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渡江遗址石碑旁边有台阶可下到靠江边的小道，小道有木柱式护栏。沿小路走约300米，到一座房子前，房门上有三个褪了色的大字“厘金卡”，这就是红军干部团过江后以缴盐税为名“骗”开门、最先拿下敌江防大队的地方。小道太窄，无法拍到“厘金卡”房子的正面全景照，只能侧面照。这个厘金卡房子一定不是“原装”的，后来我在红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里看到了老房子的照片。

    我们沿着专修的水泥小道走向江边。

    接着，我们经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简介”碑和“共和国不会忘记”碑，上面列出了当年为红军摆渡的37名船工的姓名。在此特别登出“帮助中国工农红军渡江的三十七名船工”名单的特写照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永远敬仰他们！

    让我们仔细看清这37名船工的名字，他们都是穷苦人，有人连“大号”都没有。

    继续走江边小道，靠江边的山体（中武山）上有一排开凿于清末民初的石洞（是当年来往马帮宿营歇脚地），这就是刚才我们在江对岸用长焦镜头看到的那些石洞。路边一个石碑上刻着红字：“红军长征渡江时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和总部住的一排山洞。”石碑上有破损的小洞。

    这一排洞，有的浅，有的深一些，有的几个山洞互通。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1个洞口。

    再沿小道前行，靠西边一点的一个山洞前立着石碑，上面的红字是：“红军长征渡江时毛泽东同志住的山洞”。渡江时，毛泽东在这里守候了三天三夜，架上电话机，用铁皮箱当桌子，指挥红军全部过江。这一幕，毛泽东深深印在心中，后来他挥毫写下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不朽诗篇。

    我们走进毛泽东同志住的山洞，洞不大，想不到洞顶洞壁上密密麻麻地嵌着无数的香烟头。可以看出，这些烟头是点着以后嵌上去的而不是抽剩的烟蒂，有的烟头燃烧尽后，长长的灰烬还完整保持着，显然是好烟啊！看来，全国人民都知道伟人好抽烟，有烟的来此不忘敬烟呀！在洞壁上，还有人敬献的当地的洋芋（土豆）、鸡蛋和苹果。

    洞口前的小平台是当年红军的临时渡江指挥部位置。

    继续沿小道前行，到了“皎平渡渡口及山洞”文物保护标志碑前。

    从文物保护标志碑往江对岸看，就是皎平渡渡口，现在像是一个砂石场也可能是一个码头。

    对岸江边有一突兀的巨石，原来叫“龙头石”，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长、渡江总指挥刘伯承就站在巨石上面指挥大军延绵不断地渡江，当地老百姓改称之为“将军石”。由于不知道将军石的准确位置，我没有发现它。在红军渡口纪念馆里有一幅老照片，将军石有一人多高，形似巨龟。

    四川会理一侧的皎平渡大桥桥头有一家红色客栈，老板非常痛快地给我们的队旗盖上了他的饭馆“公章”。

    据报道，皎平渡下游要修建水电站了，一旦建成，皎平渡的江面就成为“湖面”了，不知那时两岸的这些红军长征遗迹遗址是否还能安在？这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建成的皎平渡大桥可能都不在了！我们最后再看一眼。

    离开皎平渡大桥，就离开云南进入四川了，我们沿着红军的足迹，继续北进往会理。

    我看到一段文字，未经考证，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写在下面。

    毛泽东与云南有渊源：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毛氏家族原籍江西，元代末年，红巾军、朱元璋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茶，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的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派大军远征云南，毛太华作为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蓝玉征战到云南。后来，朱元璋考虑到云南与中原山川阻隔，即令养子沐英世代治滇，并留下部分将士驻守，毛太华是被留下的军人中的一个，驻守在云南的澜沧卫。

    当时的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少有汉族居住，毛太华同许多镇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王氏为妻，并生育了8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年过半百后，他念念不忘内地，请求告老还乡。由于戍边立有军功，被朝庭恩准，他即携妻子和长子、四子内迁，次子、三子仍留在滇南澜沧江边。

    毛太华内迁时，正值湖南战祸连年之后，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朱元璋为恢复、开发湖南，也为鼓励将士，遂令他们跑马占地，毛太华在湖南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分得数十亩田产，故未回江西老家而在湖南定居。10余年后毛太华逝世，葬五里牌道土山，随即毛清一和毛清四迁至湘潭韶山。从此，毛氏家族在韶山生儿育女，世代繁衍。毛泽东，乃毛太华第20代子孙，属毛清一这一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先祖父毛太华来过云南，并和云南王氏女子成婚育儿生女终有湖南韶山一脉，毛泽东身上有云南先民的血脉。

    现今的丽江永胜县程海坝子南端的山边，有个村子叫毛家湾，据说他们就是毛太华次子、三子的后裔。关于这事的详细情况，简良开先生主编的《从永胜到韶山》有记载。

    附： 89岁高龄老船工张朝满的回忆

    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张朝满在89岁高龄时，用四川乡音对记者口述了当年为红军摆渡的情景。其时，他是惟一健在的老船工，其他36名船工的名字他只记得24名了。

