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穗抗日志愿军
    1939年秋，在《告全县同胞书》的号召下，800多名各族青年先后报名要求参加抗日志愿军,整编为“三穗抗日志愿军第一营”，由八弓区区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回乡军官秦震寰为营附率官兵626名，于1940年元月开赴衡阳编入九九师，在湖南、湘东一带打击日寇。

    榕江县抗日义勇队
    在开展征兵的同时，榕江县国民政府奉命成立60多人组成的抗日义勇队，以备支援前线和维持社会治安。

    广西融县抗日挺进队
    由1944年12月上旬初建时的30多人，到次年4月底已发展到拥有500多支枪、800多名队员的多民族武装队伍，其中壮、苗、侗、回等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约占半数，有的壮、苗族共产党员已成为挺进队的指挥员或骨干。仅在当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就截获或击沉敌木船23条，歼灭日伪军约400人。

    晃县抗役斗争

    民国年间侗族人民反抗征丁的斗争。民国二十八年(1939)，湖南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凉伞乡，由于征抽壮丁时，畏强凌弱，徇私舞弊，引起乡民愤怒。加上县里派员催征壮丁，捉抽长子、独子，促使广大群众起来反抗，200余人示威。次年春，凉伞、橙寨、黄雷一带的侗族人民，爆发武装抗役斗争，参与者约千余人，先后与县自卫团格斗，截击前往镇压的义壮常备队，围攻凉伞乡公所，声势波及三穗、玉屏、青溪等地。鄂、湘、川、黔边区绥靖主任谷正伦派一营宪兵、两个教导中队，配合该县自卫团、矿警队，以及三穗、玉屏、青溪等县的保警队前往镇压，坚持5个多月的晃县凉伞抗役斗争，终因众寡悬殊失败，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者百余人。

    洞司事变

    剑河县爆发的抗款抗兵斗争。民国二十八年(1939)七月，剑河县县长高焕升带领保警队长韦善长、兵役科长赵广兴等数十人到餩洞司抓兵催款。将中签民兵和欠款户及其家属百余人监禁，刑讯逼供。地方士绅欧再英、陈贡章、周武等出面请求宽释，无效。7月9日陈贡章等率青壮年600余人再次与县长交涉，发生械斗。杀死了高焕升、韦善长、赵广兴等7人。省府调贵州保安团直属第一大队和都匀税警团缉私大队等去镇压，烧毁琴戈、屯侯、凯寨民房百余栋，37名无辜群众被杀害。民众首领的田土山林被充作公产。此事件称为餩洞司事变，也称南明事件。在《贵州省政府第五五八次会议记录》和《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关于餩洞司事变调查报告》中都承认事属县长的高压政策引起。经剑河籍官员杨赓尧的周旋，使此案初步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省人民政府定为正义斗争，退还充公田土。

    黔东事变

    民国三十一年(1942)，晃县、三穗、青溪、镇远、松桃等县的侗、苗、汉族农民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抗兵、抗粮、抗款斗争。施秉、黄平、台拱、剑河等地人民群起响应，参加者达2万余人。他们攻打县城，张贴布告，散发檄文，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恶劣政府，外既不御敌保国，内又不能除暴安民”，“借抗日名义，趁火打劫，以发国难财，派兵派款络绎不绝，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生凋敝，野有饿殍”。声势震撼湘黔交界。为此国民党政府出动了两个旅、一个宪兵团、两个保安团进行镇压。

    铲烟事件

    民国年间黎平县侗民的抗暴斗争。民国三十三年(1944)，发生于贵州黎平县。该县县长谢钟良指使铜关的杨锦标叫农民种大烟，以收取税收。因此，种大烟之风蔓延全境。省府发觉后，派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张策安前往查办。张率警卫兵30余名到达黎平县城，示意谢钟良索取贿赂。谢命杨锦标向群众派款。事已说妥，不料警卫兵却去进剿。于1944年4月12日掳掠、焚烧黄岗、四寨、平成等地，激起侗族人民的愤怒。16日晨，聚集数百人，在杨锦标率领下打进县城，活捉了张策安，缴了卫兵武器。经谢从中斡旋，退回武器，礼送张出境。之后，省政府以破坏禁政，劫持长官罪名，派保安团进剿。从此，宰滚、四寨、铜关、双江、永从、中潮、牙双等地，终无宁日，广大侗族人民无不受到蹂躏，不少群众惨遭杀害。

