦平房里住了18天，至4月30日返回长沙市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和群众游园活动。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事前中央派出了以胡乔木同志为组长的工作组在这里调查了半个月，因胡乔木同志中途回北京，由胡绩伟同志代理组长。工作组一致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汇报材料。但这里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天华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到天华大队的第二天，刘少奇就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邀请天华大队干部召开会议，但还是听不到实情。4月15日，刘少奇决定不用社队干部陪同，径直到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8位社员座谈。座谈会后，刘少奇又仔细考察了天华大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继续走家串户，进行个别访问，先后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
    经过一个多星期调查走访，一个个真实的数字，一件件亲眼目睹的事实，使他清晰地看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大队的本来面目，农民缺衣少食，农村经济萧条，物资缺乏，就医困难。面对这一切，刘少奇满面愁容，心情十分沉重，他多次同中南局和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认真分析现状，谨慎研究对策。
    针对人民公社公共大食堂难以为继的现状，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慎重作出了公共食堂“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的决定，并明确要保障社员基本口粮加劳肥奖励的粮食分配制度，给农民重新分配了自留地和自留山，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民饥荒的被动局面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扭转。为解决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农民分灶吃饭柴、米、油、盐来源问题，他又召集省、市、县和各级供销社的负责同志认真开会研究，为社员解决粮食分配能源供应、添置炊具、平衡住房、退赔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制定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了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刘少奇就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问题，给天华大队提出了“十个一”的指导思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粉壁墙;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柴山，树大柴多，用柴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服，床单、被帐换洗不缺;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棕、竹、桃、李样样有，春温冬暧夏天凉。
    调查结束后，刘少奇给中共湖南省委又作了一个重要的农村兴家立业的指示，重新提出了“十个一”思想，指出一定要解决好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恢复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二、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的深刻内涵
    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和我国现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小康标准一样，可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其深刻内涵包括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村容村貌的改善、科学文化的普及、公共设施的齐全、农民收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社会治安的稳定，民主政治的推进等方面。在刘少奇提出的农村生活新蓝图里，人民生活安康、生活环境优美、生产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良好。这种生活条件，是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新型农民”的基础。
    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是在他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走访、座谈，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和生产实际情况后提出的，体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实际的作风、勤政爱民的情怀。
    一是体现了刘少奇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我党思想路线的精髓。刘少奇曾说过，“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①而要达到实事求是，必须获得真实的材料，可靠的途径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对此，他作了精辟的概括：“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①
    1961年初，党内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分析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农村“左”的错误已得到纠正，群众生产、生活已大有好转;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五风”退赔问题远未解决，农村情况还相当严重，农民的吃饭问题还未缓解。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解决农村问题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指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②4月1日，广州会议刚结束，已经63岁高龄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家乡湖南，他轻车简从，亲自深入农村基层，诚心诚意到群众中去寻找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答案。
    刘少奇回乡调查，听取了湖南省委的简要汇报之后，便采取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不张扬，不扰民;他真正做到了布衣还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走访父老乡亲;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小型座谈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下决心把农村问题搞清楚。白天，他挨家挨户到社员群众中摸情况，到农民家里嘘寒问暖，揭开锅盖看看农民吃的是什么，察看油盐坛子、米缸和衣柜，看看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晚上，他召集大队干部、老农民、青年后生、家庭妇女，问情况，找缘由，而后和随行人员写调查报告;困了，就打开自带的背包，囫囵睡上一觉;饿了，大家一起烧饭炒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从乱砍滥伐的山岭上，从一堆堆风干的人粪里，从一栋栋低矮的屋檐下，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从孩子们一张张蜡黄的脸上……刘少奇真切的看到了在北京、在中南海、在文件和汇报材料上难以看到的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他告诫调查组的同志要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要重视农民的要求，要善于看出群众的意向。刘少奇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有效接近群众、顺利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他指导工作组的同志，在调查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讲真话。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客观评价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讲到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会上响亮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产生困难的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深刻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①刘少奇敞开心扉讲的这些话，突破了中央传统的表述方式。没有对农村真实情况的深刻了解，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和胆量，没有苍生在上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可能发出如此震聋发聩、感天动地的时代强音的。

    二是体现了刘少奇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共产党建党初衷就是为了服务人民，党必须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刘少奇一生的信守，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观。
    1.亲民爱民是刘少奇民本思想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日子里，刘少奇始终把亲民爱民摆在治国理政的首位。亲民，就是要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爱民，就是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忧，解群众之所难，与人民群众心连心。
    在湖南调查期间，刘少奇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调处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几件过左的案子，还事实以真象，充分体现了他的亲民爱民之心。
    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办案人员认为“死无对证”，可以忽略。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①在刘少奇的干预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在湖南调查期间，刘少奇还实事求是地平反了“冯国全破坏耕牛案”等一批冤假错案。
    2.为民富民是刘少奇民本思想的显著特点
    刘少奇回乡调查，目睹了“一平二调”、“浮夸风”、“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为国家主席，他痛心不已：我们是共产党员啊!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妥善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住问题，要为群众分忧解愁，不然老百姓要共产党干什么?为民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是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的要求，也是刘少奇民本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和显著特点。
    为民富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刘少奇针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病，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刘少奇为了鼓励社员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就国家粮食征购和社员粮食分配问题跟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讨论。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刘少奇找省委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开始筹划实行“定产分成、超产有奖”、“劳、粮、肥三结合”等一系列经济奖励政策。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期间，采用不同办法解决粮食分配、大田作业、粮食定产、国家粮食征购和按劳分配等问题以及自留地、自留山的划分等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些办法和措施，均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社员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4月25日，在中央调查组汇报商业问题会议上，他就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应不足、买商品开后门、商业体制不顺、商业网点分布不合理、购销不平衡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刘少奇在宁乡县城先后召开了手工业人员座谈会和商业工作座谈会，指示要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发展手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意见。由于刘少奇的正确指导，使得湖南农村的商品很快恢复了正常流通，并得到了一定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在调查中所展现的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品质、艰苦朴素的作风，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为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的最佳诠释。刘少奇的这种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相连。我们深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下，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必将在我们党内发扬光大。

    三、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就不可能有城乡统筹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强。只有8亿农民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性工作。深入研究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致富农民，促进市场繁荣、社会稳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执行“三农”政策，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推进;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凝聚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力量。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统筹规划。各地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新农村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不能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要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目标和工作措施，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发展要求，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建设重点。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广泛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可行性，确保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
    一是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发展节水灌溉，切实抓好以小型灌区节水改造、雨水集蓄利用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继续搞好水库加固增蓄、江河湖泊治理和退耕还湖。要大力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实施新一轮沃土工程，科学施用化肥，引导增施有机肥，全面提升地力。要推广先进适用的耕作技术，增加科技在农作物中的含量，加强农业机械装备，发展设施农业。要加强农田生态环境的治理，加大绿化造林力度，特别是加强水源林、防护林建设，涵养水源，护土防风，净化空气，防止水土流失，确保耕地永续利用。认真贯彻执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切实遏制弃耕撂荒和非法占用农田，实行耕地有占有补。建立耕地质量保护机制，实施耕地质量保护工程。要开展耕地质量的全面调查，摸清不同地区耕地污染和地力衰减状况，为全面治理耕地防止污染提供科学依据。要推进沃土工程、中低产田改造工程、土地整理工程，改造土壤，培肥地力、平衡生态，全面提高耕地质量。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审批、严格监督、严格执法，对违反《国土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要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建立定期报告制度，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把耕地质量建设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要求，继续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切实搞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二是要加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要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在巩固人畜饮水解困成果基础上，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集中式供水，提倡饮用水和生产生活用水分质供水。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到“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全国所有乡镇通油（水泥）路，东、中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油（水泥）路，西部地区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要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重点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开展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办法给予支持。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完善农村公路、水利、文化、教育等公益性基础设施。
    三是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的治理。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稳步推进，农民迫切要求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刘少奇同志48年前在天华大队讲述的“十个一”给我们描绘了新农村建设蓝图，而且切实可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村庄规划工作，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治理试点，给予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的扶持。要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强化节约村庄建设用地意识，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要强化卫生意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要强化安全意识，注重村庄安全建设，防止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对村庄的危害。要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杜绝火灾事故发生。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基固本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更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加速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深入研究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发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保民生、保稳定、保增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党的政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刘选》下集119]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十分重视党的统战工作，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前夕的“天津讲话”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

    一、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多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我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又经过长期的战争创伤，经济衰落，生活困难，生产萧条。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共产党人面前。而我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共产党员在全国人民中比例很小。坚持统一战线，是我们扩大队伍、积蓄力量的有效途径。
    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时的现代工业只占10%，落后的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占90%，而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了40%，这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我党缺乏生产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城市、管理企业的经验。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同年4、5月，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北方刚刚解放的城市要迅速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决定，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城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认识混乱。
    1.工业生产严重下降，不少工厂关门停产。北方城市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况，1949年初，工业生产比解放前同期下降50%。
    2.工人失业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拮据。由于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天津市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北京市更为严重。解放的城市中，失业率高达94%。加上千百万农村灾民涌入城市，城市生活雪上加霜。从1947年初至1949年3月，天津市物价上涨了27万倍。
    3.在阶级关系上，由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群众对党的工商业政策认识不足，劳资关系紧张，严重挫伤了占全部工业总产值63.3%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恐惧心理，巩固统战成果，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解决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的迫切问题。

