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5年9月20日傍晚，我接到了来自陕西西安的荣祥乐先生的电话。

    电话里，他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纪山下的思考》，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写得非常好。里面提到了我父亲的名字——荣光治。真没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我父亲抗日打鬼子的事情，还有人记得。我非常感动。”

    电话里，他对我说：“这些年，我父亲的一生就像谜一样地存在，不知你能否帮忙找到我父亲生前的一些资料。”我说我尽量试试。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我第一时间联系上《昌乐文史通览》主编刘文安兄，刘兄感叹良久，他说那时的人们多奉行“生不立传，只有后人评说”；对于荣光治，一个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的中下级军官，地方资料的相关记载很少，即便一些旧闻逸事，也大多从一些有年纪的人的传述里获得。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荣祥乐先生，这位出生在昌乐的老人，也已经76岁了。这里，我只能根据他的回忆，结合相关历史资料，对荣光治的传奇一生进行合情合理地推理，期待能够与他共同解开谜团，还原较为真实的荣光治。

    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认真倾听并忠实记录。我知道，这是为了这位76岁的老人不再遗憾，这也是为了一个儿子对父亲一生的最好纪念……

    童年：读书，习武，养气

    《诗经•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河南省商丘县道口乡大桥庄的一户荣姓人家。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一。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了新生命降临。沉浸在喜悦中的荣梦周，给儿子起名：“就叫子进，字平普吧。”

    那时的荣家，确实也属书香门第。荣梦周呢，中过秀才，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他悬壶济世，以仁心医术解病人苦痛。早年间，荣梦周也亲身经历过战乱的动荡。作为一名心地善良的医生，他牢记孙思邈的教诲“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荣子进的母亲信佛，也读过书。河南一带，人们思想观念受佛教的影响极深。在生活中，她慈悲喜舍，平等待人，特别是对贫苦的穷人，要她的心都能舍得。荣子进自幼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从小就跟随母亲到附近的寺院去烧香拜佛。家里还供奉佛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地烧香叩拜，同时也拜天地和祖宗，从不间断。

    如今，同光中兴，天下“大治”，他有儿子了，好日子总会来到的。儿子，承载着父母家族的希望。荣秀才本想让儿子科举考取功名，无奈儿子两岁那年，朝廷就废除了科举。在父母心目中，只有知书达理才能改变命运的信念却深深扎下了根。像旧中国多数家长一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荣子进十分珍惜来自不易的读书机会，读写背样样走在前面。由于家中人口增多，家计艰难，荣子进读了四年私塾只能被迫辍学。学习空闲时，也要下地耕耘、播种、收割、打柴、拾粪，或者帮着采药、熬药、抓药、接待病人。夜晚，药房里也会传出了朗朗读书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清晨鸡叫三遍，荣子进起身洗漱后，干啥呢？去武馆学捶去。商丘那一带，管学武术叫学捶。扎马步，小子进直站得膝盖发麻，腿肚子转筋，师父双手一拍，一众弟子赶紧收了马步。师父讲的很玄乎：什么脚是两扇门，手似看门神，门神一斜眼，开门踹死人；什么练捶不练功，到老一场空；什么拳是眼，功是胆，有眼没胆是瞎眼；什么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等等。说完了这些口诀一样的顺口溜，师父还要总结，说练捶的最高境界是不讲招式的，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那是手脚随心到，出招见奇效。

    少年的荣子进兴趣广泛，好奇心强，他尤其喜欢花木兰、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逢年过节七里八村有戏班子演出，荣子进总要跑去看，戏中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忠奸分明的人物形象、悲欢离合的人物故事，既使他学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知识，也打开了他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一扇窗户，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他的气节与人格。

    送走了大清，迎来中华民国。之后不久，中国又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中国人更是生活在暴力、苛捐杂税以及洗劫的深渊之中，处在战火纷乱的风云突变之中。

    当兵：吃粮，领饷，前程

    “冯玉祥将军招兵了！去不去？”

    天灾，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一个个老百姓，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吃饭都是大问题，更别提看病了。荣秀才一家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无奈之下，荣子进投军了。富人过年，穷人过关。1922年春节前，荣秀才将几亩地典了出去，对付着过了年。年后的日子更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就过不下去了。夏秋之交，荣子进投军了。纵然有千分不舍，他不得不别了双亲，别了妻子和年仅两岁的儿子，为了能吃饱饭，更冲着冯玉祥的部队爱民亲民、纪律严明、英勇善战，走进了冯部军营。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他遵从当时的习惯，从军后改名“荣光治”。