    三、侗乡人民参军组军、修路修机场、宣传、情报的无私支援

    侗乡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概况
    (一)中国工农红军、中共地下党播下抗日火种
    红军和中共地下党的反帝抗日宣传为抗日救亡运动播下了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七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军团先后五次进入黔东南,1930年4月至1936年1月，转战12个县境，传播革命真理，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反帝抗日主张，播撒革命火种。红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印发传单、布告等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各族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号召民众支持红军北上抗日。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榕江朗洞宣传书写的《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主要内容有：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动员全国力量对日作战、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要求北上抗日、反对国民党压迫民众抗日运动等。在红军的宣传启发下,许多人萌发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当时锦屏侗族诗人杨和钧称红军的主张是“指南”，写出“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的诗句。抗战全面暴发前，1935年至1937年,中共凯里党小组成员以及进入黔东南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光庭 、李长青、喻雷、王毅、熊铁樵、王定一、陶涵春等先后在凯里、麻江、台江、雷山、天柱、锦屏、镇远等地开展活动，向民众宣传爱国抗日进步思想。红军及中共地下党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使各族人民深受影响,为后来黔东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各级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
    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黔东南各族人民情绪高涨，各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会等各种抗日组织，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1、大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或“抗日救援会”，相继建立县民众教育馆，组织民众开展奋起抵抗、挽救危亡、获得民族复兴的抗日救亡活动。如榕江1938年初成立了以县长毛铖为主任，以国民党黎、榕、锦、三、丹边区驻榕特派员梁聚五为副主任，有地方各界知名人士10余人参加的榕江县“抗日救援后援会”，下设执行、文化、经济三个组，负责抗日宣传、兵员征集、募捐等工作。
    2、以学校为中心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抗日铁血团”、“读书会”、“歌咏队”、“京剧队”、“音乐研究会”、“俱乐部”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组织。组织抗日积极分子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3、组建民众抗日武装
    (1)贵州抗日救国军。天柱、锦屏、剑河南明等地原国民革命军回乡军人，因痛恨对日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于1937年4月自发组织起来攻下天柱县城，赶走贪官污吏，释放被无辜关押的老百姓，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推王泽龙（侗族,锦屏人）为司令，陈贡章（侗族,剑河人）为参谋长。5月26日通电全国，誓言抗日。由侗、苗、汉各族青年志士6000人、3600多条枪组成4个团，改编为独立三十四旅701团开赴上海抗战前线。
    (2)三穗抗日志愿军。1939年秋，在《告全县同胞书》的号召下，800多名各族青年先后报名要求参加抗日志愿军,整编为“三穗抗日志愿军第一营”，由八弓区区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回乡军官秦震寰为营附率官兵626名，于1940年元月开赴衡阳编入九九师，在湖南、湘东一带打击日寇。
    (3)黎平侗苗抗日联军。1945年6月，黎平、从江县组织青壮年600余人参加的侗苗抗日联军，南下广西打击日寇，歼敌300余人。
    （4)榕江县抗日义勇队。在开展征兵的同时，榕江县国民政府奉命成立60多人组成的抗日义勇队，以备支援前线和维持社会治安。
    （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开展
    随着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情，黔东南16个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不同形式、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天柱中学师生群情激愤，集会声讨日寇侵占东三省、侵略华北的罪行，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救亡，抵制、烧毁日货，编出油印壁报等，以激发群众爱国热情，鼓动号召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1939年迁住榕江的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校等校师生书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还我河山!”等抗战标语，对学生进行抗日时事教育,举行示威游行，组织千人大合唱，大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将抗日宣传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锦屏县国民小学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师生上街下乡进行抗日讲演和演出、画漫画等,通过国语课：“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的教学，进行爱国教育，组织集会，演出话剧，教唱《国际歌》等,在全县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穗中小学组织宣传队演出《劝夫从军》街头剧，高唱《游击队歌》、《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发表讲演，动员群众。还用漫画、壁报等进行抗日宣传。1942年，八弓小学、三穗中学相继成立“穗光儿童话剧团”和“业余话剧团”，进行宣传演出，筹集慰劳资金。
    剑河县董达小学潘年颀等组织“春风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大唱抗日歌曲,组织师生到农村和集市宣传演出，激发群众爱国热情。
    麻江、黄平县在青年学生中成立了以读书会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宣传队、歌咏队上街下乡，散发传单,号召师生“省下糖果钱,捐款救国”。编出抗日壁报，演出《流亡三部曲》等歌剧、话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等等抗日歌曲。
    岑巩县教育局局长涂芳藩写成《“九•一八”事变感赋》；麻江青年李希文书写抗日标语:“抵敌抗强保存我千百年文化之邦完意愿，珍诚志矢杀了它二三岛愚蛮之贼匪徒遂心肝!”李尔昌编写顺口溜:“不要惊来不要慌，飞机大炮我不张，为国捐躯何足惜，磨拳擦掌上前方!”等等，爱国救亡之情，溢于言表，自勉或激励鼓舞爱国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争上前线英勇杀敌。
    （四）中共党组织及外围、进步组织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冬,凯里党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生20余人成立了“青年读书会”，进行爱国主义、反帝抗日教育宣传。1938年初，李长青发动组织孙礼庸、陈松录等青年近百人“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战的长期性，树立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李手书“虽剩一兵一卒，必须抗战，始能操到最后胜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正楷字体教学生填写，使学生受到抗日教育。8月，李到省立黄平谷陇加巴小学任教导主任。他和该校校长王醒华（中共党员)、进步教师秦天芬、李长和等向学生和群众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团结地方上层人士，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秋，中共党员田伯萍到镇远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2月，中共镇远支部成立后,组织读书会、歌咏队、音乐研究会，发展“民先”队员，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近百名爱国青年、学生，形成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骨干力量。支部创办了油印小报《海燕》,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各地“民先”的抗日活动。田伯萍等利用镇远民众教育馆公开办起抗日壁报，成立歌咏队，积极宣传抗日。1939年7月，支部宣传委员陈法轼等发起成立了“镇远邮电员工俱乐部”，配合党支部开展抗日宣传。在党支部组织领导下，“民先”队员、读书会会员利用假期深入镇远及邻县的一些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同年冬，施秉籍“民先”队员和读书会会员把抗日宣传活动扩大到施秉,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在施秉城关、新城、平寨、高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台江、黄平等县的“民先”队员、读书会员，也积极组织当地的爱国青年进行抗日宣传。
    （五）开展抗敌后援，筹集财物支援前线