    二、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主要内容
    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迅速恢复生产，为接管城市提供经验，成为当务之急。刘少奇到天津后，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听取了天津市党政负责人及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后，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许多重大问题代表中央作了政策性的阐释，特别就巩固和发展城市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团结工商阶层，迅速恢复生产。
    要保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贯彻执行，关键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刘少奇正是遵循这一精神去指导工作的。194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他针对有的城市不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斗争、挤垮了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问题，尖锐地指出：这是自杀政策。他告诉党的干部，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必须品，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由工商业资本家供给。“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而且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在政治上就帮助了反革命。”他还指出“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的部分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刘少奇在天津》25页]引起刘少奇重视的不单单是工商企业，还有工商业管理者。他一向认为，工商业者中的许多人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说，工商业者“有些人是很能够做事的，精明干练、懂技术的人不少，他们的管理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同志。”[《刘选》下181-182页]他认为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
    2.扶植私营企业，引导发展经济。
    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特别注重做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在刘少奇亲自制定的《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找资本家谈话”。在天津近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为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使他们了解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打消疑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思想很明确：要把中国从贫穷落后引向繁荣昌盛，发展工业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发展工业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也包括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对工商业管理有丰富经验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工商业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后，他深入到工人、职员、工商业资本家中，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在天津视察期间，刘少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中心点是新政权建立后，工商业者和工人群众必须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他告诉工商业者，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一部分国家资本外，主要靠私人资本。刘少奇认为，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他说：“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刘少奇在天津》52页]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刘少奇提出，要实行劳资两利，逐步地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能说明问题，解决资本家的顾虑，刘少奇借用了天津市领导在汇报中谈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用通俗的语言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他的讲话，使工商业者茅塞顿开。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说：“听了刘少奇先生的话，资本家不用害怕了。”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说：“刘少奇先生这次和工商业各界谈话，对于整个天津工业前途起很大的作用，使大小工业家对于政府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今后要和广大工人一道，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3.宣传统战政策，沟通劳资关系。
    解放以后，工人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有些地区的工人对资本家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如过多地增加工资，变临时工为正式工等。还有的工人把资本家看作是敌人，要打垮他们。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地对职工群众说，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间来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对。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做敌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动势力，他们也可以发展了，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赚钱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就是不懂政治，要犯大错误的。如果打垮资本家，工厂减少，生产降低，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如果提出过高的要求，使资本家负担不起，或者暂时能负担而不能持久，或者能够负担却影响生产，同样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当然也不利于工人。
    4.纠正“左”倾思想，团结管理阶层。
    要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不仅要把产业工人、外围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而且要把旧职员、知识分子也组织到工会中来。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期间的一个重要思想。他主张职员与工人团结起来。
    中共接管天津后，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存在工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的现象，造成职员与工人对立。职员不敢管理生产，工人不听职员指挥，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到天津后，立即予以纠正，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
    刘少奇在工人、职员中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工人说：过去工人、职员之间不团结，是官僚资产阶级造成的，要由他们负责。刘少奇说：“工人阶级是要做大事的，胸怀要大。”为了发展生产要团结职员，工人应该采取“既往不咎，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过去的错误。刘少奇教育职员要改正错误。他对职员讲与工人搞好团结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改正过去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要正确对待工人，就能改善关系。二是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刘少奇说：“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生产任务，这是光荣的”。[《刘少奇在天津》48页]发展生产是工人和职员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大家要搞好团结。
    5.贯彻“四面八方”政策，实现发展生产目标，。
    刘少奇指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在天津，17页]
    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从原料供给到成品推销都必须公私兼顾。他针对天津在恢复生产中，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兼顾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刘少奇在天津》21页]当然，与资本家协商要坚持原则。“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在天津》22页]公私兼顾“应是双方的”。不但国家要照顾私人经济，资本家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当然对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针对解放后天津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使私营企业负担不起等现象，刘少奇指出，这是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错误做法，必须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才能恢复生产，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利润会高起来的。刘少奇反复强调，实行劳资两利的根本是发展生产，让资本家的生产能力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能适当地提高，而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如果劳方一利，“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刘少奇在天津》22页]当然，“要实行劳资两利，那就要有斗争，不然资本家就要一利”。[《刘少奇在天津》47页]刘少奇指示天津军管会，制定并宣布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城乡互助，就是迅速通畅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入市，沟通城乡贸易，做到物畅其流。刘少奇强调，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人民生活、对农村发展副业都有利。他希望城乡干部都好好讨论，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出了组织交易市场、农民物资交易所和百货商场、推销所等解决城乡产品交流的具体办法。
    内外交流，就是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并把它与对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刘少奇指出，“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刘少奇在天津》19页]要争取进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刘少奇认为，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对外贸易，这不仅关系天津经济，也关系到华北经济。他还要求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税收、海关等工作。

    三、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深远影响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1.安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保障了就业。
    刘少奇的讲话，使天津市的资本家了解了党的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打消了他们害怕“共产”心理，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他们愿意与共产党一道发展生产、共度难关。刘少奇在与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对天津东亚毛纺厂经理宋裴卿说：“你现在只办一个厂子，将来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接着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刘少奇在天津》，第57-58页]刘少奇这种通俗易懂的政策宣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在场的资本家“吃了定心丸”，一下子与共产党拉近了距离，从对立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许多资本家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下定决心“和共产党一起干”，“再不怕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还是有人情味的”，“既不能不顾工人死活，也不能不给资本家出路。”所以不少人决心“留在大陆办厂，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2.恢复了经济，稳定了天津，影响了全国
    刘少奇视察天津后，天津市委经过两次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讲话中的意见，并于1949年6月作出《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决定》，天津市委重新部署了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私营经济的回避态度，采取积极的扶助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和扩大就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据统计，贯彻《天津讲话》后，到6月底，天津市工商企业的开工户数已达到1143户，一些已经停业的企业，又重新开工。外贸经营户数从3月份的83户增加到7月份的340户。主要的生产行业在6、7月以后即恢复到接收前的生产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3800户，有些厂家还准备扩大营业。天津市东亚公司经理宋裴卿就准备增设新厂，他写信向刘少奇谈了他的打算。刘少奇十分支持，复信说：“宋裴卿先生大鉴：接4月30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刘少奇传》636页]《天津日报》将此信公布后，全市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3.启用了民主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调动了积极因素。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到：“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刘少奇在天津》55]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了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例如，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弢（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朱继圣（天津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曾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范例，也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延伸。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人代表中，有民主人士558人，占代表总额45、5%。在新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领导中，党外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四、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以后，应该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而不能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中，这是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心、关键是发展工业”他在天津的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刘少奇说，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解决后，“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历史的经验。
    2.搞经济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这与邓小平强调的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是一致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外贸、贷款、公司法等等具体问题时，反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用人问题上，不搞宗派主义，量才录用。他认为在生产建设中，要用懂经济会管理的专门人才，搞“专家治厂”，而不是考虑出身、成分、党与非党或论资排辈。
    3.正确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模式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4.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发展与变革的非均衡性，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困难性，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难免失衡，必须通过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来协调各种关系，以便在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兼顾了“四面八方”关系的均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于今天实施“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坚定理想信念 永葆先进本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我们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本色，必须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才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誉观，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以至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刘少奇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各个时期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将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还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面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重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于丰富党建思想、党建理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背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代伟人刘少奇早年的光辉著作，与《论党》、《论党内斗争》被称为党建“三论”，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起草于河南豫西渑池八路军兵站；1939年1月至3月初稿完成于河南确山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刘少奇于1939年7月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1939年8月至9月分为3天4期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后经几次修改完善，成为单行本几十次在中国和世界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外矛盾交错，党员成分复杂，中共处境十分困难，加强党员思想建设迫在眉睫。
    1935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延安杨家岭安营扎寨，建立了中国革命指挥所。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适时通电全国并号召各民族各阶层全面抗战。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极其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为了集团利益，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狭隘政策，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不得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如何确立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其二，如何在根据地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其三，如何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奋斗目标，担当起力挽狂澜的历史使命。
    2、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抓着手党的思想建设，主要是帮助党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以纯洁党的队伍。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为适应形势变化和抗日战争需要壮大党的队伍，在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展了大批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很快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鱼龙混杂。刘少及时指出：“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来自社会上的各阶层，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与动机而来的……”。如果党员“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
    3、刘少奇先后出任中共北方局和中原局书记，一直把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修养摆在突出位置，开拓了党的思想建设新领域。
    1936年至1938年，刘少奇在领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性锻炼。他多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对于大批从全国大城市涌入延安和根据地的新党员，表示极大的高兴，因为这是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表现，是进一步扩展革命所十分必需的力量。对于这批新党员，必须要加强党性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非常必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促使他开始思考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加强自身修养，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意识，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策问题。六届六中全会另一重要内容，就是通过了“关于中央工作规划与纪律的决定”等九个党规党法文件，这些文件都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并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使他更加产生了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强烈愿望。
    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了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出任南方局书记。11月23日，刘少奇率领中原局组成人员离开延安，奔赴中原。11月28日，刘少奇秘书、警卫、机要人员一行17人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绕道潼关改乘火车前往豫西渑池八路军兵站。12月20日，刘少奇组织中共豫西特委在渑池兵站窑洞里，召开了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号召大家作好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撤销了豫西特委，成立了豫西省委，将原特委所属的五个中心县委改为五个地委，调整配备了省委、地委组成人员。刘少奇在渑池，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粗麻纸上撰写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分为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的、空前艰苦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总结等4个部分，一共6页，并在豫西省委举办的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首次宣讲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完成了整顿和加强豫西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后离开渑池，途经洛阳、南阳抵达河南确山竹沟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刘少奇到达竹沟后，立即投入到发展中原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中。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使河南、湖北、安徽地区成为我党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被誉为中原地区“革命摇篮”、“红色基地”和“小延安”。大批青年纷纷涌入延安、竹沟和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党组织和新四军，共产党如燎原火种，传遍神州大地。
    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学生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教育，在中原局机关驻地竹沟，刘少奇坚持每天晚上聚精会神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四书五经”，结合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多年以来的调研成果，在渑池写就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稿，讲演稿在“提纲”的题目上加上“论”字，使之成为最后定稿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主要内容包括：（1）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研究及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2）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包括具有正确的公私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3）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即能够正确处理党员个人同党的组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员个人之间的关系;（4）文化科学知识修养，即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业务工作，办事能力强。刘少奇在竹沟多次向中原局和省、地、县干部，向留守处干部和党训班、教导队学员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中原地区各级党组织达到了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

