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同志

绘画：恢复红 26军

    高岗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创建西北红军的艰难征程中，高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依靠军阀“借水养鱼”，然后动员吸收农民加入是西北红军创建的主要方式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一大批革命者走上了建立革命武装的艰难道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军阀部队，学习军事知识，从事秘密活动，开展兵运工作。在刘志丹、谢子长、唐澍、习仲勋、张秀山等人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两当兵变、靖远兵变等。期间，高岗也和当时大多数革命热血青年一样，根据党的安排，先后打入国民党延安县党部，从事地下工作；打入宁夏盐池国民党第八旅王子元团部，任学兵队副队长、学兵连连长，从事兵运工作。

    而从1931年2月到1932年2月，高岗主要任陕西省委交通、巡视员，奔走于省委驻地西安与陕甘边之间，传达省委关于建军的精神、指示，了解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革命者创建军队的情况并向省委汇报。

1931年夏，刘志丹在旬邑县职田镇期间，杨虎城部骑兵旅旅长苏雨生根据国民党省党部指示，诱骗刘志丹到彬县将他逮捕下狱。按照陕西省委安排，高岗、马志贞先到彬县前往营救。他们通过关系在监狱探望了刘志丹，并观察地形，命刘景范等组织力量，准备劫狱。刘志丹得悉后，对来探望的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由此可以看出，在革命的艰难征途中，刘志丹与高岗深厚的革命友谊。

    高岗在这一时期的革命贡献，从1946年2月22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的《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中可以看出。《事略》中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月，子长同志和高岗同志奉党的使命到南梁与刘志丹同志共同建立西北第一支人民武装反帝同盟军”。①

    这一时期的工作，虽然艰险、重要，但就高岗对整个西北建军而言，尚属次要。高岗对西北红军创建具有全局性的贡献在下列三件事上尤为突出。

    一、到26军应急-----存亡绝续撑危局

    1932年12月20日，在陕西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全军仅有此团），西北红军宣告诞生。

    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省委指示，开展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6月下旬，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错误领导下，红26军主力被迫南下关中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中旬，红二团与国民党陕西省警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张家坪激战竞日，伤亡惨重。后在秦岭山中虽然苦战两月，但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红二团覆没，西北红军遭受了致命之劫，“是陕甘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张秀山语）。面对严峻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如何应对？照金根据地局面如何控制？红军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关乎西北革命生死存亡。

    红二团覆没后，有一件事或许可以弥补一些损失：7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两千多人在耀县起义。

    王泰吉起义后，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起义军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据张邦英回忆：“起义中间，高岗也到耀县，住在南雷家王泰吉部队政治部”。据杜衡叛变后的口供：王泰吉起义部队，省委“将来准备改为二十六军之四十一师，特派高硕卿（即高岗，引者注）任师政委”。②由此可见，王泰吉起义，高岗从中多有其功。

    另外，7月27日，乘骑兵团起义的有利时机，中共耀县县委主持成立了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张邦英，副队长张仲良，队员八九十人，长短枪六十多支，马两匹。

    而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部署和杜衡的错误，不料却被叛徒程建文认出，程建文于是带特务赶来抓人。开完会，杜衡、省委书记袁岳栋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随即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发现情况有异，用力推搡人群，趁混乱之机绕道跑开脱险。敌人企图将陕西省委一网打尽，发出通缉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当夜，高岗逃往南柳巷，敲醒了睡梦中的老乡李志洁，在李家避了一夜，第二日，他冒险外出，找到了军事干部阎揆要，通报了情况，后来，化装成木匠，由当时的陕西省委负责人之一贾拓夫将他转移出城，并写了介绍信，让他前往红二十六军作应急安排。高岗来到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后，经陕甘边特委研究决定，任义勇军政委，和王泰吉一起领导义勇军。

    杜衡、袁岳栋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拷打，最后作了可怜的叛徒。至此，陕西省委遭敌破坏，不复存在。

    在不长的时间内，红四团（1933年6月13日，由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而成。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参谋长王伯栋）、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根据地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照金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影响。

    高岗、王泰吉及陕甘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高岗等领导的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子后，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灾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它地方征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终于渡过了一时之难关。

    关于高岗被陕西省委派到照金做军事应急领导的事，以下两个历史资料也可佐证。一是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朱理治传》讲：1935年，陕北肃反，在甘泉前线红十五军团军团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10月6日，高岗被肃反者捆绑着押进房子，高岗进门（窑洞内有程子华、徐海东）就说：“海东同志，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程子华训斥高岗。高岗不服，与程争吵起来。二是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期间，《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本届参议员进行了介绍。其中，对高岗的介绍这样写道：

    在这些艰苦斗争中，高岗同志，以机警而英勇的天才，冲破了重重的困难，经历过无数的生死危险，而开辟了陕甘宁边区这片光明的新地。每当他和我们谈到“西安脱险”、“化妆木匠”等故事时，他是那么感叹而又欢愉的呵。

    对于这段历史，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由胡乔木、贾拓夫整理，经多人反复讨论修改，在中央批准后，高岗代表西北局所做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

    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省委恢复二十六军整顿陕甘边党的任务委托于我，这时正是陕西党与部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二十六军全部失败了，由王泰吉骑兵团暴动过来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也失败了，（由一千六七百人的部队只剩下几十个人）。陕西党的领导机关及各地组织，差不多破坏光了。敌人天天在报上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枭首了”等，叛徒杜衡的自首宣言也接二连三的在报上发表出来。当我到达陕甘边时，只有王泰吉一点残部和渭北几个小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人枪约七八十）。由于继续的失败与敌人反动宣传的影响，这些部队的士气当时是很低的。可是部队中和地方上党的骨干还保留着，如张秀山、杨森、张邦英、习仲勋、强世清等同志。依靠他们把部队在照金集中起来，重新整顿，继续游击战争。当时行动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由小胜变大胜。在这一方针下，慢慢的打了若干次胜仗，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

    在省委被破坏和西北红军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高岗及时赶到照金，通报了省委情况，就任义勇军政委，和根据地的同志共同指挥作战，稳定了部队，稳定了大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陈家坡会议——力挽狂澜定大局

    陕西省委被破坏；26军唯一的主力红二团已经覆没，主要领导杜衡叛变，代政委汪锋、团长王世泰，以及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根据地内虽然聚集了三支武装，但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形势极为严峻。统一领导，确定路线和行动方向，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艰苦的环境、危急万分的形势考验着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指挥员的智慧和胆略。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这就是红26军建军史上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秦武山、杨森、高岗、张秀山、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红4团与游击队的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

    秦舞山、习仲勋和张秀山三人是特委成员，轮流主持会议。

    会议对汇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会议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黄子祥、王伯栋等人在会上不同意将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4团应回到三原地区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渭北苏区又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减员很大，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开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留恋渭北地区，要求部队开回渭北地区。

    与会绝大多数人认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高岗、张秀山和杨森等大多数人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会议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与会的大多数人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黄子祥、王伯栋等人则认为：由王泰吉来任总指挥，这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三原辘轳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及照金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抗日义勇军已和红军部队差不多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来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决定王泰吉担任总指挥这一职务。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黄子祥、王伯栋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一职。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在会上，习仲勋、秦舞山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

    陈家坡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秦武山，在《我的自传》中对会议做了这样的记述：

    “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问题是总指挥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问题是高岗任政委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会议对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最后表决。张秀山在1945年7月延安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说：“开会最后表决，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如果陈家坡会议走了分散的路线，那么我们这支红军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