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兵这是我党、我军鲜为人知的一条特殊战线。这是我党、我军在半个世纪以来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和巩固政权，构成现代革命战争和科学的人民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兵种，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实现的现代军事技术手段。

    今天共和国强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我军现代通信指挥、电子对抗、信息自动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这条特殊战线上默默无闻奋战一生的无数无名英雄。

    周维晞就是这个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

    周维晞同志的生平

    周维晞同志1920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 1984年底奉命离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文革前副军职干部，1999年7月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周维晞早年当过晋南纺纱厂纺纱工人。他的一家出了许多革命者，是个革命家庭。

    姐姐纪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晋南中共第一批共产党人，1925年入党、中共北方局联络员，建国后担任交通部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姐夫纪廷梓，1922年入党、1930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后牺牲在国民党监狱中；

    哥哥张晔（周维新）1926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47年山东渤海区党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农民首席代表（行政5级）。

    受家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周维晞从小就追求真理，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并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曾任我党在晋南武装力量的侦察员，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东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8年在陕北保安入伍参加八路军。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二大队学员，成绩优秀。
    毕业后在张浩同志（林育英、中共住共产国际代表）的亲切关怀下和亲自谈话后，保送到延安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
    通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三局电台二分队（中共中央机关直属电台分队），历任见习报务员、报务员，中央军委总台报务员，领班、报务组副组长，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战时各项通信战勤业务。经过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强大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在军事通信领域克勤职守、不懈努力、奋斗终生。是为我军最优秀的高级通信指挥军官之一。

    延安精神在兵种

    抗战初期延安中央和军委总部军委三局以仅有的10部无线电短波电台与被强敌分割、分散在天涯海角的80几个联络对象进行联络。其中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皖南、苏鲁豫等革命根据地电台，大幅度流动作战的八路军总部、新四军总部、115、120、129师师部及各个野战军电台，全国各地地下党隐蔽电台，共产国际电台，国民党友军电台等等。

    军委三局以极其原始落后的参差不齐的通信设备，呕心沥血、费尽心计与各单位保持着高效、可靠、畅通的通信联络。甚至与使用15瓦手摇马达电台的海南岛的琼崖纵队也恢复了联系。其中实施了：后方服务前方、固定服务移动、公开服务隐蔽、24小时不间断守听，几十昼夜连续守听，适时不间断盲发。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在大量的、不定时的、极其微弱、强烈干扰复杂的无线电讯号中进行认真地筛选、过滤，绝不放松任何一丝微弱的信号。

    同时不间断地进行着对敌台的识别、破译和干扰；我台的伪装、规避和抗干扰；不间断的红色电台语音和数字的新闻传播；不间断地大量派出人员，建立新区、新军、新地下党电台。如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李侠就是李白烈士的原型。我军电台执行着极其严格的工作纪律，“一字之差血流成河，一字之错全军覆没”的工作特点要求通信战线在设备简陋、讯号微弱的环境中，必须遵守纪律认真工作，对讯号失误等错误执行极其严格的工作纪律，决不亚于战场纪律，当然也决不允许网上出现任何无关信息。

    全军总部电台从不以上级台自居，公正对待各个联络对象，处处为对方着想，雷厉风行，分秒必争，形成一整套我军通信兵的顽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那就是严肃、认真、纪律、服从、规定、程序、团结、协作、克己、忍耐，一丝不苟、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总部电台为各地电台树立了榜样，为今后我军电台群的发展立下了规矩，定下了原则。并赢得了各根据地、各总部、野战军首长、地下党电台的好评和尊重。使在敌强我弱、地域分散、分割的情况下，用无线电波架起的空中隧道，保障了全党全军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实现了全党全军指挥、管控上的统一。我军电台与国民党电台作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在通信效率、通讯纪律、空中信息管制、电子对抗、侦听、破译等方面都超过国民党军、日军用各国先进装备起来的同兵种作战能力。

    在延安他和他的战友们继承和发扬了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革命英烈的精神和中央军委三局的光荣传统，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做强做大，为高度分散、割据的革命力量的统一指挥领导提供了必须、唯一、可靠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保障，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这个持续不断的稳定的统一的通信指挥系统，保证了中央、军委在不同历史阶段、时期指挥调动各独立根据地区域的机构和部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样式和步调一致，集中力量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有效地打击敌人。避免了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中每每发生的局部利益扩大化、独立化、甚至分裂的被动局面，就是在一、四方面军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无线电联络也成为促进了各方交换敌情、阐述立场、弥消分歧、达到共识、重新整合唯一技术手段。人民通信兵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始、无序、愚昧的组织状态，使得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为科学、有序、有着严密技术组织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现代人民战争。