    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社会价值
    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从中原局返回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延安期间，一面抓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一面继续负责指导华中地区抗日斗争。
    1、由演讲题纲到报刊连载，《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在延安期间，刘少奇住的窑洞紧挨着时任中宣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的窑洞，他俩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在一起探讨党的理论和若干历史问题。刘少奇谈及过去党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谈及对大批吸收新党员的喜悦和忧虑，强调在党内树立正确思想的必要性，张闻天感同身受。一天，张闻天邀请刘少奇去马列学院演讲，他欣然应允。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两次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每次向学员们作了3个小时的演讲。刘少奇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首次公开提出了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命题。
    刘少奇的两次演讲，在学员中产生轰动效应。茶余饭后，大家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演讲特别重视，认为这正是当前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新党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立即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刘少奇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将演讲稿整理成4万多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稿交给张闻天。张闻天看后非常高兴，即转《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立即把刘少奇这篇文章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稿子，即时给吴黎平回信：“少奇同志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当快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连续在8月20日、8月30日、9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81、82和83、84期全文连载。
    2、一石激起千层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列入延安整风文件，定为党员干部的学习读本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周刊公开发表之后，在党内得到了很高评价，受到党员干部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受到热捧，成为解放区和根据地党员必读文献之一。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又被中央规定为22个干部必读材料之一收入《整风文献》，成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武器。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还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经过延安整风的大学习、大讨论，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达到空前统一，为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创历史记录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39年8、9月在《解放》周刊发表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出版单行本。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之后又连续再版三次。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转载和印刷了单行本，作为基层党组织党课教材阅读，使之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员及青年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流行读本。
    1949年8月，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刘少奇在筹建开国大典的百忙之中，应中组部和中央党校的要求，又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修订和校正，从解放出版社在北平出版修订后的第一版，到1952年共发行70万册。对教育党员干部在“进城后”怎样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巩固胜利成果、帮助大批新党员成长产生了积极作用。1962年经刘少奇同志再次校阅和补充，将原来的四大部分调整为九个章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国发行500万册。
    从新中国成立到2008年，人民出版社、新知上海三联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先后27次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将其翻译成英文、日文、捷文、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出版发行总量达到2089万册，它的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西方学者称为共产党员的“东方圣经”，成为各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

    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现实意义
    在党的十八大号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有自觉地“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经受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我们带来了俱多有益启示。
    1、重读《论共产党的修养》，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这一缺陷，使我们党在革命运动的指导上发生了错误，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如果党员不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根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增强党性、端正党风的需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给我们党的肌体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一部分党员党性观念淡薄、理想信念动摇、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膨胀，增强党性、端正党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已成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因此，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特性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一切优良品质和美德。这一改造过程就是加强自身修养的过程，也就是把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和道德内化为自身素质的过程。只有按照党性要求，不断锤炼自己，才能够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
    要始终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
    3、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执政党拒腐防变的需要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预见性的指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每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他说：“我们的党员必须了解这一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的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他之所以强调在成功时更加注意修养，是因为“有些党员经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致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丧失他原有的革命性。”党的十八大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忘党忘国。加强党性修养，就是为了警钟长鸣。
    4、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需要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认为道德是党性修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首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就是党性的具体表现。“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特有的崇高道德至少应该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境界;坚持阶级、政党、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革命气节;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牺牲精神;慎微、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等等。坚定理念信念，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道德、重视道德修养的传统。为政者是否重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关系到人民的祸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干部的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影响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只有树立高尚的道德形象，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五、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需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刘少奇注重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并对传统的修身养性理论以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提升，服务无产阶级政治。
    共产党员要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还必须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中吸取营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大量引用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曾子、墨子以及范仲淹等先贤哲人的名言，增添了“修养”的文化含量。如“吾日三省吾身”;“人皆可以为尧舜”;“慎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刘少奇引经注典的论述，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结合。
    刘少奇在党建理论中，认为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不但要继承我党艰苦朴素的作风、大公无私的品质、攻坚克难的勇气，而且还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昂扬锐气、蓬勃朝气。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是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再一次为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先进本色”敲响了警钟。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刘少奇民生思想成因剖析

    刘少奇自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以来，历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届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对党的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常说“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句朴素的语言深刻诠释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可见了解民生、关注民生是他建国以来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以刘少奇民生思想为切入口，探析其民生思想的成因，深入挖掘其民生思想的重要内涵，以求得对于指导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现实意义。

    一、家庭教育的影响培养了他的民生情感
    刘少奇于 1898 年 11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的炭子冲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在刘少奇成长的过程中，家庭环境首先给了他以重要影响。
    湖南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素以农耕为主。刘少奇的家族也是耕读传家、以农为业，在洞庭湖以南、湘江以西的沩山脚下、靳水河畔繁衍生息。这不能不让刘少奇对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这也是他同情劳动人民、关注民生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刘少奇的祖籍江西吉水。南唐刘氏家族是在明朝中叶时迁往湖南益阳，祖先任过知县。后定居在宁乡县城南的茅田滩。若干年后，由沩山沿靳水而下，搬到南塘炭子冲一带居住，代代勤俭立业、耕读传家，到刘少奇这一代已是第十三代。南塘刘氏在聚族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族风。《南塘刘氏族谱》对这一支刘姓的概括是“虽不甚显，而族之人俱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第力田，管子所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 这表明，南塘刘氏深受农耕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几百年有着耕读并举、勤俭持家的传统。它制定了严格的家训、家约、家规。例如：其家训即列有 10条，敬祖宗、孝父母、友兄弟、正家室、睦族党、务本业、崇节俭、戒忿争、择交友、训子弟。 务本业、崇节俭就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识。实际上，刘少奇1961年4月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时提出的关于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刘氏族人优良传统为蓝本作参照的。
    刘少奇的高祖父刘万明、曾祖父刘再洲和祖父刘得云都是能写会算、勤劳能干、节俭持家的农民，他们靠自己辛勤劳动、苦心经营，逐渐使家业发展壮大，不仅在炭子冲购置了 60 多亩田产，还把原来的三间低矮潮湿的茅草房扩建成7 间土砖青瓦。刘得云虽然读书不多，但能识字、会打算盘、为人诚实、乐于助人，家境好时，仍不忘接济贫困乡亲，深得当地人的敬重。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读过几年私塾，能写会算，心地善良，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他保持了前辈勤俭朴素的作风，会划算，勤劳作，治家很有一套。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人耕作 45亩水稻田，一年到头劳作相当紧张，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所有农活都是自家人干，农忙时才雇几个零时工帮忙。刘少奇后来回忆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些剩余。” 刘寿生不但善于管家和组织生产，而且是当地的办事能人，每逢左邻右舍有婚丧喜庆大事，都由他主持操办。刘少奇的母亲鲁氏，是公认的勤劳善良、持家有道的农村妇女。1911年，年仅46岁的刘寿生因肺结核去世，鲁氏便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带领年幼的孩子克服种种困难，撑起了家庭的危局，并使其逐渐地振兴起来。鲁氏思想开明，为了支持“满崽”刘少奇读书，还特意为他布置了一间书房，添置了一些图书。鲁氏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贤妻良母，对于少年时期的刘少奇卖酒或米给贫困邻居而不收钱的行为不但不责怪反而投以赞赏的目光。 刘少奇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老成持重，耕读传家”的礼义家庭环境中，父亲的通情达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母亲的善良、坚强、干练，使他从小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富于同情心、不畏艰难的本色，也让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的苦难有了很深的体会和理解，培养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他懂得了农民的辛苦，认识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据刘少奇邻居的回忆，刘少奇从小就乐善好施，经常拿家里的大米接济贫困人家。 遇到来家乞讨的“叫化子”，他经常帮着母亲将家中的饭、菜、衣服以及零用钱以礼相赠；谁家有困难，他也总是很热情地去帮忙。
    从刘少奇生活的时代看，他成长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刘少奇诞生的1898年，正是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发生之年。此后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富强成为众多仁人志士不懈的追求，也是刘少奇一声为之奋斗的目标。刘少奇的爱国爱民思想形成较早，撇开他读私塾时接受传统教育以外，他较早就读到了一些爱国进步书籍。如他少时的同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家中收藏了很多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他就经常到周祖三家借阅书报。刘少奇 1915 年在宁乡玉潭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1916年秋，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堂，投笔从戎、强身报国。1919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以实际行动尽自己对天下兴亡的责任。1921 年春，他赴莫斯科学习时，曾致信母亲：“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 经过在莫斯科一年的学习，刘少奇确立了自己“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人生观。
    正因为他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所以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然使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对他形成鲜明的民生思想具有最基础的作用。