    1、大力组织募捐，为抗日前线筹集资金。官方或爱国师生、爱国民众团体出面组织,向广大群众、商家富户、地主士绅募筹了大量抗日钱款。黄平县重安小学在一次义演、义卖就筹款3800多元（法币）上交“贵州省航空救国会”，旧州中学校董卢晴川先生一人就捐出大洋2000元。1945年，仅炉山、镇远、三穗等11县就募集军鞋6000双。锦屏县一年募捐劳军献金25万元。岑巩县在抗战八年中，募集各种捐款和购买公债共达61万元。全州16个县在八年抗战中的各种募捐、摊派和购买公债款额达千万元以上。
    2、抢修机场和公路、铁路，为对日作战和物质运输服务。为给抗日空军提供后勤基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决定在黔东南地区修建旧州飞机场、三穗飞机场、天柱飞机场和榕江飞机场。旧州机场从1939年开工到扩建完成，13个县共投入民工13万人,历时6年。三穗机场共投入民工3000人，日夜施工，仅用65天就把机场修好。天柱机场投入民工3300人，仅用25个昼夜就全部完工，榕江机场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麻江县征派民工5720人参加扩建黄平旧州飞机场,同时征派5000人参加扩建独山飞机场。
    1939年春，国民政府下令修筑桂穗公路、黔桂公路、铁路。在抗战期间，麻江县抽调民工2300余人修建黔桂铁路；镇远县、三穗县、天柱县和锦屏县还抽调上万民工抢修桂穗公路。经过日夜紧张施工，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基本完工,参加施工的各县民工流血流汗，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牺牲。
    这些航空、公路设施为对日作战、撤退和运输提供了捷径，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旧州飞机场和芷江机场一起在抗战中承担了西南战线的湘桂和滇缅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空中防务，掌握了制空权，从1943年秋到1945年春，从旧州机场起降的美中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十次，击毁日机120余架，并轰炸了日军地面部队，震慑了日军，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组建战地服务组织，慰问抗日官兵，褒扬抗日爱国精神，支援前线抗战。各县抗战总动员委员会先后在学校和民众团体中组织学生、青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军事训练，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服务。麻江、天柱、三穗等县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抗日自愿新民大队”、“抗日救亡铁血团”就是战地服务后备组织，可以随时开赴抗日前线开展战地服务。1937年9月,麻江下司女子小学校长刘启仪与熊启书等一批爱国女青年赴贵阳参加省妇女战场服务团受训，1938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踏上抗战革命征程。
    抗战期间，各地还利用捐款献金、制作鞋袜、到医院或当地驻军看望伤病员等多种形式慰问抗日官兵。岑巩县两年中募集抗战寒衣、鞋袜款14万元和劳军献金4万元慰问抗日官兵。黄平县重安小学师生组织募捐500多元购买慰问品到炉山陆军后方医院慰问伤员。
    （六）各族青年应征入伍，浴血捐躯抗战前线
    1937年以后，强大的宣传动员声势，激励了各县城乡青年的爱国热情，有志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应征，奔赴抗日前线浴血捐躯。
    天柱人王天锡(侗族,曾任国民军师长、军长)出任国民军49军前敌总指挥,奔赴湘、桂指挥抗击日军。军人出身的榕江县“抗日救亡后援会”委员段镜明请缨杀敌,被任命为新兵团长,在一个月里招募新兵数百人编入补充师开赴抗日前线。黄平的沈大立、沈廷瑶等200多名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弃农投军，先后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长沙会战、常德、株洲等著名战役。锦屏县100余名知识青年自愿应征入伍杀敌。1936年，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旧部王泽龙等组织侗苗子弟兵6000余人改编开赴上海抗日前线,在周家村阵地日夜激战，屡创和打退日军，数千将士浴血“八一三”淞沪会战。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起，黔东南年年征兵，应征青年不断开赴抗日前线。仅1938年，全州16个县就征兵8033名。锦屏、天柱、三穗、岑巩、镇远、黄平、炉山、麻江、丹寨、雷山、黎平、剑河12县在抗战八年中，共征兵67704名，开赴前线。仅镇远一县就征兵15223名。据资料统计,八年中黔东南16个县的征兵入伍或自愿参军者为91747人,阵亡将士1156人,黄平县在抗战前线为国捐躯官兵达百人。一些早期参军在外的黔东南人在抗战中浴血沙场,建功立业。三穗人杨至成(侗族,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军上将衔)时任中共“黄河两延”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矢志抗战，母逝不奔丧，挥泪挽联：“八千里长征报国即为报母；四十年矢志教儿亦是教人”;天柱人吴绍周(苗族,中将衔)历任国民军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参加台儿庄、豫西会战等，击退日军“坂垣师团”、“土肥原师团”，击毙日军第三支队司令，荣获宝鼎、云麾勋章。三穗人周志群(侗族,中将衔)历任国民军独立旅旅长、远征军副军长，率部参加马金战役、长沙会战、远征印缅。三穗人张鹏霄(侗族,后任副师长,少将衔)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任702团团长,不顾腿伤亲临一线指挥作战,率部击溃进攻日军。榕江人顾维汉(少将副师长)顾维汉，先后参加上海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屡建战功。
    侗乡的抗日英雄豪杰，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奋不顾身，抗击日寇，以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极大的鼓舞着大后方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呈现为遍及社会各界、反对外侵的群众性爱国运动。红军及中共地下组织的抗日宣传，在黔东南各族群众中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起了积极、重要作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平津危急!平津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提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使全国性的抗日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的黔东南各族人民,同样全民动员、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
    （二）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从运动投入的众多人数和各族民众的极大热情和积极性来看，16个县工、农、商、学、兵、妇女等各界,苗、侗、汉、布依等各族人士都积极参加。旧州机场修建历时6年，13个县共投入民工13万人，八年抗战中16个县的征兵总数达91747人，阵亡将士1156人。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在中共党组织及国民政府当局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的形式：募捐筹款、义演义卖、“一县一机”募捐、鞋袜募捐、劳军献金、发行公债等，还有抢修战备后勤基地，机场、公路、铁路，动员青年应征入伍或组建志愿军直接参战，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发传单、编演爱国主义历史剧、兴办诗歌比赛、修建纪念碑、“忠烈祠”敬扫、祭祀、褒扬抗日阵亡官兵功绩等，收到了良好效果。由于黔东南是以苗、侗族为主,多民族聚居地区，运动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人们组织了苗舞队、芦笙队进行宣传，在欢送苗侗儿女参军上前线的欢送会上，各族同胞跳起了芦笙铜鼓舞、吹起了芒筒、唢呐，为出征战士敬饮牛角酒。三穗一首流行民歌唱到：“可恨东洋小日本 ，占我江山杀我人；好男儿要当兵去，打倒鬼子才太平”。在黔东大地广为传唱的一首饯行敬酒歌唱到：“酒杯酌酒酒杯香，酌杯美酒敬哥郎；哥郎饮了这杯酒，旗开得胜早还乡。”民歌鼓舞抗日战士的斗志，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朴素真挚的感情及积极反对侵略、支持抗日的共同心愿。
    (三)“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的反战活动对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共合作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团体及其坚持反战活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1938年12月至1944年8月,迁住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先后关押日本战俘500人，其中部分日本人被发展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盟员,在和平村管理人员康天顺(中共地下工作者)、朱宗熹等人组织下,将“日本八路”反战同盟队伍扩大至137人,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战活动，为黔东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四)广大民众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同时，坚持开展抗日运动。抗战期间，由于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黔东驻军新编28师师长“杀人魔王”刘伯龙以“铲烟剿匪”为名，残酷镇压屠杀进步人士和苗侗汉各族人民，1942年秋至1943年春，暴发了黔东各县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暴政的大规模抗暴斗争---“黔东事变”。各族人民在反抗国民党统治暴政,反抗顽固派残酷镇压的同时，坚持开展抗日，在起义暴动者的战斗口号和檄文中，充满了大量的反帝抗日内容：“倭奴入寇，祸及全国……抗战最为光荣之事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鲁阳挥戈，后羿射日，矢立精诚，力争上理，则五色祥云更何难遍覆于五洲也!”慷慨激昂的宣传言词，可以从中透见黔东南各族人民抗战的决心。
  