    在延安毛主席曾多次亲临电台，他多次对通信兵动情地讲到：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需要无数的人民英雄，有些是有名的比如朱总司令，有些是无名的比如你们，你们要安心技术工作，你们要甘当革命无名的英雄”；
    “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你们是革命无名的英雄”；

    他把这些话永远默默地藏在心里，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践和弘扬了人民通信兵无上光荣的，无名英雄的革命精神和情操。

    在延安的十年里他坚守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总部首长身边，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自觉学习他们的榜样，心怀全局、默默忍受极端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考验，节约每一块电池、每一张抄报纸、每一滴灯油和每一枝铅笔头。

    他在总部直属部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的大山里和张思德同志一同打柴烧炭，每次进山都要默默地比别人多背几十斤，种菜养猪、纺纱织布也是高手，他多次被军委三局、边区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为了应付夜以继日高度紧张的电台工作，他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和战友们参加体育锻炼，组织军委三局篮球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参与组织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的篮球联赛。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王铮局长等军队主要领导也加入其中，官兵、军民其乐融融，使到延安的友军、追求抗日的各地青年、路过延安的各野战部队无不为之新奇为之鼓舞，不同于旧军队特有的兵种文化，形成了延安作风中特有的一道靓丽的风采，令世人瞩目，令全国人民向往，形成了延安革命军队特有的健康向上的氛围。体现了宝塔山下、黄河之滨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为人类解放、为救国救民的乐观向上的豪迈气派。

    在延安他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对待审干、整风运动，从不歧视四方面军人员，关心和帮助从白区到延安的革命干部子弟，关心和帮助奔赴延安的学生青年，以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以对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真诚感动教育同志，维护和树立革命军队应有的理念与尊严。

    整个抗战时期周维晞在军委三局王铮同志直接领导和亲切关心下迅速成长为我军优秀的无线电通信指挥军官。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我军通信兵不断地发展壮大，到抗战结束时我党我军已经发展到近千部电台。

    西北战场的狼烟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应对占有绝对优势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和大规模运动战为新特征的作战样式，军委三局机关拟定向各主要战区派出了精干的无线通信指挥人员和技术骨干力量，以保障全军通信指挥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下，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之前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提出，将我军陕北2.5万部队统一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对抗胡宗南部25万国军精锐主力，为了加强通讯保障能力要求从军委三局直接调两部野战机动电台随“野司”行动，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和批准。

    1947年3月18日傍晚毛主席中央军委从已经居住10年的“红都”延安撤退。撤退当天周维晞同志受中央军委三局机关派遣，率三局电台分队和电台电讯器材加入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指挥组（彭指共50余人）。并与17日军委三局机关派往王家坪“毛指”接替延安电讯总台联络文件和联络对象的崔伦（在延安通校的同学，曾任志愿军首任通信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参谋长、主任）电台形成匹配，以保障最后撤离延安的中央机关、部队联络有序指挥畅通。崔伦电台18日傍晚奉命登上毛主席撤离车队。从而迅速完成了中央主要领导和中央指挥机关由平时转为战时的野战通讯布局。之后他随彭德怀转战陕北，直至解放战争在大西北取得最后胜利。

    延安撤退期间根据党中央获得的战略情报，“毛指”电台实施无线电静默，“彭指”电台以小型机动短波电台，飘忽不定的隐蔽行动，既保障了关键时刻通信联络畅通又使胡宗南军以强大的无线电测向方式判断我中央和野战军方位的企图归于失败，使占领延安后的敌军失去进攻方向。敌人大军压境、力量对比悬殊、我军部队分散，胜败就在呼吸之间，一切都取决于敌我双方谁掌握了对方的动向。3月19日下午3时延安失守。形势十分险峻，期间人员失散1\10。当夜野司“前指”从王家坪后山转移延安东北45里的冯村，20日又转移到25里的梁村（见图1）。在撤退的路上他指挥我军西野“前指”电台，以之前我军系统收集积累掌握的敌军电讯资讯和精湛的无线电技术手段，以顽强的意志，不分昼夜、不顾行军的风雪泥泞，在部队不断运动过程中和宿营待命中坚持全时段开机、全方位守听，与军委二局随行前梯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确定、迅速掌握了周围敌军有关电台的波长、呼号、番号、强弱、性质、数量、分布、规律及报务员发报手法和使用机器的音质特点，首先于3月20 日清晨根据已经掌握的大量敌方无线电资讯分析证实并及时向西野总部报告了敌31旅等部从延安东北向、24日经拐峁前出到青化砭预期的行军路线、预期驻地瓦窑堡和联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