    二、湖湘文化的熏陶坚定了他的民生理念
    湖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湖湘文化。以讲究经世致用、推崇先忧后乐、力求革故鼎新为特色的湖湘文化给了刘少奇以成长土壤和精神养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刘少奇忧国忧民、关注民生、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品质得以逐渐形成。
    关注现实、主张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湖湘文化在其形成初期，经世致用思想就已成为其重要的特点。湖湘文化早期代表人物胡宏就认为“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 ，阐述“知行关系”问题，并提出“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无用，与异端何异” 的观点，可谓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道。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提倡“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 的为学之道，劝告世人为学入世都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通过身体力行，才能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近代以来，魏源、陶澍以其毕生的贡献实践着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拉近了湖湘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距离。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地理和人文风情；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能；提请清王朝推进社会变革，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变革须因时制变，方能成功。” 魏源将近代爱国主义与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融入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当中，启迪了后来一大批爱国人士开始走向世界，寻求救国图存的真理。刘少奇受到经邦济世思想的影响，关注现实社会，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尽全力造福苍生百姓。
    近代湖湘文化具有三大核心精神，其中之一便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杨度先生曾在《湖南少年歌》中发出感慨：“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古往今来，爱国精神已融入近代湖南人的骨髓。同样重民忧民也是湖南人的精神品格。范仲淹曾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足以即是证明湖湘文化的忧乐观。湖湘文化中具有强烈的“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曾向统治阶级提出“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也”的观点，针对的即是宋王朝推行“思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搜刮掠民政策。他告诫统治阶级“治道以恤民为本，而恤民必先锄奸恶。然而善良得安其业；而锄奸恶之道，则以得人为本也” 近代湖南著名的维新派代表谭嗣同自青少年时就立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夫之绪脉”的宏愿 。这些都是湖湘文化中重民忧民、关注民生疾苦的体现。刘少奇1948年12月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这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一脉相承。
    刘少奇自身就是湖湘文化体系中的一名代表，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精神品格和扬善除恶的凛然正气，都对刘少奇民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自年轻时就树立起强国富民的坚定信念。

    三、马列主义的学习丰富了他的民生思想
    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和建设早期最为重要的行动指南。因此马列主义的民生观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马列主义对刘少奇民生思想的成型找到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虽然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有关“民生”问题的直接用词不多,但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闪烁着关于改善民生、实现民生的思想光辉。马克思把人作为研究社会的基础要素，他曾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起点由三个因素组成———即生活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他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随后,马克思又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概言之,正是民生需要本身推动人们“创造历史”、“创造人自身”。列宁也认为关注民生应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职责。他曾强调，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仍然要一如既往地关注民生问题，“必须把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以便密切注意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民生的相关论述很多，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民生，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重要手段。刘少奇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亲身聆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演讲，这些对他触动很大、影响很深。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总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终于成就为我党卓越的党建理论家。毫无疑义，马列主义是刘少奇民生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四、执政理念的确立成就了他的民生实践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刘少奇在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以高度的责任感担负起实现国家和人民富强的重任，注重调查研究，成为他民生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来源。刘少奇建国后便担任国家副主席，自1954年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后，1959年后又出任两届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在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量。他亲往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不辞劳苦亲临一线，为的正是从实际出发建设好国家，使人民富裕起来。
    19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中国面临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生产不足、物资匮乏、饥饿成灾、贫病交加。刘少奇当选那一天，有临危受命之感，心情十分沉重，当工作人员向他祝贺时，他表情严肃，走进家里都没有打招呼，而是径直到他办公室看内参。他经常对家人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盲目地“超英赶美”，造成人为的灾难。自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五风”运动，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刘少奇倡导大型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敲响了制止“五风”的警钟。1961年4月1日至5月14日，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家乡进行为期44天的深入调查，使他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看到了国家尤其是农村的真实情况，为实事求是地科学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获得了第一手材料，成为他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一次最为重要的科学实践。
    1961年他在主持召开的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主要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就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说明，包括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等。他指出“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这一讲话充分证明当时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也表明刘少奇对此早已明察秋毫。
    1961年4月1日，他在广州开完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立即携夫人王光美一到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蹲点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听说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时，他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在花明楼，他针对一些群众已经没有住房的情况，项有关部门指示将他的旧居停止对外参观，让群众搬进来住。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问题，他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参加长沙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时说：“公共食堂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解散食堂，解放劳动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避免了经济困难的延续。
    在湖南农村44天的调查过程中，他在长沙县天华大队住了18天，对农民兴家立业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针对“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十个一”思想。在长沙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刘少奇就农民兴家立业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即：一栋好房屋，开门亮窗白粉墙；一套好用具，农具、炊具、副业工具样样俱全；一栏好猪，自养、自繁、自食，又有卖；一群好家畜，有鸡、有鸭、有狗、有猫；一园好蔬菜，大蒜、韭菜、香葱，品种多样化；一塘好鱼，鲢鱼、鲤鱼、鲭鱼、鳙鱼、草鱼水中游；一块好柴山，树大柴多，用柴自给；一天三餐好饭菜，饭甜菜香、讲究营养；一人有几套好衣服，床单、被帐换洗不缺；房前屋后一片好风景林，棕、竹、桃、李样样有，春温冬暧夏天凉。 这就是刘少奇提出的“十个一”思想，对于兴村富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调查结束后，刘少奇又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进一步就农村兴家立业问题作出指示，重新提出了“十个一”思想，指出一定要解决好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富裕的问题。
    应该说，“十个一”思想是刘少奇民生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生思想的一个典型范例。当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与他自身的所处环境和思想境界、与马列主义的熏陶、与他身负国家重任等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刘少奇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

    摘  要：刘少奇是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并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制定了许多有效措施，蕴含了丰富的民生法治理念。他明确提出政法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要求政法机关严格执行，保障人民利益；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坚持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并重视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主张保障政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政法系统要独立办案、政法机关要相互制衡的法治思想，这些反映了他浓厚的法治理念，对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深化改革与发展机遇期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以人为本；法治思想；政法机关

    刘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作为第一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第二、三任国家主席，本身就表明他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突出地位。建国后，刘少奇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解决方法与措施。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阐述蕴含了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与理念，对有效化解我国当前深化改革与发展机遇期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包括工人阶级内部，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知识分子之间，农民阶级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 。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最为重要的是阐述了要用政法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
    第一，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区别。刘少奇是最早明确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51年他在审读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和高岗《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的笔记中就提出过这一问题。他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 刘少奇的这篇笔记是否对毛泽东1957年上半年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产生直接影响尚不得而知，就如薄一波所言：“少奇同志这篇笔记毛主席不一定看到”，但说刘少奇是最早明确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则是无疑义的。
    第二，主张用教育和团结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严格区分后，刘少奇进而主张以教育和团结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因此必须慎重、正确对待。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因此，要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采取“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处理，就是“在根本上犯了错误”。 几年来的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不能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无从谈起。他指出过去存在对矛盾性质认识错了的情况，主要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这样后果严重，“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斥责这种处理方式是“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
    第三，政法机关要承担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责任。刘少奇纠正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公检法部门只是对敌专政工具的片面观念，将政法部门视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工具。他对当时认为公检法三个机关只负责处理敌我问题而不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观念表示质疑，指出“这个观念值得要好好研究一下”。法制不一定只有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他明确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的看法。他从词义分析出发，指出公安局名为公安，就是要管公共安宁，而公共就是指人民。敌人应该惧怕公安机关，人民则不一定，公安机关只要把工作做好了，人民就会觉得可靠，喜欢公安机关。所以政法机关应该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两种矛盾不同处理方法的前提下“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真正担负起“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 刘少奇非常重视政法系统的工作，是因为公检法等政法部门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具有树立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维护社会的公正性、贯彻法律法规的实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此他认为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法。