    冯老总对河南是很有感情的。后来，他曾在书中写道：“河南人是最纯良的，忠诚勇敢，勤劳朴实……河南的父老兄弟们知道我最深，我知道他们也最深。”有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照片是他的头部特写，说明也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冯玉祥招兵很有意思，他只招乡间质朴精壮的少年，当过兵的“兵油子”一概不要。这也与岳飞、戚继光、曾国藩等只招农民相符。据说冯玉祥有非常巧妙的甄别方法：投军者站成一列，忽然大呼号令“立正”。当过兵的，大多会本能地做出立正动作。后来，这一做法不幸被官冈村宁次运用到《治安强化运动》和“扫荡”中，成为“剔抉清剿”战术中的一种，自然，这是后话。

    刚开始，冯部军饷、军械、给养，也不是很充分。“残破之师，衣履不蔽，人人冻馁，冯玉祥努力设法解决，偏僻之地，找布不易，故不管什么杂色布只要有就用，军服红绿间杂，蔚为奇观。部队晚上睡觉，铺草盖草草中人，两人两人打通腿，互相抱着脚抵御风寒。 ”但这对荣光治等人来说，只要跟着冯老总，就能安心训练。加之，冯玉祥对待他们也如亲人一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士兵们也拿冯老总当亲人当长辈。

    1926年9月17日，22岁的荣光治跟随冯老总五原誓师，参加了北伐战争。11月底，冯率部挺进西安。1927年5月，冯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潼关誓师，兵分三路，向鄂豫晋绥四省的军阀进攻。1927年6月1日，冯部占领开封。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结束，由于蒋介石处处排挤、压制冯玉祥，将其81个师压缩为12个师，这引起了冯的强烈不满，二人矛盾加深。1929年10月和1930年5月，在中原地区先后爆发了蒋冯大战和蒋冯阎大战这两场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冯玉祥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于是，1930年5月间，已是连长的荣光治也跟随韩复榘到了山东。1930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荣光治担任昌乐县民团军训练大队长，承担剿匪治安任务。

    荣光治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兵来吃粮，拿饷奔前程”的朴素想法，完全因为当兵发生了变化。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日军占了东三省。1937年秋天，经昌乐县警察局长张天佐 介绍，他和政界的赵仲诺、教育界的赵伯枢等20人，先后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 。1937年腊月初八，昌乐县长王金岳放弃县城逃至鄌郚，兼任第八区保安副司令、县游击支队长，下辖张天佐、荣光治、孟庆华三个大队。腊月廿九日，正是除夕，张天佐率领“南流转进 ”的队伍来到昌乐西南边陲的时马村。借春节之际，张派部属韩凤歧联络旧有僚属和复兴社分子。大年初一，赵仲诺、张晔如、侯毓奎、赵华轩等人与张天佐会于时马。接着，正月初五庞家淳于会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恢复抗战组织，接受张天佐的领导。会议之后，各区长即回各区首先召集联庄会员开会，号召参加抗战团体。1938年3月5日，厉文礼 颁布命令，任命张天佐担任国民党昌乐县长兼山东省第八区游击司令部第四总队总队长。张天佐立即着手在仓上组建总队部，委任荣光治为副总队长，主抓训练。是年秋，张天佐在仓上乡吉阿村创办联合小学，在崖下店子村开设了“县干部训练班”，结业后由县动委会统一分配到各乡公所任驻乡干事 ，直属县动委会领导。那时，日寇侵略武汉长沙，而昌乐局势则相对较为平稳。荣光治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办的“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南岳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第一期），期间接触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1939年4月18-19日，荣光治聆听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期间，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宣传全民族抗战的一贯主张，对学员的启发和鼓舞很大。荣光治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不是“魔怪”、“野人”，而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有理想的革命者。训练班期满，荣光治再次回到了昌乐。

