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粮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显重要。1953年起，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等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于是，荣掌柜只好回到商丘县道口乡大桥庄安分务农，直到去世。

    “八十年代末，我听台湾回来的族叔荣光玉说，为了赴台湾的事情，我可是回来找了你爹三趟啊，他都给拒绝了。我父亲投军的时候，家里状况非常不好。我奶奶给他请来的铜佛像，他一直戴在身上，他戎马多年，全身几乎没有枪伤。只是在安丘突围时，肩膀上挨了一枪。当兵期间，有钱了，家里置办了五十亩地。作为黄泛区的地主，他是属于被管制改造的，但是他信奉劳动光荣。务农期间，他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经历，积极地投身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还经常得到表扬。” “那个时候，我的父辈们在黄泛区一天天重复这样的劳作：把上层的沙土挖去，放在左边，再把深层的土壤挖出来，放到右边，先把沙土填入，再把深层土壤压在沙土上面。治沙，治盐碱。”“南岳时，他聆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报告后，觉得共产党的宗旨和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认定共产党人是英明的领袖、治国的栋梁；共产党关心国家命运，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深深地影响着他。我父亲这一生，最佩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干实事，为人民谋幸福。即使在国家艰难的岁月里，吃的是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耕地是爹拉犁子娘拉耙，奶奶在后头打坷垃。即便是这样，他始终相信共产党相信政府：得民心者得天下，目前虽有困顿，终必否极泰来。共产党的江山是铁打的，你们都要安分守己地学习工作生活，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1968年7月11日，荣子进病逝。1986年，荣氏家族第八次重修族谱，荣祥乐将父亲的名字定为“荣光治”。

    后记

    《道德经》中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对于荣光治来说，他是“功不成，名不遂，身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功成，名遂，身退”。

    云开空自阔，叶落自归根。与其为了功名利禄，倒不如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为社会多打几袋粮食，用自己炽热的忠心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用自己深沉的脚印为子孙们留下一份道德情操，也不枉曾真实地在这片热土上来过。你是谁，他是谁，我是谁，这些都不重要了。故事里的，故事外的，这辈子经历的，都是风景。呜呼！他最终选择了“放下”和“看开”，重新回到“平凡普通”的人生，用回自己本名“平普”。他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冯部投军、起兵北伐、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等众多历史事件。他早年外出，改名投军谋生活；中年返乡，本名种地度余生。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往事不堪回首。他隐瞒自己的过去经历，开始了祖祖辈辈多少年来热切期盼的“好日子”。他回到家乡之后，安分务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焦裕禄”“红旗渠”，到毛泽东主席来了道口乡（今双八镇），周恩来多次到河南，“老农民”荣子进真真切切地理解了“人民的力量”，并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一起，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出力流汗。

    “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这一段京剧《伍家坡》，是他务农闲时最喜欢哼唱的。前半生所经历的波澜壮阔，都被他深深埋藏在了心里。多少云烟，不过是心头迷雾；抬眼望去，终究是繁华落尽。人生如梦，多少事，都付与心底辽阔。还有一段豫剧，“咱也曾陪赵匡胤送过京娘，咱也随穆桂英战过韩昌，咱见过狼烟起金兵侵我大宋，咱看过岳武穆枪挑小梁王，哎呀呀，哎呀呀，说不完唱不尽的前朝事，讲不清道不明的今生缘，都是浮名虚利水中月……”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觉者不迷。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而荣光治留给后人的，是谜，更是传奇……

（民国昌乐人物：有张天佐、张髯农、荣光治、霍树楠、程钰庆？赵伯枢？）

    1.见《传奇将军冯玉祥》一书，余华心著。

    2. 张天佐(1906～1948)，寿光市田马乡李家官家庄人。1937年6月，他被选送庐山暑训团接受政治训练。在庐山，他亲聆蒋介石的教诲，接受蒋介石亲赠的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字样的中正短剑一把。后任昌乐县长，省政府委员、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1948年在潍县战役中被击毙。1948年潍县解放时，逃到潍县城东后，被解放军击毙。