    张老说，1935年5月2日晚上11点钟左右，红军的先头部队赶到皎平渡，看见我三哥张朝寿家里还点着灯，便直奔三哥家敲门，三哥吓得发抖，怕得要命。红军没有撞门，而是亲切地讲道“我们是贫穷人家的队伍，只打土豪劣绅，不扰老百姓，想请老乡帮忙渡过金沙江，将来回来给你们分田土。”渐渐地三哥明白了红军讲的道理。

    张老说，红军来时到处找船、找船工，记得一个戴眼睛长着满脸胡子的红军对我说，“老乡，莫怕，你带我们找船，我们要过江北上抗日，把中国解放过来！”后来听说他就是刘伯承。

    张老讲到：红军说要过江去收拾民团，一共找了7条船，于是我和三哥用一只大船送了60人过江。第一个目标是江对岸国民党政府征税钱的厘金卡。我和三哥走到前面去敲门，喊道：“我们是买猪的，林师爷快开门。”没有动静，过了一小会儿，又喊道：“不开门，我们就走了”。“嘎吱”一声，林师爷披着衣服开门收税，红军战士眼明手快，冲上前生擒了林师爷，缴了两支枪对我和三哥说：“枪就送给老乡了。”我俩不敢要，红军战士将两支枪在石头上砸碎扔在江中。随后，红军战士向两个民团发起进攻，枪一响民团的人就不听招呼，四处逃命，一袋烟的功夫就将两个民团瓦解了。

    张老接着说：红军大部队第二天赶到，我们船工先只有5人，后来达到36个人。有一只最小的木船太破烂没有用，实摆渡的木船有6只，两只3丈2尺的大木船每船载60人，4只小一点的木船每船载40人，那些骡马都卸下马具，用绳子绑在船后就游过去了。我们是人歇船不停，每船两人摆渡，载10船就休息轮换，昼夜不停，只是在中午怕国民党的飞机扔炸弹时躲起来。我们一天吃五顿饭，天天杀猪，都是给我们吃，红军不吃，他们吃拌青豆的饭。我们总共摆渡了七天七夜才把红军几万人全部送过江，一个也没掉到水里。然后红军将7条船劈烂随江漂去，这船都是土司的。红军担心土司找我们的麻烦，就给了每人30个大洋，让我们另寻生计，我们干多少年也挣不到这么多大洋啊，红军总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两天后，国民党的部队赶到江边，我们吓得全部带着干粮跑到背面的元宝山的一个山洞里躲藏了六天六夜才回家。

    张老带记者去看当年红军领导住的山洞，他告诉记者，他认得的“大人物”有3个，按时间先后顺序是刘伯承、朱德、周恩来。

    附：石板河阻击战

    为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顺利渡江，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奉命在距皎平渡50km处的原双化乡（现撒营盘乡）石板河小庙垭口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修筑工事，阻击尾追的敌人。红军进入阵地的第三天，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展示中指出是万耀煌第十三师）才赶到，受到红军顽强阻击，双方在此激战7昼夜，阵地一直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敌人久攻不克后退回团街一带驻守。5月9日傍晚，最后留守阵地的阻击队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现仍有石板河阻击战的战壕遗迹。

    附：蒋军追到金沙江边捡到了红军的破草鞋

    小说中的描写：

    “薛岳就是带着这么一个精神状态（指他对于蒋介石、龙云津津乐道的“大渡河会歼战计划”独有异议，他觉得那压根是纸上用兵，异想天开，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成其为一个战役计划，实施起来定是漏洞百出的），率领他的先头五十三师由东川出发开拔金沙江的。5月16日，部队来到江边，满江空空荡荡，连个老百姓也见不到，像是到了一个荒蛮的世界。

    薛岳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他要各团派出侦察队，来一个比赛，看哪个团最先找到红军渡江的渡口，“最先找到渡口的每人奖大洋一元！”3个团的侦察兵沿江侦察了一整天，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捡了不少红军穿破了的草鞋。这天，各团团长带着他们的侦察兵，肩上挂着破草鞋，来见薛岳了，说他们都发现了红军的渡口，有草鞋为证，伸手要银元。薛岳哭笑不是。

    五十三师隶属吴奇伟纵队。吴奇伟的其他3个师19日才开始渡江，周浑元纵队25日才渡江完毕。渡过金沙江的薛岳兵团，迟迟不敢向前推进。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停留了近10天，薛岳兵团竟没能追上。在后来的追击中，薛岳兵团一直同红军保持相当距离；在整个所谓的大渡河战役中，薛岳的部队几乎没有同红军发生战事。薛岳后来在回答蒋介石的质问时说：“我追得越急，共匪北进越快，川军越是到不了位，匪之北窜就更有成功的把握。”蒋介石无言以对。”

    附：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获知红一方面军已渡过金沙江后，张国焘下令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红四方面军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命第三十军由汉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此方向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阻截敌军的北面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