    二、高度重视立法、普法与用法
    第一，把立法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刘少奇主持制定法律法规时，注重积极借鉴地方经验、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到把立法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1951年3月1日刘少奇在审阅了福建省公安厅致华东和中央公安部的镇反综合报告后认为“很好”，特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方，并指出“其中许多经验，各地均可酌情采用”。 同时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时，注意征集地方意见。针对贩运毒品和走私金银的问题，刘少奇向各地方转发了天津铁路管理局的经验报告，并提出：“中央将研究处理这类分子的办法，各地如有意见，亦望电告”，希望各地方提供相关的参考意见。
    制定宪法的过程，同样反映了他科学严谨的态度。1953年1月13日刘少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刘少奇成为委员之一。1954年2月20日，刘少奇指示杨尚昆 “多印一些”新起草的“宪法草案”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三月间，刘少奇对“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四读稿都做了必要的批注。二至五月，刘少奇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详尽的修改。 经过充分的酝酿与准备之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23日召开，毛泽东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之后从五月底至六月中旬，刘少奇共主持了六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第二次至第七次），讨论《宪法草案》的初稿和修正稿,并筹划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事宜。 5月 21日，刘少奇在修改《中央关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宪法草案的宣传和讨论的指示》时将“宪法草案”的转发范围扩大至军队，并指示：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在进行讨论时，要“提出修改意见”。 同时，刘少奇在6月至9月间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五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经过了全国一亿五千万人民的讨论， 真正将立法与人民的利益于意志统一起来。
    刘少奇如此重视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在于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他广泛征集多方意见，集思广益来制定法律法规，大大提高了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第二，强调用法律的武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刘少奇非常重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情况，这首先表现在他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严谨、科学的态度与精神。在1958年6月5日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97次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一个法律搞得不好，就会限制人民的积极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 要用法律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首先表现在立法要符合人民的愿望、体现他们的利益。故他在制定五四宪法时，对宪法作了严格、广泛的讨论。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评价这部经过了亿万中国人民广泛讨论的宪法：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亲身经验和长期心愿” ，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反映。在此基础上高度重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也是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的举措。1955年2月28日刘少奇了解到山西盂县、清徐在执行拘捕条例时发生混乱现象后致信董必武、彭真：“为贯彻逮捕、拘留条例，党内应发一指示，对县区乡随便拘人问题，应拟定一些办法，望召集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志商酌，拟一指示交中央审核。” 地方部门在逮捕、拘留的随意性，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人身自由受到损害，这是刘少奇最不愿看到的。
    第三，主张将用法与普法结合起来。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使国家机关执法时有法可依、使人民在处理问题时有法度可循。人民自由的实现，必须基于不干涉他人自由，即在不触犯法律的尺度内实现自由，所以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对此，刘少奇指出：要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懂得：“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并且，他要求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这是由党的地位所决定的。在报告最后，刘少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按照宪法所规定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继续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在1954年底通过实施后，有些地方部门却没有完全遵守。刘少奇在法律法规制定时重视其制定过程、制定后重视其贯彻执行，这有利于推进国家的法制化进程。

    三、充分保障政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第一，党委要支持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执政党，难免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门出现越权干涉政法部门工作的情况，刘少奇对此给予严厉批评。在修改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处理干部离婚纠纷问题的报告时，他写到：“所有离婚案件，包括党员干部的离婚案件，一律由法院处理”，“党委对法院有关党员干部离婚案件的正确判决，应给以支持，并责令其严格履行法院的判决”。 1962年4月28日，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等汇报公安政法工作时更是明确指出：“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 在此刘少奇并非要削弱党的领导。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但是党委主要是“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的” ，而不应插手具体事务。这样做能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政法系统独立执法，则可尽量避免受到各种情况的干扰，有利于维护公平、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而是本身就可防止非司法的党政机关践踏、违反法律。他指出：有的单位有自己搞拘留、搞劳改等非法行为；有的党政负责人直接绕开公安局、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随便批准捕人；甚至于有些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些“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第二，政法机关要独立依法办案。刘少奇认为政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并做到违法必究，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1955年3月12日，刘少奇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关于改善司法机关审判作风的指示》时指出：必须在人民司法工作中“坚决地反对和肃清”逼供、诱供、指名问供等“完全错误的”审判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的逼供信的审判作风，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判作风”。 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他提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其前提是“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 1961年1月21日，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工作后指出：“最近违法乱纪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河南的信阳，甘肃的天水，山东、贵州等省也有一些地方，违法乱纪很严重。你们应当去做检查违法乱纪的工作。现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注意加强这个工作。现在检察机关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1961年7月10日，刘少奇自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调查回京后，特意致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 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1950年七八月间在修改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报告——《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报告》时刘少奇写道：“不给罪犯以惩罚，即不能教育人民，也不能教育犯罪分子” 。政法机关如果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则会导致一部分心存侥幸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此外，刘少奇看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1962年5月23日，他在同中共中央政法小组谈话时再次表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 刘少奇强调党委和政府要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提供重要保障。
    第三，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要相互监督。独立执法的政法系统并非是不受监督，它只是在办案过程中具有独立办事的权力，而在执法的有效性、公正性方面要受到各级、多方面的监督。并且，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刘少奇提出了政法系统相互制衡的法治思想。刘少奇曾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必须贯彻执行法律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他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唱对台戏”，指出政法系统各机关“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 所谓对立面、唱对台戏，就是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相互监督，对各自的不足提出质疑。这是一种强化政法系统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的手段，其目的不是要其互相拆台，而是有效维护人民的利益。政法系统的相互制衡，有利于各部门各尽其责，并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刘少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论述精辟。其论述中不仅让我们看到见其重视法治、尊重法律的权威性的一面，更反映其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是我国法制宝库中的不朽精神财富。

    刘少奇军事思想特色

    前言
    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研究员曾专门撰文指出：“刘少奇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黄峥老师认为评价一位军事家，有三方面的衡量标准：一、是否担任过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二、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业绩,即是否成功地指挥过战役层次以上的战争,或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三、是否有重要军事论著,或提出过重要军事思想。显然刘少奇在以上三项条件都具备。他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军筹粮委员会主任、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新四军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他撰写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前途、条件和各种政策，成为党内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他指挥过半塔集、郭村、黄桥战役，成为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可见他并非纸上谈兵之辈，而是真真实实的军事家，只是由于后来他作为政治家的声名把他的军事家头衔覆盖了。作为军事家，刘少奇的军事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
    刘少奇非常善于理性思考，因此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充分表现了他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
    1、遵义会议坚定支持毛泽东
    刘少奇坚信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能力，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这一点也是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的。即使在已经发动“文革”决定打倒刘少奇时，毛泽东也还是肯定了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1966年10月，毛泽东说：“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说起这个事，还是得回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奉命离开福建，回到中央苏区据地江西瑞金，与中央主力红军一起开始长征。长征前，刘少奇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党内有名的工运领袖。长征时他被编入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34年10月 22日，当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赣南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刘少奇接到周恩来、博古的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于是在行军途中前去上任。
    红军越过湘江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在战斗中减员很大的红八军团的番号，将剩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于是刘少奇转任红五军团的党中央代表。那段日子是红军处境极为艰难的时期，刘少奇目睹了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推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向绝境，非常痛心、焦急，这也为他随后在遵义会议上的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月中旬，即遵义会议前夕，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用电报通知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和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l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揭露和批评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各种弊病以及所带来的恶果。
    1935年2月上旬，刘少奇被调往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区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下旬，刘少奇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右路军踏上了征服草地的艰难征程。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沼泽泥潭中整整搏斗了七八个昼夜，终于摆脱了茫茫草地的困苦和威胁，到达了巴西（今属四川若尔盖）。10月19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刘少奇自始至终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全部行程。
    1980年初，遵义会议纪念馆开馆时，刘少奇还没有彻底平反，但馆方“冒险”将刘少奇的照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7位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人照片一同挂了出来。从这一点来看，说明刘少奇在长征时是作过重要贡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竹沟惨案提前布署反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从“容共”走向“限共、反共”，准备对日妥协，在武汉陷入危机、华中战场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决定撤消长江局，在竹沟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任命刘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原局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个地区的工作归口中原局指挥。
　　“越过千重水，踏破万重山；胡服同志到竹沟，妙计定中原。”刘少奇是1938年11月23日，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渑池、南阳、泌阳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竹沟。他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起草于渑池、形成于竹沟、定稿于延安的。刘少奇在竹沟还亲自指导创办了中原局印刷厂，翻印了大量的解放周刊和抗日文件发放到各根据地。
　　刘少奇在竹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重视，与国民党卫立煌、张珍等上层军官以及32军、51军、68军、77军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竹沟周围国民党地方政权中，和我党有良好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这些良好的统战关系，为我党在竹沟开展工作，创造了一个和顺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原局、河南省委在竹沟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派出了14支党和军队基层干部队伍充实各根据地，共计4800余人。以他们为骨干力量，就组成了新四军的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其中部分骨干力量补充到了新四军的三师和七师，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原局在竹沟期间，竹沟的各项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当刘少奇看到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时，高兴地说：“延安有党的领导，竹沟也有党的领导；延安有窑洞，河南也有窑洞；延安有抗大，竹沟有党训班；延安有延河，竹沟有大沙河”。因此当时把竹沟比作中原红都和“小延安”，“小延安”的美名由此传遍全国。
    由于竹沟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中的重大作用，激起了国民党的极端仇恨。蒋介石、汤恩伯任命河南确山县籍少将参议耿明轩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于1939年11月11日，从竹沟的东寨门进攻竹沟，惨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200余人，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
    正是由于刘少奇深邃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对局势的发展了然于胸，提前部署反击，先后分三批将中原局主力撤离竹沟，才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刘少奇到达竹沟后就对中原局的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他指出：党要在两年中，以竹沟为战略支点，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组织运送党的部队。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后，刘少奇认为：“目前蒋介石特务和河南地方当局正在策划进攻竹沟的阴谋。为了加强敌后工作，应当逐步撤退。”因此决定：在渑池撤销豫西区特委，将原来竹沟地区和豫西党的组织合并于河南省委，由刘子久任书记；撤销鄂中区党委，将鄂中区党委所辖地区连同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均并入鄂豫边区党委，由朱理治代表中原局领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陈少敏任副书记。河南省委仍设于竹沟八团留守处，中原局在竹沟毛家棚的秘密印刷厂交由河南省委代管。
    布置完鄂豫边工作后，刘少奇于10月中旬与徐海东等一批干部从竹沟出发东征。临行前，刘少奇一再叮咛，要留守处提高警惕，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在刘少奇的严加督促下，各机关、部队先后在十月中下旬有计划地分批撤离竹沟。
    11月11日拂晓，国民党和河南地方当局策划已久的武装进攻竹沟的阴谋开始了。进攻竹沟的部队总兵力约计两千人，由31集团军少将参谋、确山人耿明轩统领。他们选择我军分批开往敌后，竹沟留守处兵力大为减少之际，发动了围歼。
    竹沟事变历经两天一夜的防御战，和一天的追击与阻击战。最终以少数部队击败多数敌军的围攻，终于保卫了中原局留守处省委、地委机关安全突围。
    由于刘少奇同志在事变前对国共形势的准确判断，把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等上千人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转移到敌后；同时河南省委由于刘少奇同志的再三叮嘱，对敌军的进攻基本保持了警惕。这些举措不仅避免了在与顽敌作战中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对于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及我党部队能在鄂豫边区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9年12月，刘少奇正式率中原局机关转战皖东。

