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陷入思考中——是否继续向南行进?这就引出当年中央红军进军云南路线的“弓背”、“弓弦”之分。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央红军(除了九军团)进军云南的路线主要是左、右两路,左路主要是红一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部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应在其中),从紫云县城向南,经过羊场后逐渐转而向西,即向望谟县播东方向行进,而后经过者坪、安龙、兴义往云南,行进路线呈现弧形,谓之“弓背”;而右路主要是红三、五军团,从紫云县城一直向西往云南,行进路线较直,谓之“弓弦”。同时,“弓背”路线经过的地形、道路比较复杂,极大地迷惑了尾随的国民党中央军孙渡纵队。
在下图中看“弓弦”“弓背”更明显,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前,在贵州境内明显地两条路线曲直大不同(图中右下部)。
长征选择路线的“弓弦”“弓背”问题:
蒋介石当时的意图是“南压共匪入桂”,中央军周、吴纵队从清镇沿黔滇大道在中央红军右侧翼平行追击,滇军孙渡纵队主力亦在紧贴在中央红军主力身后,留在云南境内滇东的滇军主力刘正富旅亦在平彝(今富源)堵截,如果中央红军取捷径直奔滇东的平彝(今富源)、盘县(今城关镇),极易落入敌之最直接的研判范畴,在平彝的刘正富旅一两天即可进至盘县,与中央军周、吴纵队及已奉命进至关岭(今花江镇)的滇军孙渡纵队一起,对中央红军主力形成向心合击之势——这是非常不利的一种前景。
这一时间的路线,红军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中革军委“西渡北盘江”进入云南的部署是依据当时掌握敌情作出的。4月13日24时(即14日0时),中革军委作出“西渡北盘江”部署:“十三团明日(14日)向江龙场前进,先遭遇并相机消灭温(良)旅一团之一部,以伪装我军将进规<窥>镇宁。否则,监视之,并控制猛村山南下道路。该团并应派侦察连经吴胜堡、郎洞马场、木村、关岭(或绕过关岭),限15号赶到并破毁铁索桥。当西岸无敌则过河往贞丰,否则沿东岸往百层归队”,主力则“决速渡北盘江,先机进占兴仁、安龙地区,以利机动”。中革军委下达的部署是:“第三、五两军团为右纵队,归彭、杨指挥,其任务在争取先机,由百层附近渡河进占兴仁”;“一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其任务在罗炎(今乐元)附近渡河,经册亨进占安龙”。这是一个“弓背”的路径。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虽也先后建议西渡北盘江,但他们取的是“弓弦”捷径(取捷径抢先占领盘县、平彝两县),后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中革军委,同样提出了“弓弦弓背”问题。再后来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还批评了林彪。
由于中央红军主力从紫云隐蔽南下,红十三团由“捷径”虚晃了一枪,并受命破坏关岭铁索桥(也就是现在的花江铁索桥——破坏该桥的任务未能完成),以迟滞平行追击的敌军,主力却从“弓背”渡过了北盘江,给蒋介石造成了一到两天“匪似在紫云附近隐匿”的误判和误动作,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敌方指挥的紊乱,迷惑并迟滞了敌军的追堵行动(滇军孙渡纵队在关岭附近和紫云两地间白跑了两个来回,刘正富旅也从平彝前来迎击)。反而使中央红军西进滇东的行动比较顺利,而且又一次把从平彝(今富源)前来堵截的滇军刘正富旅(这是滇军留在滇境内的唯一一支主力部队)从身前甩到了身后,形成了“西进前方无强敌”这种更加有利的态势。
“弓弦”“弓背”问题缘于对战略态势的考虑不同: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正在考虑“抢渡金沙江”进入下川南,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会合红四方面军)已经大大增加了实现的可能性,中央红军面临的战略态势将好转起来;而在在彭、杨、林看来,目前所处地域是彝族、布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长期受国民党军阀欺压,对汉族敌视,且地瘠人贫筹粮非常困难,不是一个理想的休整地,而且不便于机动作战,战略态势恶化,失去“回黔”的可能(在扎西政治局会议上议定的决议就有“建立川滇黔根据地,首先赤化黔北”)。这也可能就是毛泽东后来在会理会议上产生“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挑起来的”这个误会的缘由之一吧。
我考虑的问题没有当年红军这么复杂,仅仅是自驾车不可回避的道路路况的问题!为了跟随毛泽东(左路红军)长征的步伐,原本我设计的我们要行驶的“弓背”路线(“西渡北盘江”)如下:
羊场村→红关/冒沙井→四大寨→打记岔路口左转→坎边乡向南→岔路口右转→交卖右转→播东返回→坎边→纳望→上[S209]向南→打易镇→新屯镇右转→安乐右转→石屯镇→包树→翁村岔路口左行往北→腊油→(过清水江)翁元→纳翁向西→乐炎→白层镇(白层渡口)上[S309]向北→坝草村(坝草渡口)返回→白层镇上[S50惠兴高速]→贞丰县城(珉谷镇);此段行程超过250km,且大部分是乡道、山道。
我最担心的:①如此大段的村镇山道、乡道路况不明;②GPS导航仪靠不住:③途中加油的条件不敢放心。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走右路红军(红三、五军团)的“弓弦”路线,返回紫云县城后再西进。
我们自驾已经重走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微信公共号《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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