    1939年9月至1942年10月，昌乐县政府、团部驻扎在鄌郚镇的郑家庄、钟家庄、刘家沟、莱家沟一带。1942年9月，中华民国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委任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独立五团团长、昌乐县长张天佐为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三），奥村中将率一万余日军，兵分八路，大举扫荡鄌郚。团副张髯农、荣光治、田清远等随张天佐转战至打鼓山、纪山，部队伤亡惨重。局面万分险恶之下，张天佐与团副张髯农、荣光治率部队突围，张天佐所骑的白马被日军打死，团副田清远、三营营长谢茂圻部负责掩护突围，终因弹尽力竭，全部阵亡殉国。

    纪山突围之后，为了保存实力，张天佐回到仓上潜伏，化名“张道一”。时世艰难，张天佐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日军有限度的“合作”：一方面，他派张震寰率五团800人，集体加入伪“鲁东和平建国军”；一方面，他自己率部继续在昌乐乡村“游击”，安排出夫抓丁，征税募捐，催粮逼款，修筑工事，造办枪炮，训练军队。

    练兵：杀敌，抗日，救国

    纪山战役之后，张天佐、荣光治更是发愤练兵。练兵，可是门大学问。

    遥想当年，岳飞练兵，有“重搜选、谨训习、公赏罚、明号令、同甘苦”；袁世凯练兵，有“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从衡阳回到昌乐，张天佐继续让荣光治负责练兵。

    荣光治是怎样练兵的呢？时间久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荣光治练兵，肯定受到了岳飞、冯玉祥、韩复榘等的影响。南岳的90天，荣光治也有“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些问题的思考。士兵们思想、纪律、学科、术科并重，要学习“三民主义”和《总理遗训》，学习文化，学习步兵操典、射击、刺杀、投弹，还练习大刀队的劈砍，附练跳木马、盘杆子等体育项目和武功拳术。总之，荣光治一心为抗战练兵，鼓舞官兵士气。当然，张天佐在也会里面加上不少的“私货”。

    史料记载，冯玉祥这样练兵：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做得好呢，奖赏；做不好，惩罚。用冯老总的这一整套程序，可谓简单而又不简单，非常有效。“尊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建立在民众意义上，完全成为民众的武装，与民众深相结合。”“本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什么是三民主义，就是救国救民的主义。”“爱惜百姓，爱惜穷人，就是爱惜我们个人，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老百姓。”“那些旧的、没用的、死板的、只图形式的操法要改样，我们现在要的是实战经验，弹不虚发，冲锋跑步，挖战壕，白刃战等等。要天天练，拼命练，教士兵得到实战的经验，这是最要紧的。军队，最怕的就是绣花枕头的军队。平时多用心，战时少死人，平时认真操练，临战既能自救，也能救人。”冯玉祥的训练思想深深影响着他。

    “我记得，那时父亲每天都特别忙。他多数时间都在连队蹲点，以点带面。”荣祥乐回忆说，“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高的圩子墙里面，看士兵们训练。我们那些小孩都不觉得苦。我父亲练兵，受冯玉祥和共产党的影响比较深：他对国家、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发现了那些农民士兵们蕴藏的巨大能量。”

    这十四年里（1931～1945），文史资料只提了荣光治三件事，一是训练军队，二是纪山抗战突围，三是安丘突围。历史上，任何成大事者、立大功者的背后，都会留下众多人与其共同奋斗的身影。自然，荣光治不能也不该例外。我想起了《昌乐县续志》记载：1933年4月，县长王金岳率民团同山东第一路民团指挥赵明远赴鄌郚击巨匪，杨子明毙之。1934年4月，县长王金岳率民团至乔官，缉获刘桂堂  (即刘黑七)部溃军三十八名，训明正法。

    我又想起了潍县战役的资料中《中共中央对潍县战役的指示》：“潍县工事强固，土顽的战斗力不低于蒋匪主力。在围攻潍县之前，须作周密布置。”遵照中央的指示，华东局也在3月26日向山东兵团发报指出：“昌潍战役对整个山东战局关系重大，故必须特别谨慎，并预做充分的准备，采取先扫清外围、坑道作业及准备打援等稳妥办法。”潍县战役，自4月2日开始至5月8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山东兵团进行战后总结时,聂凤智的一句话耐人寻味:“土顽倒很棘手”。

    不知这些资料，是否能从某一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荣光治的练兵成果？毕竟，他是负责训练的。尽管张天佐将之总结为“军民总体战精神”或“人民的力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某种局限，荣光治（也包括张天佐）对人民对一些战略战术的真正含义，理解得并不深刻。现在看来，荣光治练兵，本是为了抗战杀敌救国的。抗战胜利以后，这些士兵兄弟们本可以回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潍县战役时却成了国民党内战的炮灰，真是造化弄人！