    3、皖南事变前后对中央的建议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8年底,他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与陈毅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发展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为了共赴国难,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通过谈判,将原活动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江西南昌，全军共10329人,下辖4个支队。
    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向中央及项英发了一份电报，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他在电报中指出：目前，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处，即一是豫皖边区李先念部活动区；二是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区；三是最大有发展希望的苏北地区，应集中大力发展。刘少奇的意见完全符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方针，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反对。12月27日，党中央分别致电刘少奇、项英，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提出从江南派部队和干部到淮南地区；同时要求江南新四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应付突发事变。1940年元月初，项英致电中央军委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致电刘少奇，提出“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由于项英不肯接受中央的指示和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党中央于1940年1月19日向东南局和中原局发电重申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电报指出，除非出现全国剿共的局面，新四军才能向南发展。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武装磨擦由华北移向华中。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刘少奇向中央建议，以苏北盐城为东进的联络点，从华北八路军调一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与皖东北的新四军汇合东进；苏南陈毅、粟裕部渡江北上，会师苏北。不久，党中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方案，作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央决定皖南部队北移，正是为了实现发展苏北的既定战略方针。但项英对党中央的指示理解不够，领会不深，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皖南的特殊性，致使皖南新四军和军部在战略上陷于险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华中反磨擦斗争的大局。
    与项英的错误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坚决反击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3月，桂系李品仙部、苏北韩德勤部对院东地区实行东西夹击，妄图消灭江北新四军部队。为此，刘少奇组织部署新四军江北部队进行半塔集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华中首次反击顽固派进攻的重大胜利。在斗争中，刘少奇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与反磨擦的关系。首先，从坚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尽量避免磨擦斗争；其次，在磨擦不可避免时，敢于进行反击；再次，在反击中注意斗争策略，在取得一定胜利后，就主动去做团结工作，维护统一战线局面，为华中反磨擦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项英坚持己见，致使在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本人也在转移途中遇害，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只有2000余人突围。
    在皖南事变发生的日子里，刘少奇不顾日机轮番轰炸华中局总指挥部驻地，经常守候在“华指”译电室里，催问电台联系延安与皖南的情况，度过了八个彻底不眠之夜。他按照党中央指示打电报给皖南被围困的项英，要他想法突围到江北。但项英认为此次错误犯大了，中央不会饶他，因此不准备过江，打算重建一支部队交给党。刘少奇立即电告项英：你不能离开党中央，如果离开中央指挥，你个人是一事无成的。
    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但刘少奇经过冷静思考，权衡利弊，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建议。他指出：“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这一建议为党中央采纳，对中共中央处理皖南事变作出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1月17日，刘少奇再次致电党中央，提议在苏北成立新军部，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任政委。l月23日，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表了就职通电。1月24日，新四军将领又发表了声讨亲日派通电。1月25日，在苏北盐城举行了隆重集会，刘少奇正式宣布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并号召全军将士做好准备，随时粉碎反共顽固派的任何阴谋。1月26日，刘少奇和陈毅联名向党中央报告，提出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四个师。2月2日，党中央对请示报告作了答复，同意了刘、陈的提议，并指示，外加黄克诚、彭雪枫两师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部。不久，中央再一次致电刘、陈，决定“以皖南部队编成第七师。”新四军经过历时两个月的统一整编，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以更加激昂的状态投入华中敌后抗日斗争。
    新军部的重新建立，与前期的工作基础是分不开的。皖南事变发生前，在苏北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华中我党我军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个领导核心为重建新四军军部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组织基础，使党中央的决策迅速得到了实施。

    二、运筹帷幄的战略进攻性
    1、华中实施“向东发展，向西防御”战略
    刘少奇于1939年10月率中原局转移皖东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摸清了华中地区敌、我、顽三角斗争的情况。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他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在充分听取各方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认真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战略问题，作出了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新四军大本营等一系列决策。
　　在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向东发展。刘少奇认为，在整个华中敌后，有利于新四军大发展的地区是鄂豫边、豫东、苏北，而最有发展空间的是苏北。他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顽固派。如果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强大敌对势力的牵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苏北地区地域辽阔，均为沦陷区，有驰骋回旋的广阔地盘，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且巩固抗日根据地，依靠人民壮大我军力量。虽然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人数众多，但韩暗中勾结日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共产党去领导他们开展抗日斗争。向东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区位上对我们都非常有利。因此，华中最合理的战略任务应是“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战略意图。
　　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果断向中共中央提出合理建议：“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该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这个意见立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此外他还致电中央，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个纵队南下东进；命令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队渡江北上，共同完成向苏北发展的战略突击，协同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这个建议也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三次中原局会议，对于明确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扫除东进敌后的思想障碍、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扭转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抗战中的不利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端正了指导思想，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在中原局直接领导下，一批批党员干部纷纷下乡发动和组织群众，有力的加强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迅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新四军第4、第5支队就由原来的7000多人发展到1.5万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多人，为建立巩固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和发展苏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向东发展，向西防御”战略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纵横捭阖的战略思维和明察秋毫的战略眼光。在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到1940年7月2日，叶飞率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一万余人，取得黄桥决战的巨大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黄克诚部第五纵队南下占领盐城，新四军陈毅部北上抵达东台，两军先头部队在白驹镇胜利会师。
    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开辟了华中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至此，中共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南北对进共同开辟苏北的任务基本完成。