    3.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内忧外患，蒋介石为了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对日备战和镇压中共运动，实行更集中有效的统治，经黄埔系精英人物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十三太保”，按蒋委员长授意于1932年3月正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是积极配合中央政府进行如下工作：抗日备战；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消藩情报工作；对各军事集团进行团结或瓦解工作等。1938年4月复兴社取消，其成员在自愿原则下加入了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

    4.南流转进：1937年腊月中旬，昌乐县长王金岳等仓皇西逃，至临朐县南流镇（今临朐县辛寨镇）。春节临近，人心浮动，军心思散。有人私下提出“分钱！回家！过年！”王金岳深感局势严重，难以支撑。他于是召集部属开会，提出投奔在鲁西南的沈鸿烈主席。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不敢讲话。张天佐拍案而起，当众表示：“守土有责!难道你想抗令不遵?放弃地方，你就是昌乐的千古罪人! 南流南流，县长难留!昌乐的钱粮，应归昌乐人使用，不是你县长一人的私产。念及你当县长一场，不准任何人加害。我的意见，给5000元路费，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无人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其余款项，愿回家者，每人发五块银元，但必须把枪留下；愿意继续干的，每人先发一个月的饷过年；今后参加南流‘转进’者，一律发双饷；其余的钱充当今后的军饷，全部运回昌乐。”当日，王金岳离开南流，带着几个亲信逃往临沂。后来，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将王金岳逮捕枪决。

    5.厉文礼（1905～1954），字郁周，河北省蓟县人。时任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八区保安司令。1943年2月22日，厉部在安丘县西南部山区城顶山与日军激战失败，厉文礼被日军俘虏后率部投降。8月，日军委任他为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

    6.驻乡干事主要负责清查户口，召开所谓“国民月会”，编组壮丁队，指令各村轮流站岗，盘查过路行人、传递情报信件。总队部接到各乡传递哨送到的情报后，便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7.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军官的一个创举。“回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这四句诗就是他与李克农等登临南岳祝融峰时所作，表达了坚持抗战、挫败顽敌的坚强意志。　　1939年2月15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

    叶剑英借鉴抗日军政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他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期间，叶剑英唱的陕北小调《开荒》很受大家的欢迎：“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著名演讲。他从“佛教与现实问题”说起，讲了“为保卫自己的道场而奋斗”、“本着佛教精神死而无悔”、“佛是普度众生挽救民族”等四个问题。他说：你们的成立宣言也写得很明白，“佛告诉我们说：‘众生要度尽，方证菩提。’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是什么?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他们是不是众生?当然是的。而且是同一炎黄子孙，生死相共，我们要普度众生，首先就要从解放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入手。同时一切普度众生的工作，要看在众生，不要着重个人；要看在现在，不要妄想将来。做到这步田地，就是‘无我’了，无我精神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他借用演文和尚的话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和尚更难”。这平淡的话语，却有不平淡的道理。……我们做一个人，要勇敢地放在革命的熊熊火焰中去焚化身体，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将士用自己的血肉，去换取民族的自由，死而无悔，这就是革命精神，也就是佛的精神。你们是佛的子弟，当然要学佛的精神，要把自己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你们的灵魂才有光辉，在历史上才会受人尊重。他说：“我们在抗战的烈焰中，没有自我，只有大家，要有未来，先有现在；必须通过现在才有将来，必须做到无我的地步，才会求得自我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来做一切救难工作，一定有辽远的前途，而且要推广到全中国、全世界，发展成为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阵线。”他奉劝各位爱国僧侣在国家民族危难时，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快漫入到我们的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讲话结束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

    《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5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叶剑英讲话完毕，在一片掌声中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会场上群起呼应，喊声震撼南岳群山，激励抗日将士奋进。学员们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剑英题词留念。叶剑英挥笔给大家分别题写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词句，以资勉励。

    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使学员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很多国民党军官同叶剑英等接触后，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学员当中有好些人接受中共的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摩擦斗争中，持消极和中立态度，以至站到我们方面来。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8.刘桂堂（1892～1943），绰号“刘黑七”，山东费县（今平邑县）人，是流窜华北七省的巨匪、汉奸。由于他面如锅底，在起事的8个土匪头目中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浑号。刘匪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1943年11月，被八路军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