    归去：潍县，济南，商丘

    1945年8月15日，张天佐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乱世出英雄，来收拾残局。整整七年半，游击在乡村，兵是越来越多，官是越来越大。鬼子也没打，转眼的功夫，抗战胜利了。于是，他张天佐为了标榜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也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制作了许多“胜利之光”青天白日抗战胜利纪念章，背面印有“张天佐赠”，赠予有功人员。同时，张天佐立即集合队伍，以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省保安第一师长之职，亲赴潍县接收。荣光治则奉命留守仓上。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是月，荣光治作为山东省保安第一师教导团团长（也有说保安九团团长，笔者注），进驻安丘县城。结果，11月4日，鲁中军区第四、九两个师、警备二旅及第三军分区十二团、安邱独立团协同作战，围攻安丘。5日17时，安丘城破。突围时，县长潘洁民被俘，荣光治的二夫人马氏（荣祥乐妈妈）阵亡。荣光治突围成功，因肩部中弹在潍县北关医院治疗。

    安丘突围时，荣光治的勤务兵闫德修和8岁的荣祥乐也被解放军俘虏控制。解放军连夜对这80余人进行集中教育审问，白天休息，晚上转移。几天后，二人终于通过了审查。11月13日，闫德修背着荣祥乐来到潍县。荣光治父子在潍县重逢。父子重逢，有无边的喜乐，也有沉重的哀伤。喜乐的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哀伤的是，失了民心的局势如何了得？抗战是胜利了，日军侵略期间受到非人的蹂躏与残害的潍县人民哦，不幸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抗战是胜利了，那么多的汉奸变身为政府官员负责接（劫）收，遭受日寇蹂躏和残害的潍县人却被视为“汉奸”，人民还要继续遭受“比日本鬼子还狠”的反动派的二茬罪……这些做法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越来越远。荣光治看到了进步与倒退的抉择。他想起了冯玉祥曾说的话：“假使我们一点主义都没有，目的仅为少数人谋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那就太没有价值了，那和帝国主义走狗有什么分别？”

    路在何方？光明在前。潍县期间，冯玉祥、共产党等师长和朋友也对他做了许多工作，劝其认清形势，选择有利于人民的道路。“我总觉得，父亲很神秘。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所以每次战争还没结束他就离开了。……我父亲这一生，受冯玉祥的影响很深。他——一个敬重冯玉祥的人，遇到了和冯玉祥作风、思想大致一样的共产党，很容易认同。以前，我只是听他说参加什么训练班，见过周叶等人。再问他，他就支吾起来，什么也不肯说了。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父亲参加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后，思想上进步了。不管是共产党那边还是国民党那边，他是有许多好朋友的。甚至他身边就不少共产党人。关于安丘战役，报纸（资料）上说参战解放军有上万人，我个人感觉没有那么多人，估摸着也就一千来人吧。报纸上的文章，可能是共产党的障眼法。要是解放军真打，就是蒋介石、杜聿明、陈诚、胡宗南、“王牌军”张灵甫、黄维、汤恩伯这些人都不行，更别说我父亲了，击毙活捉都是易如反掌；解放军要真打，我们这些人恐怕根本出不来。实际上，我们突围出城也较为顺利。我想共产党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护我父亲。到了潍县，我们一家住在陈姓地主家里。……潍县解放前，我们院里来了一个疯子士兵，不打人也不骂人，一会看着天喊一会对着地说，晴天的时候喊要下雨了变天了之类的混话。他别的地方住不下，就住团长的院子，说累了呢就去屋里休息。打仗的前几天，他就不见了。是啊，打仗的时候谁会在乎一个疯子啊。他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这至今是个谜团。战争打响以后，我们都进了地下室。……不几天，又来了一个穿西装的人，皮肤细白，三十多岁。他常常对我们说仗打的如何，有时间也出去。潍县解放前夕，我就被送到坊子一户农民人家住了几天。后来，我从坊子坐上马车，走了好几天到了济南。我父亲早在济南等着我们来了。半月后，我又坐着棉花包的货车来到商丘，我父亲已经是商丘一家粮油店的掌柜了”，荣祥乐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