    民国26年（1937） 芷江、黔阳、麻阳、晃县、辰溪等11个县抽调19000名民工加速扩修芷江机场，由原来800米见方扩修为1200米见方。至翌年10月完工。 民国27年（1938） 8月，美国援华空军少将陈纳德来芷江办航空学校，11月迁昆明。10月，芷江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第二厂相继迁来芷江，驻机场附近。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空军大队也于10月进驻芷江。 民国34年（1945） 3月，侵华日军为摧毁芷江空军基地，第20军纠集约8万兵力从宁（乡）益（阳）至邵（阳）新（宁）分三路西犯。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三方面军、中美空军配合下，顽强反击。6月7日，日军被迫撤回原阵地，是役共毙敌28320人，俘敌213人。史称“湘西会战”。 8月18日，继日本裕仁天皇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电令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代表于21日飞芷江洽降。8月19日冈村宁次派代表于21日飞芷江洽降。8月19日冈村宁次复电遵办，定21日派今井武夫总参谋次长及随员飞芷江洽降。21日，侵华日军总参谋次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一行8人，飞抵芷江，下午3时至5时，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美军作战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等与今井武夫在七里桥陆军总部会场举行洽降会谈。

    龙胜侗乡人民抗击日军侵略
    1942年2月， 侗族青年伍延秀（后改名苗延秀）奔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继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丁岭隘防御战 1944年11月10日，日军侵占桂林。国民党军退守龙胜，由暂编六师三团和县自卫大队防 守丁岭界和金竹坳。《龙胜县志》记载：“县派自卫大队一中队人枪七十余，扼守丁岭隘， 对义宁方面施行警戒。15日晨，敌便衣队出现于丁岭隘前端，并向我作威力搜索，经过还击 后复回窜……左则为金竹隘，桂穗公路通达。右翼为石板隘，有崎岖小道，通县属镇南乡， 形势险要，易守难攻。[15日晨]数小时后，敌轻快步兵百余人，续由正面犯来，我以有利地 形居上临下。敌终不得逞，乃分一路由右边石板隘侧击我阵地；另一部分袭击金竹隘，企图 沿公路直扑我背。当日暂编第六师三团一连赶到，阵地稳固。惟因同时该连强令我自卫队杨 碧中队长率部移右防守，杨队长未到达石板隘据腻即为敌占领……下午八时，丁岭隘处于包 围之下……十六日上午八时，敌数门炮向我丁岭隘猛攻。暂六师一连同我自卫队经两昼夜战 斗，已告疲惫，因无后援到达，于是晚八时许退至官衙。后援部队赶到，即重新布防。敌五 八师团八八旅团一部，附炮八门，悉为轻快步，山地战行动敏捷”。敢敌向丁岭隘攻击，我 部队不支而败退。“是役。我轻伤士兵八名，阵亡二人”。 丁岭隘失守， 日军于11月17日上午7对侵占龙胜县城。国民党79军退守都坪、瓢里。日 军前沿阵地在勒黄石门，国民党军前沿阵地在交坪村东。 美机追击日机 1944年10月8日上午9时许，陈纳德飞虎队飞机一架对入侵的日本飞机一架在八榜上空追 射，未击中日机，日机逃遁。过后数日，群众在八榜村东半山上拾得美制机枪子弹壳数枚。

    龙胜县抗日政工队宣传抗日救国
    1944年10月，龙胜知识青年和外地知识青年组成抗日政工队，归龙胜县抗日指挥部领导。 其任务：（一）宣传日本兵的暴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二）到前线慰劳抗日将 士。 抗日政工队队长刘彦才（外地汉族）、副队长陈基义（侗族），成员有陈裔（陈衣，侗族）、杨炎、巫兆丰、 符浩冰（女，外地青年）等30余人。10月，县府迁平等，设立“龙胜民众抗战指挥部”，司令赵家晋县长兼、副司令吴通翰(侗族)，在三门下龙设“县府办事处”，并成立抗日政工队，队长刘永才、副队长陈基义（侗族）。