    2、延安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此时华中苏南、浙东、皖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经处在国民党的重围之下，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元气大伤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解放区也面临国民党军的威胁。但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期内也无法补充东北兵源。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余广大地区多被土匪、伪满军警所控制。我军为对日军反攻而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警和胶东军警的部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已经控制了若干地区并迅速扩张和壮大力量。
    针对上述形势，9月17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方针得到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完全同意”。19日，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刘少奇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确立后，刘少奇以极大的魄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迅速组织实施这一战略方针。一方面，部署“向北发展”，连续催调和接引各地部队迅速进入冀东、热河和东北。另一方面，落实“向南防御”措施，急命新四军主力北移皖东、苏北、山东，在南方收缩战线。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和延缓国民党军队北进，掩护我军向北发展，刘少奇先后指挥并协助毛泽东进行了上党、平绥、邯郸、津浦路等战役，歼灭10余万国民党军队，粉碎了蒋介石夺取华北战略要地、打开陆路进入东北通道的企图，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展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他缜密部署和严厉督促下，至12月，我党11万部队和2万余名干部陆续抵达东北，中共中央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基本实现。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使党和人民取得了在东北的有利地位，集中了兵力，收紧了阵线，粉碎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使我党获得了一个打破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改变了国共双方的战略态势，使我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地位。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这一战略部署是一项正确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特殊情况下，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这一决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在影视作品中很少看到刘少奇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作战，但他的辉煌战绩永远不会磨灭，特别是他善于洞穿眼前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战争局势发展的本质、准确把握战略发展方向的能力让后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刘少奇在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重大的军事战略转变，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刘少奇不愧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评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适时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3、盐城实施反扫荡战略
    皖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越来越感到：活跃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对它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加强对陇海铁路沿线派遣部队的统一指挥，对苏皖地区进行大“扫荡”。当时出现了凡是新四军活跃的地方日军就多，而日军多的地方国民党军队就少的现象。
    1940年5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他全面分析了华中地区的敌、友、我三方形势，提出了“发展易，巩固难，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5月下旬，日军向苏北、苏中、皖东一带增兵，“扫荡”的重点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的盐城。战场局势日趋严峻。
    刘少奇同陈毅等多次召开军部负责人和部队指战员会议，研究反“扫荡”作战部署。他们估计：蒋日协商正在积极进行，为了拉蒋，日军将进攻方向转移到新四军身上。这次“扫荡”，一面有拉蒋的政治作用，一面是乘夏收时节阻止粮食归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大的破坏。反“扫荡”斗争正是对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一次大的考验和锻炼。刘少奇认为，这次反“扫荡”应该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应该团结党政军民作为大的群众运动，使各种工作系统从上至下、党内党外，直到农村都有准备，才能在日军进攻时不致遭受损失。经过这样一次的反“扫荡”的深入动员和锻炼，必然使华中地区的抗日成果进一步巩固，使华中军民从此可以应付更大的事变。
    这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者相结合的武装体制。根据以往反“扫荡” 经验，刘少奇、陈毅提出以下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同时，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的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作战，其原则是就地游击，就地纠缠，予敌以袭扰，使其行止住宿均感痛苦，缩小甚至阻止敌之烧杀，保护人民安全。在地方部队不强的地方，主力应派出一部分力量配合地方部队，地方部队尽可能调动人民自卫武装共同参战，发挥游击小组和便衣队夜间“捉鬼子”、捉敌探的伟大效能，使“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三者互相依靠，互相配合”。最初，刘少奇和华中局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曾下达保卫盐城的命令，认为盐城是华中政治、军事的中心，保卫盐城，不让盐城落于敌手，对于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在部署上由各旅分兵把口，平均使用兵力。6月中旬，刘少奇和陈毅对敌情详细了解后作了纠正，“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转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分别撤到盐城之外的农村，进行游击战争。
    新四军各部按照这一部署，一面抵抗，一面转移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争取主动，待机出击。22日，日军占领盐城；28日，占领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
    这时，刘少奇和陈毅下令各部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阻止敌人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要求“各部队作战应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人汽艇为主。村落夜袭以扰敌人，捕捉敌人步哨阻止并歼灭敌人薄弱据点为主”。
    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地区积极行动，配合作战，威胁敌人侧面，接连攻入黄桥、古溪、姜堰等重要据点，使日军得之于北、失之于南，陷于被动地位。日军不得不抽兵南撤。新四军第三师各旅又在盐阜一带乘机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并不断袭击盐城、湖垛。8月20日，日军被迫停止对苏北的“扫荡”。
    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总计战斗135次，日伪军伤亡1932名，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大炮1门，轻重机枪15架，步枪1123支，并破坏公路345里，新四军伤亡100余人，得远大于失。
    刘少奇奉命离开苏北到延安后，于1943年3月19日就对敌斗争的问题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等发了电报：“……我经过华北时，看到华北对敌斗争有很多好的经验，特简略电告……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对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同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人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刘少奇这一电报，以亲身感受和理性思考，认真总结并吸取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盐阜区反“扫荡”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纵横捭阖的统筹用兵法
    1、巩固华北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华北前线。此时华北地区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领导下，中共组织已经普遍重建和恢复，党员队伍不断增加，抗日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两支队伍、两股力量汇合起来，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到1938年10月，八路军由原来的4.4万人增加到15.6万人，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山西新军到1939年夏有50个团7万余人。刘少奇为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太原失守后，刘少奇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展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敌后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是刘少奇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于1937年11月16日指示聂荣臻筹备建立起来的。聂荣臻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成立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刘少奇的领导和指挥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为坚持华北抗战，建立了坚强的支柱，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华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1938年2月5日，刘少奇发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重申1937年10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所提到的一般原则基本是对的，只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根据最近的经验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这篇文章提出了更加适合巩固抗日根据地长期需要的政策规定，对巩固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毛泽东指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平原”。这以后，刘少奇用了很大力量来具体指导在河北平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河北平原按照地形和交通线的分布，形成冀中和冀南两个地区。为了加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着重加强晋冀豫边区党的领导核心建设。不久，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李菁玉任书记。根据地局面初步稳定后，政权建设成为突出问题。刘少奇及时指导冀中、冀南地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他指出“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关，派最得力的同志到政府去工作，洗刷政府中动摇的阻碍抗战与群众运动的分子，提拔积极分子。”为了加强冀南政权建设，刘少奇派出抗大和中央党校学生四十余人和两名省委干部到达冀南地区。
    在经历过七年武装冲突的国共两党之间，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少奇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此消彼长的交锋中，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既要打破国民党方面制造的磨擦，又要在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刘少奇提出，为了不使阎锡山被旧派包围，牺盟会和新军人物必须经常有人在阎锡山的周围，同阎锡山保持密切的关系。刘少奇还指出，要注意做好牺盟会和新军本身的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在刘少奇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是相当成功的。
    刘少奇在领导北方局工作近三年时间里，华北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华北最大的政党，甚至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决定力量；八路军已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这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刘少奇这几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

    2、发展华中大本营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10月27日武汉失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严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准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中原局负责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这样，“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落到了刘少奇的肩上。刘少奇出任中原局书记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开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把日本占领区变成同侵略者斗争的前沿阵地。
    华中地处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初期发展相对薄弱。发展华中，首先要解决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如果不解决方向问题，新四军难以壮大，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就无法实现。
    华中的情况与华北不同的是，国民党军队有相当一部分还留在敌后。刘少奇科学地分析了华中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认为日军没有大举进攻河南、陕西，而华中地区中西部的安徽、河南、湖北大部分为国民党所控制，所以新四军已经坐失了在皖东地区发展壮大的先机，如果我军继续坚持向西发展的方针，则在政治上、军事上将处于劣势地位。刘少奇认为，华中局只有向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在整个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的战略方向主要在三个地区：一是鄂豫边地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地区。而其中最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是江苏北部，这是新四军的主攻方向，应集中最大的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是英明的，苏北成为中国共产党连接山东与华中根据地的战略枢纽。这一选择也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在致电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
    由于新四军内部对发展苏北存在分歧，刘少奇只好用事实说话，靠实战效果统一大家的思想。首先是以发展皖东和皖东北为战略支点，分阶段有步骤地贯彻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1940年10月苏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华中最大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八路军与新四军也连成一片，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这就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了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根本改变了一年前华中新四军遭受日、顽军分割包围的微弱地位，使华中抗战形势实现了根本好转，为新四军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在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危急关头，发挥了卓越的指挥才干和决策水平，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离开华中返回延安，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发展华中”的历史重任。正如陈毅所说：“少奇同志在华中局是危急时刻，于1939年初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统帅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3年时间，但这3年，是血雨腥风的3年，是不平凡的3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做出了杰出贡献。”

    3、开辟皖东主战场
    1940年1月，刘少奇在定远县山区黄家村主持召开第二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建立、巩固皖东根据地的问题。他认为：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这就把自已的手脚捆了起来。2月7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刘少奇这些明确的思想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贯彻下去，有效地解决了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多年的思想路线问题，振奋了干部和群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出现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新气象，以往那种“寄人篱下”、屡受挫折造成的抑郁情绪一扫而光。
    2月下旬，刘少奇在定远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原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反磨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发动的反共磨擦日益加紧。新上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热衷于反共，专门召集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袭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司令部。这时期，由于张云逸患疟病，加上部队机关组织不健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每遇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就显得反应迟钝，而且通讯也容易阻塞，江北新四军危机四伏。在这紧要关头，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亲临前线指挥抗日。
    刘少奇当时面对着的是极端困难的局面。不但有桂军李品仙部虎视眈眈，而且皖东一些地方武装也同顽固派结合起来进攻新四军，孤立得几乎得不到进步人士和中间势力的帮助。在“前有顽敌、后有追兵”的形势下，刘少奇决定：拟采取坚决手段首先打击与肃清地方顽固势力，对新来的桂军采取和缓统战的态度，派人欢迎桂军，请他们缓解危机。但是，桂军李品仙部对这次进攻蓄谋已久，不但不见缓和，反而步步进逼。
    13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各部，指出：“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至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日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坚决向顽固分子进攻；同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他把政治家的胆识与灵活斗争策略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军事指挥上来，在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等协助下，制定了对付各路国民党武装的不同策略。当桂军向津浦路以西（简称“路西”）的皖东地区进攻时，苏北的韩德勤又趁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西调、津浦路以东地区（简称“路东”）空虚之机，集结六个团一万多人，在3月19日向第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发起进攻，企图收东西夹击之效。那时，第五支队留在路东的人员只有两千人左右，情况十分紧急。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当即决定将路西反击刚刚取得胜利的“主力移往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他还电令在鄂东的李先念等在立煌一带停止同李品仙部的冲突，形成同桂军的和缓气氛。同时命令在路东的邓子恢、郭述申等“固守待援”。中原局发出告同志书，“号召同志忍受一切困难，为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留守在路东的部队在力量悬殊的困难条件下，收缩兵力，动员群众，激战八昼夜，打退韩德勤部的十多次进攻，守住了半塔集阵地。3月28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四支队第七团回师路东。刘少奇又通过陈毅调已经渡江北上、在苏北江都一带活动的叶飞部挺进纵队抢渡运河西援，在六合县境重创韩德勤部主力独立旅。在新四军东西援军进逼下，韩德勤部全线动摇，仓皇北撤。新四军乘势将来犯的韩德勤部赶过淮河。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这就是后来陈毅所指：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在皖东进行反“扫荡”、反磨擦斗争的同时，刘少奇领导第四、五支队和皖东党组织大刀阔斧地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六合、高邮和仪征等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皖东津浦路东人民抗敌联防委员会在4月18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也在8月间宣告成立。这样，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来，初步改变了新四军原来在华中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地位，成为华中工作的重要转折点。
打开皖东的工作局面，也是发展苏北的一项基础。刘少奇在华中统筹兼顾，调兵遣将，取得皖东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对于发展苏北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总结语
    刘少奇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因而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有着统揽大局的战略观、抓大放小的取舍观、放眼全局的整体观。刘少奇的军事思想的特色就在于：深谋远虑的超凡判断力、运筹帷幄的战略进攻性、纵横捭阖的统筹用兵法。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其中主要亮点集中在新四军的创建、指挥和抢占东北的决策上。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军事贡献，毛泽东非常认同。1955年评定军衔时，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结束时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做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呀。到群众中讲话，活动也不方便。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要评军衔的好！”说完，他问身边的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周恩来、邓小平也立即表示不要评了。此事也从侧面印证了刘少奇同志的军事业绩。他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他在华北、华中的历练，以及在东北根据地的开创时期所形成的军事思想，在我军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为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建设史上留下了宝贵财富。