    天柱县将士阵亡纪念碑。
    位于天柱县高酿镇，距县城12公里，1995年，被列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36年4月，高酿镇地良村侗族青年龙才铿为营救无辜关押在天柱牢里的几位兄弟，率300余侗民打进县城，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当时活动在锦屏、天柱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定一闻知，即策动锦屏王泽龙赴天柱与龙才铿联系（因他俩同系被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部下），公推王泽龙、龙才铿为首领，聚集天柱汉寨罗秉钧家商议组队事宜。时值日寇已侵入中华，中国共产党年前发布了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经商议，即树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帜，王泽龙任司令官。下设三个团，龙才铿任第一团团长。抗日救国，名正言顺，深得人心。仅在汉寨5天，参加者就达1600多人。白崇禧闻报后，电令王泽龙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官”，国民党中央军独立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率部由滇入黔，在黎平将这支部队改编为一个支队，王泽龙任支队长。后又将编为独立三十四旅七○一团，王泽龙任团长。该团在黎平整训后，随三十四旅开赴抗日前线。在淞沪战役中，守卫上海东战场，即太仓县、浏河、大场、绿湾桥一线。后又奉命在无锡常州、句容一线堵击日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半月，1000多人员伤亡殆尽。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1938年，由家乡知名人士龙友三等召开1000余人的纪念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和鼓励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为国出力，在天柱高酿竖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因年久损坏，黔东南州文物部门拨款1500元，于1992年10月1日重竖此碑，并附《碑文》志之。

    八年的抗日战争，靖县虽是大后方，但靖县人民对日本鬼子的侵华野心，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靖县人民拿起了各种武器投入到抗日烽火前线，曾记得我们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所教唱的歌曲，大多数是抗战歌曲，如《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黄河谣》、《爸爸打东洋》、《义勇军进行曲》等，激发了同胞们的爱国热情和振兴民族的精神。学生们走上街头做抵制东洋货的宣传。一些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一九四四年，我县教育界人士杨保民参加“湖南省军管区干部训练班”训练时，就开赴岳阳前线对日作战（见中央周刊48、49期刊载的《八年来的我》抗战胜利征文）。教职员杨保民写《八年抗战的我》一文，获全军“胜利征文”一等奖。同年有戈荫清、梁鸣岗等青年参加国民党的远征新六军第二师梁直平（靖县侗族人）部队开赴云南、缅甸、印度与盟军对日作战。一九四五年初夏，日本鬼子从北边打到了雪峰山从南面打到了广西的龙胜，隔靖县只有三五天的路程，这时靖县的形势处于战备状态，当时的县政府和简师学校准备疏散到团山、三眼桥一带，渠阳镇的国民兵也紧急动员起来，自动组织防卫队伍，拿起枪、大刀（有一半是木质仿制品）、梭标，早晨和下午到体育场进行军事训练，严阵以待，同时沿桂穗公路的各家各户和渠阳镇的户主去挖公路，从横江桥至坳上一线，每户挖三个坑，当时我们水酿塘的民众分配挖二凉亭一线，每个坑要挖五尺深，五尺宽，每个间距为一丈远，以便阻拦敌人的车辆通行。日本鬼子的飞机曾在靖县领空骚扰扫射，第一次敌机在下午二时左右用机关炮把水酿塘张国珍的屋上青瓦打碎几槽，第二次是上午九时许，敌机的子弹在体育场靠近城墙方位，也扫射了几梭子弹，这就是日本鬼子在靖县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靖县人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革命老区。会同是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的故乡，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同籍同盟会会员杨勉之从日本回国，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参事，协助宋教仁从事革命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至抗日战争时期，马贞南、蔡刚、黄均德、梁宗文、明泽荣、李盛玉、粟裕、龙光、粟沛、佘楚帆、贺琼等一大批会同籍仁人志士走出会同，投身革命。据历史资料记载，仅抗日战争时期，会同县就有7544名热血青年奔赴前线，并有1789人以身殉国，血洒疆场。而与此同时，会同作为早期革命活跃地之一，曾被作为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首选之地，任弼时与贺龙、肖克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途经会同11个乡镇59个村。

    怀化会同洒溪侗寨一位名叫杨武陵的黄埔老兵。
    杨老生于1918年怀化会同洒溪一个侗寨，自幼家贫但好学成绩出众，“七•七事变”激发了他从军报国的想法，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常德国办中学考入武昌黄埔军校，由于前方作战部队缺乏干部而提前毕业。杨老记得在1938年8月军校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中正的一席演讲深深地激发了军校学子爱国抗战热情，蒋校长还给每位学生配送了代表爱国与忠诚的中正剑。
    毕业后分到正在江西抗战的王耀武74军，先后辗转上饶、樟树等地，当时的74军正是张灵甫奇袭张古山日军的时期，士气高涨，第一次上战场是在反攻南昌的高安战役，当时一位来自衡阳叫老肖的老兵很照顾杨老，教他很多战场上的杀敌技巧，也对这个来自军校的老乡赞誉有加。因为杨老个子虽小又是新兵，但他杀敌勇猛一点也不惧怕那种血腥的战场，那场战役打下来老肖牺牲，杨老至今也不知道老肖全名，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失去至亲战友的彻骨心痛。1941年9月正值第二次长沙会战, 杨老所在的58师在廖龄齐师长、张灵甫副师长的带领下由赣北奔赴湘北战场。由于时间紧迫白昼行军,在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受到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 密集部队伤亡重大。未曾参战，就被敌机将指挥系统打乱，挫伤士气，给以后的战斗带来不利。这也是杨老见过的最惨烈场面，在两面环山的小道上，倒下的战友血流成河。之后，由于各种缘由，杨老被调回至后方任职于重庆卫戍部队97军，保卫陪都的安全。湖南家乡正值抗战一线，身在后方的杨老一心想回家乡上战场杀敌。在多次请求下，终于在1945年初调回至74军58师。当时军长已换成施中诚，师长是蔡仁杰，五月在家乡门口的雪峰山战役中该部给日军以重创，扬眉吐气，杨老在这次会战中腰部受伤，至今每到阴湿天气腰部都疼痛得厉害，不久抗战胜利，杨老想到已长眠在地下的战友总是悲痛不已。45年后由于腰伤杨老转入部队后勤系统，先后任职于粤汉铁路长沙和衡阳铁路局，直到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好多战友和同事都已转道香港去往台湾，也劝杨老一同过去，但他舍不下亲人和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没走而是选择留下。1950年后，杨老被遣返回乡务农，在十年动荡期间受尽屈辱，杨老被吊半边猪要其交待罪行，参军期间的物品全部被收缴，一直精心珍藏着的中正剑也被红卫兵搜走。由于历史原因，杨老的四个儿子均未能读到小学毕业，他们一家，杨老是最有学问的人。长期家贫导致杨老一直住老木屋，至今没能力修新砖房。
    1995年杨老77岁寿辰时曾赋诗一首：
    流水年华无复求，虚度七十七春秋。
    幼学壮行付流水，愧对桑梓无一树。
    港澳回归犹缺指，两岸统一在眉稍。
    期与人民齐努力，祖国昌盛万年青。
    2014年8月22日去世。享年96岁。