    刘少奇廉政思想与实践探析

    摘  要：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之一，对党风廉政建设有过重大建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形成了极富特色的理论。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不但涉及教育、制度、监督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有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刘少奇的身体力行廉政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加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   廉政思想   实践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之一，对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非常重视，曾做过专门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这些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刘少奇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无疑对我们加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刘少奇廉政思想的主要来源
    刘少奇的廉政建设思想是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逐步积累并不断完善的，它不仅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而且还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腐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廉政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
    1、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的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和执政者的廉政建设思想是其重要内容。刘少奇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不但对儒家的孔孟之道非常熟悉，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也有着比较详尽的了解。刘少奇在劝导和告诫全党同志要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时说，共产党员担负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困难，像孔子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只要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那么“人皆可以为尧舜”，我们的思想和品质都可能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的境界。在谈到廉洁自律时，他倡导古人提出的“慎独”和“慎微”，要求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自觉接受组织的考验和纪律的约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何实现廉政，加强自身修养呢？刘少奇认为，我们应该“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与朋友的比较及帮助下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如果犯了错误，要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就如“日月之食”。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要勇敢地放弃一些自身的个人利益，要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然，在刘少奇廉政思想的讲话和论述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引用还有很多，这充分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的借鉴和吸收。在某种程度上讲，刘少奇的廉政思想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的一种发展和超越。
    2、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腐败思想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阶级夺取政权、巴黎公社这一新生事物产生后，就对如何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进行了探讨。恩格斯在探讨中指出：要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首先必须“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其次就是要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防止“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 和一些旧官吏改头换面“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 ，立即提出了要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教育，严格党员标准的要求。刘少奇作为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腐败思想非常熟悉。他在建国后，立即提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似甚至更切合实际的见解。由此可以，刘少奇的廉政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反腐败思想是高度一致，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败思想的一种借鉴。
    3、对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有益探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注意自身的廉政建设。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对纪律和监督做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刘少奇和李立山等就根据党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开展了一系列的廉政实践活动。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内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刘少奇在此次反腐败斗争中，不但按照苏维埃中央的部署，查处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而且还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中，针对国家工厂的弊端，提出了改进的方法。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通过整风运动等适时对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提出了不同要求。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这些有益探索，为刘少奇廉政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刘少奇在此过程中，也对这些探索做了相应的归纳、总结和提升，形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这些光辉思想和经典论著。

    二、刘少奇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刘少奇廉政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涉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原因、预防的办法、斗争的方法，而且还涉及如何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及相关的民主、法制建设。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反对党员干部的特殊化，注重党员干部的修养；反对官僚主义，注重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反对自由主义，注重对制度的完善等方面。
    第一、反对党员干部的特殊化，注重党员干部的修养。刘少奇认为，党员干部应该保持平民本色，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说， “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要“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 。他反对特殊化，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作风和做法。在领导安源工运中，当工人选举他当俱乐部总主任，要给他每月二百元银洋作工资时，他坚持要求和工人一样，只要十五元钱一月的生活费。1959年10月26日在全国群英会上，刘少奇握着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刘少奇眼中，我们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每位党员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当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者。为防止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刘少奇非常注重党员干部的修养。他经常劝导党员干部要廉洁、勤政，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在安源工作期间，他教导工友说，“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缘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作各种发展的事业。这种不良的习惯，堕落的嗜好，我们工友应切诫切诫！”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他更是对党员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建国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众多报告中，强调了严格党员标准，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1956年，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色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刘少奇又提出了限制领导干部权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 。他希望通过这种制度的设置，使领导干部能淡泊名利，进而在繁纷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注重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刘少奇认为，官僚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极大，我们应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说，“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在革命胜利的前夕，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因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采取许多办法，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为清除党内腐朽思想特别是官僚主义思想的影响，刘少奇特别注重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他希望通过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对党员干部实行广泛的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在《论党》一文中，他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保持积极的联系，肃清社会上特权思想在我们党组织中的影响。至于怎么肃清，刘少奇提出要发扬党内民主，启发党员和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62年，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再一次要求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统一和集中。刘少奇针对当时党内的一些错误，提出我们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密切地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扬民主作风，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有事很好地同群众商量，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群众的意见 。刘少奇希望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增强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而改进工作作风，杜绝官僚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当然，除了上述监督外，刘少奇还强调了党员干部的法制监督。1955年，刘少奇就湖北监利县干部赵振声所犯的错误特意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写信，强调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将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纳入监督的范围，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监督制度。他说，“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 。
    第三、反对自由主义，注重对制度的完善。刘少奇反对自由主义，他希望各党员干部严格地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法办事。安源工人运动期间，针对工会组织部分职员的贪污现象，他和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代理总经理毛泽民一起主持制定了《办事公约》，希望以此减少俱乐部消费合作社日常工作中的违规行为。苏区期间，他参与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组织“轻骑队”依法对一些贪污腐败分子进行了惩处。建国后，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希望借此来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和预防。1954年，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刘少奇更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守宪法，依法行政做了特别强调。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遵守宪法和保证宪法的实施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历史地位，“绝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为规范党员干部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使他们自觉遵守宪法，进一步从制度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刘少奇在建国后参与和制定了24部法律法规。美国作家洛厄尔•迪特默说，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制度主义者” ，“似乎是专门用来写作各种规章和法规的，通过这种方法，他有条不紊地把各种制度灌输给别人”。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钱锦宇博士对建国后刘少奇的这样评价说，“刘少奇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在于，他在建国初期为建构中国社会的法理型(legal—rational)统治所做的一切努力”。 由此可见，刘少奇不但在廉政制度建立和完善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是新中国制度反腐的重要奠基人。

    三、刘少奇廉政思想的鲜明特色
    刘少奇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廉政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但由于其对党员个人修养、党内监督和民主法律制度的特别关注，他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在教育、制度化及惩治方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刘少奇重视党员干部的教育，注意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产生。腐败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不能正确地面对各种诱惑，进而违背党纪法规，在政治和经济上为个人谋取私利。因此，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毛泽东思想上建党特色的重要体现。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教育非常重视，对此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在安源工人运动期间，他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希望他们遵守工人俱乐部的制度和纪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安源工人运动取得的成果。1939年，他针对旧社会思想意识和习惯对党员思想的影响，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学习，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真正刻苦修养，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不会居功自傲，不会计较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声誉 。1941年，他又创办了华中局党校，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建国后，刘少奇主管党务工作，他在马列学院《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克服克服掉 。1951年，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不做思想斗争，不宣传马列主义，就不能有真正的自觉的革命斗争”。我们要在以后的工作与实践中，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宣传 。刘少奇希望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宣传，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在党员干部中的影响，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进而自觉地与腐败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其次，刘少奇重视廉政制度的建设，注意长效防腐反腐廉政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从安源工人运动开始，刘少奇主持和参与了多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制定。他希望通过这些规章制度的建立，杜绝党内的自由主义倾向，使每一个党员都自觉地遵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而构建一个长效的防腐反腐运行机制。1956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权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做，应该有一种限制。”  1962年，刘少奇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又强调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级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 刘少奇此举虽主要是针对当时公安政法部门随意抓人来说的，但强调党委不得干预法院、检察院的具体工作等对加强法制监督，建立和健全长效的防腐反腐廉政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刘少奇重视对腐败分子的惩治，注意腐败警示机制的建立。腐败分子之所以敢以身试法，置党纪法规于不顾，除了自信能够避开法律法规的惩处外，惩罚的力度，腐败的成本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防治腐败，必须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刘少奇向来重视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早在苏区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就组织“轻骑队”，依法查办一些腐败分子。建国后，为保持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性质，刘少奇又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要严惩腐败的决心。1956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1962年，他在《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再次表示要严惩腐败，将那些无可救药的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他说，“要搞几个大头头。……这些人不开除，下边不服。你是高级干部，你可以搞，我们也可以搞”。只有将这样的人开除，才能保证党的纯洁。“留下这批人，党就不纯洁了。这些人是标兵，不处理，别人就处理不下去。”刘少奇强调，腐败、官僚主义等对社会风气、党群关系的危险极大，必须快速、果断地处理。腐败分子“愈多，搞得愈久，愈处理不下去，党内的事情就不好办”。  刘少奇认为，只有加强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建立起严格的腐败警示机制，才能迅速地打击腐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刘少奇的廉政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应通过经常性的教育，不断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党性教育；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真正走上民主、制度和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实行多种有效的监督，让公共权力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下运行，进而使反腐倡廉真正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党永葆先进性本色，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使我们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作者简介：罗雄，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在职研究生，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现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先后在全国报刊公开发表了理论文章、调研报告、诗词散文1000多篇并数十次获奖，出版了《党委书记的理论与实践》、《花明楼诗钞》、《讲述刘少奇》、《党风楷模刘少奇》等专著，主编了《刘少奇与长沙》、《潇湘女杰》、《伟哉公仆》、《丰碑》、《刘少奇廉政风范》、《刘少奇百姓情怀》等专著和《刘少奇故里与风范》系列丛书。现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全国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南省第九届文联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