    天柱县注溪乡抗战老兵、96岁高龄的杨国文是黄埔军校第19期学员。
    曾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598团第一营上尉连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远赴缅甸对日作战，先后4次负伤，多次立功。1919年12月,杨国文生于天柱县高酿镇章寨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19期学员。黄埔军校校门那幅“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对联,让他和学员们陡升敬意。在黄埔军校,杨国文被编到一总队步兵二队,三年后他于1941年修完学业,被分配到国民陆军第14军85师253团任中尉排长,带兵36人,后随罗广文军长奔赴抗日战场,先后参加了武汉战役、长沙保卫战。衡阳失守,日军向湖南洞囗、贵州独山进犯。日军第5师12旅团由北部湾登陆占须广西钦州、防城、南宁后又往北推进占领了昆仑关。国军第5军第200师奉命阻击昆仑关日军,杨国文调任598团一营上慰连长。在军长杜聿明的指挥下,战士们顽强奋战了几天几夜拿下高地,全歼日军,收回昆仑关。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迅速占领泰国和缅甸,企图沿滇缅公路入侵我国云南。国军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队伍,由军长杜聿明、付丽初、张轮带领10万大军作为第一批先锋部队开往缅甸与日军作战,杨国文连是入缅的最先部队。1942年3月初,中国远征军抵达缅甸同古城,展开了举世瞩目的同古城保卫战,反击敌军长达一个多月上千次的骑兵袭击。24日,日军调集军队袭击克容冈机场,工兵团抵挡不住向东撤退,机场只剩下598团一营,杨国文和全营官兵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下午友军援助,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200师奉命进攻棠吉,599团、598团将敌人全部肃清。次日,日军调集大兵重新占领支娜、棠吉,断了远征军后路,国军高级军官罗卓英司令及参谋等连夜乘飞机逃往印度,远征军失去指挥将领各自逃散,同古城失守。200师一路奔波四个月撤退到云南腾冲一带,不少战士途中身亡。杨国文连173人回到云南只剩下63人。1944年,200师在保山接受美国军官训练后全副美国装备再次远征缅甸作战。杨国文所在598团一营主攻篱笆坡,后又追毁双坡、那打、腰子山、冷山等,在友军的联合夹攻下将盘踞在缅的日军全部歼灭。1945年7月,中国远征军完成光荣使命班师回国。从军8年,杨国文在抗日战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参加了昆仑关战斗、保卫同古城、睕町战、篱笆战等,先后4次受伤,为保家卫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1946年,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杨国文借请假探亲回到高酿老家,为躲避国民党部队追查,他到注溪乡下寨村桶溪组落户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甲子。

    《忆会同侗乡子弟六次自动从军抗日》
    （《侗族百年实录》作者：何水山，会同人，曾为第四次组建抗日志愿兵营的领导人之一）记载：1939年，正当抗日战争方殷的艰难时节，会同县先后发生六起自动请缨从军抗日赴前方杀敌的壮举，累计近2000人，有半数以上为杨、龙、粟、蒋姓等侗族士绅民众。我是第四次组建抗日志愿兵营的领导人之一，时隔近60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特将亲自经历记述如下：
    第一次，杨德麒等68人入营。1939年5月初，会同县朗江乡长李世铨召集保甲长会议，力陈服行兵役的必要，并详述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头刻不容缓，正是男儿立志从戎、报效国家之时。当即有在场的保长数人受到感动，决意先行报名从军。随即分赴各保宣传劝导，自动愿随各保长从军者，有杨德麒等68人。是年5月11日，由李世铨亲自护送到县，张中宁县长亲加勉励。13日，县府召集县城各机关团体举行欢送大会，会后由他们自赴绥宁师管区报到。经验合格者52人，编在一起，没有分散。自动从军者都很安心。
    第二次，蔡宗鲁率70人入营。6月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会同县财政委员会常委蔡仁博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毅然令其次子蔡宗鲁先行报名从军。蔡宗鲁高中毕业后，曾在南岳受集中军事训练，有一定军事知识，素怀投笔从戎之志。他秉承父命，先入乡宣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勉人。又因其任本县民训员时，与壮丁素有感情，都认为与其零星被征从军，毋宁与蔡君同行。一时自动从军者达70余人。经县府盛大欢送后，于6月6日由蔡宗鲁率领，自赴绥宁团管区报到。蔡宗鲁被擢用为连附，自动从军的壮丁未编散，上下同心，相得甚安。蔡仁博遣子从军则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等机构来电嘉奖，使人更受鼓舞。当时，士绅皆以子弟从军为荣，壮丁亦以被动征集为耻。
    第三次，龙吟、王云卿等300余人入营。6月中旬，有高中毕业生、金竹乡副乡长兼自卫大队附龙吟自请从军，同乡壮丁80余人相从；信和乡训练员王云卿继起，随同从军者170余人；巫水乡自卫班长瞿德云，也因劝导热诚，有壮丁50余人相从。共计300余人。6月18日县府举行盛大欢送会。当其开赴绥宁，途经信和乡时，又有当地壮丁50余人请求临时加人。因公文手续均已办妥，不便更改，经再三劝解，始怏然散去。
    第四次，何炽昌、龙光武和我等率600余人编为“抗日志愿兵营”入营。堂兄何炽昌和我从小一起长大，高中时都受过军事集训，懂得一些军事基本知识，早有投笔从戎的愿望。当时，我个人来说，还有两点起催化作用的因素：一是与女友钟竞雄相恋时，曾相互信誓以身许国，必待民族复兴而后结婚，此时得知她已奔赴前线，担负救护工作。自惭之余，不禁怦然心动。二是我素来敬重的学长江仁杰（中共本县洪江镇地下党负责人），那时正与贺琼（后被国民党杀害，革命烈士）密切配合，开展救亡工作。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时，他特从洪江来我家报喜，彻夜长谈，鼓舞了我的信心。经与炽昌商量，立即提出组织子弟兵请缨杀敌的倡议。开始发动串联。
    倡议一提出，迅速传遍四乡，首先得到父辈们的赞许和支持，都愿意自己的亲人共襄义举。如保安12团团长龙运鸿的儿子龙家荣、许安邦的儿子许邦基、何履昌的儿子何一俊，以及姐夫田剑平、表亲龙国球等都踊跃参加。如此发展顺利，远超预计，实乃天时、地利、人和。
    一是我们当中的部分人享有兵役缓免权，却自愿当兵。对社会风气是一种冲击。二是有声望的地方绅耆，愿以自己的儿子入伍，令人信服。三是年轻保长林顺富、蒋运达、杨振、宋先富、粟永胜、俞贤文、田相文等都率先报名，颇具影响。四是子弟兵的设想很吸引人，可以使适龄壮丁免除当壮丁受虐待之苦。五是县府征兵困境得以缓解，当然大力赞同和支持。
    在上述形势下，真是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仅一个半月，即组合600多人，随即进行编组。
    编组中我们面临缺乏行阵征战的实战经验，唯恐“画虎不成反类犬”。幸亏素为我们钦敬的老师龙光武先生大力支持，他不但文事武备都有造诣，而且参加过北伐，有实战阅历。经过商请。他同意重上前线。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皆大欢喜。
    根据报名人数，可编为一个营，即命名为“志愿兵营”。初步编组情况是这样的：
    营部：营长何炽昌，副营长龙光武，营附为我，副官田剑平，书记许邦基。
    第一连：连长杨振，排长林顺富、蒋运达、粟永胜。
    第二连：连长龙国球，排长张杰、龙庆重、张承勋。
    第三连：连长何一俊，排长龙家荣、俞贤文、田相文。
    遗憾的是龙光武老师到底年老体衰，经过开往江西又复返湖南的长途行军，难以坚持，随即回家，由我接替副营长职务。因此以后，正式的战斗系列，就只知道我，而不知有龙光武老师在前了。相处时间虽短，但得到他的热情教诲，使我们的书本知识能与实践相结合，受益匪浅。
    1939年6月30日，我营从会同县城出发。行前在体育场由县府主持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县长张中宁亲手书写送给我家一块“国而忘家”的金匾，送给龙运鸿家一块“爱国情殷”的金匾。会同师范、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及各机关团体均到队前来欢送。场面庄严热烈，几乎万人空巷。我们每人都戴上大红花，营部官员骑着高头大马，连马头也挂了红绸球。在家乡父老的簇拥下，一直送到城外渡头江畔，才互相含着兴奋的热泪挥手告别。
    由于行政程序，先到绥宁团管区签证，再到邵阳师管区待命。报经军政部批准，划归陆军第四军第一〇二师建制，师部派一位陈团长到邵阳迎接。随即开赴江西吉安驻地，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并仍保持“志愿兵营”称号，拨归三〇六团指挥。先后两次参加长沙会战，直到抗日最后胜利。
    第五次，粟泽选、粟泽沛兄弟率138人入营。8月初，中心乡小学校长兼保长粟泽选奉其父粟永金之命，与同族士绅粟建中之子粟泽沛先行报名从军，族中少壮兄弟叔侄相继报名从军的70人。粟泽沛有兄弟粟泽光前已从军，应缓役而又自动入伍。独子林顺富，弃家室七人，坚持要求入伍。因而应缓役或缓征而请示先期从军的人很多，连同粟氏子弟共138人。8月22日，经县府大会欢送后，自行赴邵阳宝关师管区报名。
    第六次，林豫顺与四乡长亲率700余人入营。9月6日，县府举行盛大欢送会欢送以林豫顺为首的“八百壮士”自动入营抗日。其中包括朗江李世铨乡长率李姓子弟120余人，杨姓子弟70余人；半山林一之乡长率林姓及其他子弟180余人；广坪许家德乡长率200余人；朝阳吴信之乡长率170余人；其他自请入伍的数十人。截到9月5日，报名从军人数猛增到800多。经检查合格，剔除100余人后，有7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6日晨，县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和中心乡保甲民众等，齐集公共体育场欢送。在隆重的欢送大会上，湖南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宁坤等讲了话。壮丁代表家长说：“子弟奏凯归来，固为父母所喜欢；即使杀身成仁，亦是父母之光荣。”壮丁代表说：“不杀敌人，誓不回来；不能成功，亦愿成仁。”词意慷慨激昂。队伍开至邵阳师管区，转送国民党第五军第二野战补充团编为“独立营”。曾在广西参加抗日战争中的八塘、九塘、昆仑关战役。
    如今，我们当年的抗日愿望早已实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历史名词，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手挽手地朝着幸福的坦途迈进。深愿曾以忠贞许国、和我在“志愿兵营”共事，但还滞留海峡彼岸的老友们，共同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建新功。

    绥宁抗日阵亡壮士纪念碑
    原立于老县城寨市公共体育场内。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根据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电令，绥宁县各界人士于1938年7月7日修建此碑。当时规定，人们每过此处都要脱帽肃立致敬。据1942年10月绥宁县政府档案记载：1937年至1941年共拔出壮丁8085名，本年截止9月底共拔出壮丁1188名。由此推算，8年抗战全县共向前线输送兵额14000名以上。按当时全县人口总数计算，平均12人中就有一人参军参战。另据1939年7月28《绥宁民报》载：爱国青年蒋堃、伍汉云、龙怀瑞、肖霁向各乡发起并组成志愿兵350余人，请求县政府核发给养，即日开赴前线杀敌，并要求县政府转呈上级不予编散，组成绥宁营。另据残存的民国档案载，绥宁籍为国捐躯有名有姓的壮士128名。其实，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留下英名的人更多。寨市人杨飞腾参加国民革命军数年后升任一二八师七六四团中校团副，1937年在松沪战役中率部英勇杀敌光荣牺牲，战后追晋上校。2001年3月30日，杨飞腾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受降：共产党新四军粟裕司令员参加高邮受降、日酋献刀；国民党梁直平将军、杨伯涛将军参加芷江受降、湘阴受降和南京受降

    粟裕参加高邮受降、日酋献刀
    1945年12月26日，在高邮公园礼堂举行受降仪式。受降仪式是在大厅里举行的。12月25日深夜11时，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副主任谢云晖在部队护卫下，威严地进入日军司令部，以新四军代表身份，命令日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向韩念龙行军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然后退回站立一边。韩念龙接过名册，略加审阅，即命令日军大佐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到被围各据点下令缴械投降，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等物资。
    韩念龙向参加受降的日军军官宣传三条：一是投降的日军官兵，各回原处待命。为了安全，活动限于院内，不得外出。二是战死的日军官兵，可按日本国习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备带回本土。三是受伤的日军官兵，将由我方医务人员协同日军医务人员予以救治。一切吩咐完毕，仪式即告结束。这当中，新四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观看了受降全过程。受降仪式结束后，他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大厅，走出大院，出了东门，回到野战司令部。此场景连韩念龙也未发现。
当时日军曾要求粟裕将军主持受降仪式，但粟裕将军对这伙侵略者嗤之以鼻，指示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主持受降仪式。粟裕将军本人在士兵和群众中间观看了整个受降仪式。12月29日，粟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官。当由陈超寰用日语向日本军官介绍粟裕司令员时，日军人员才得知受降时粟裕也在场，并且穿的还是普通士兵的军服。日本军官惊讶异常，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连连念叨：“不胜荣幸之至！”
    日军司令官岩崎学大佐竟双手捧起一把紫光闪闪的指挥刀，高高举过头顶向粟裕深深地鞠躬，心悦诚服地说道：“谨以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高邮战役作为我党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创下了我军作战历史上的多项纪录：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战役也是全国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成为我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是全国范围内歼敌最多的两个县市之一；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此役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大，在抗战史上罕见。高邮邵伯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抗日战争以来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1250人）最多的纪录，是新四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对日打援攻坚战。高邮邵伯战役的胜利，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势，为后来的苏中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场条件。

    新6军14师副师长梁直平将军参加的芷江受降、南京受降

    芷江受降芷江受降：胜利之城见证“日落芷江”。芷江，湘西边城，因屈原《楚辞》中的“沅有芷兮澧有兰”而得名。1945年8月21日，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交出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并签字接受关于日本投降详细命令备忘录，芷江从此以“胜利之城，英雄之城”而闻名中外。飞虎队纪念馆坐落于芷江机场东边，是目前国内唯一全面反映美国盟军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援华抗战的专题性纪念馆。芷江飞虎队纪念馆主要由抗战时期的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旧址、飞虎队纪念馆组成。飞虎队纪念馆陈列馆里，大量中美飞虎队员曾经使用过的学习用品及原始照片，再现了当年飞虎队员英勇抗击日寇的辉煌战绩：70多年前，“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先后率领18223名美国空军将士、1161架飞机援华抗日，共击落日机2600多架，打死打伤日军66700人，为与外界隔绝的中国军民运来了736374吨急需物资。芷江机场始建于1936年10月，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业绩，享有“远东第二大机场”的美誉。芷江机场担负着对华北、华中日军驻地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江、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线，阻击日军向西南进攻等重要军事任务。尤其是在1945年4~6月，中美空军四百余架战机聚集芷江参加“芷江保卫战”，在200多公里的战线上担负着掌握战区制空权和战场空中增援等任务。此战以中国全胜、日军惨败而结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前的受降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保持了特有的民族建筑风格，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它高8.5米，宽10.64米，厚1.1米，青砖砌就，水泥筑底，镶嵌明山石上，刻有国民党军政要人题词。这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被世界称为“中国凯旋门”。穿过受降纪念坊左拐往北50余米处有三栋黑色木结构平房，左边有当年何应钦的办公室，右边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正中坐北朝南的一长排平房就是当年举行受降仪式的地方—受降堂。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69年前的原貌。为什么放在芷江受降呢？原因有四个，一是原先确定的江西玉山机场遭到破坏，没有修复，而芷江机场交通便利。二是芷江机场的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向日军降使展示空军实力，可以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会谈的主动权。三是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实力，部分日军有拒降心理，受降地点选择在芷江，安全警卫可以得到保证。四是湘西会战日军惨败，让日军在此段投降，能让他们体会到‘日落芷江’的滋味。如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曾是盟军远东战区第二大机场的芷江机场、中美联军空军指挥塔，以及“芷江保卫战”留下的历史遗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芷江，已深刻在中华民族与全人类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仪式，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因受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
    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当日一架日军零式运输机在一队中国空军的P-51战斗机押送下载着日军代表到芷江。参加三方：
    日方：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
    中方：总参谋长肖毅肃
    美方：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