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指挥现代化最初作战样式

    已经不同于红军时期，随着技术进步现代战争中的无线电侧向以确定敌指挥中枢地理位置，实施斩首行动成为作战基本样式。抗日战争中，日军首先通过无线电测向发现辽县（今左权县）地区我军功率不同的无线电台密集信号，从而判定八路军总部位置后继续跟踪并实行大兵团合围、飞机即时轰炸致使八路军总部遭受巨大损失，左权副参谋长和海风葛通信科长被直接命中牺牲为了对抗现代化装备的敌军通过“无线电侧向定位”对我军“前指”跟踪、轰炸、袭击，又要保障“前指”的联络畅通，他经常带领通信和小规模掩护部队脱离总部、单独行动，与“前指”保持适当空间距离（一般10公里），以有线电话、步骑兵通讯员与首长司令部机关保持联系，以长距离无线电联络保障全局通信战勤。实际上等于用无线电波把敌军主力和飞机轰炸引向自己。多次避开了国民党军针对中央军委、野司总部和电台的“斩首行动”，飞机疯狂轰炸、武装袭击和无线干扰破坏，确保了野司和毛主席昆仑纵队的安全；

    多次受到野司参谋长阎葵耀（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和彭总司令的表彰。在西北战场最紧要的关头，阎葵耀同志将自己佩戴的瑞士手表亲自奖励给了周维晞同志以示鼓励（此表在文革中丢失）。

    其间历任：彭指电台负责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电台队长、第一野战军通信营（当时我军尚无通信团的建制）政委（这就是后来的总参谋部第15通信团、如今的兰州军区通信团），西北军区司令部通讯枢纽部（这就是如今的兰州军区通信总站）政委，西北军区通讯处干部科长。兰州解放后参加组织了消灭国民党马家军对兰州的反攻和叛乱，粉碎整个西北的匪特武装叛乱，直到1953 年全西北平静下来。

    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军已经拥有近万部电台（包括无线步话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军已经拥有3万部电台。今天我军已经拥有数十万部（套）电子战装置。

    依靠科学技术统一指挥的人民战争、改变了传统作战样式缩短了战争进程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同时期形成相互不通、大小不一的武装割据根据地，同时各部队经常处于大范围高频率的运动过程中，无线电通信几乎成为我党、我军实施指挥对各根据地、部队和战场进行管控和协调的唯一技术手段。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农民起义封闭、分散、山头林立和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此次、我军通信兵18年间（1931—1949）以无比的战斗作风、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有限的通讯器材，依靠自己特有的“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勇敢顽强、分秒必争”从技术层面上全面提升了中国军队传统的作战样式。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以技术手段协助实现了空前规模人民战争依靠无线电科学技术网络化的现代化指挥，从科学技术上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方面军总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近千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在敌我双方上千万军队的生死搏杀中，能够做到 “运筹于帷屋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号令全党全军、国内国际链路、公开隐蔽战线、各个不同战区、主力地方部队、密切协调统一行动；同时也有效地抑制或预防了不同区域、不同建制武装力量的局限、盲动、误解、分裂的可能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共最后武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极大地缩短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时间人民通信兵被部队各级司令部首长和广大指战员亲切地誉为“人民的耳目、军队的神经”，成为各部队中一致最受尊重的部队。

    全国解放的初期

    全国解放后周维晞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信指挥学院为指挥系学员，在苏军教官辅导下，结合二战苏德通讯实战战例、我军历史实战通信经验，系统地学习总结了现代军事通讯指挥业务。包括战时最高统帅部、战区、方面军、集团军通讯联络的开设、组织、实施、对抗等专业，并多次开展首长司令部图上作业和实兵演习。虽多次与苏军教官意见不同，但最终受到苏军专家的好评。

    1956年我军开始了以“授军衔”为标志的全面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军委决定于10.1举行新中国全军换装佩戴军衔后的第一次现代化阅兵。他奉命参加了中央军委将校方队，这是走在全军最前列的方队。驻军天坛公园训练历时半年。军委要求通过阅兵必需体现我军威、国威，体现人民军队通过长期革命战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凝聚的高昂战斗意志和精神面貌。此次阅兵全球瞩目、友军和敌军也极为关注，以便从一个方面中判断今后我军现代化的实际战斗能力。他参加了方队训练领导小组。否定了单纯效仿苏军、过分夸张、形式主义等等方案，反复研究对比实验确定：我军队列“分列式”样式，齐步走速率为116步\分钟、步辐为110CM\分钟，与解放军进行曲拍节相匹配，手臂甩动前为纽扣中分线下第二纽扣；正步走脚面离地不超过20公分、脚面绷直等一系列具体要求。形成不同于东西方各国军队队列特色。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实战实用、朴素大方、自强自尊、威武雄壮、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和内涵。这一“分列式”样式不但为全军受阅部队所贯彻，也为我人民解放军队列制式沿用至今。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军校处副处长，在主持通信院校工作时期，为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走遍了重庆、上饶、沈阳、南京、汉口、宣化、张家口、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等通信兵院校。有时长期在外住校解决办校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实际问题，为我军通信兵种兵种正规化、现代化费尽了心机。

    他为自己树立的座右铭是：“多做日常细小的麻烦得工作，少说漂亮话”——列宁。

    通信兵的科技部

    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全国整个军事形势基本稳定，军委决定我军各军兵种成立科学技术部。兵种建制基本格局为司、政、后、科四大部。1963年他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科学技术部，并任副部长（军职），长期主持科技部工作。他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和通信兵的技术进步不遗余力地团结从海外回国的高级技术人员、起义人员及我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无论是在正常年代还是在非常时期，有时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如一地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予以他们爱护和帮助，不怕连累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专业上得到充分发挥，保持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技术力量的稳定性、系统性、超前性。如六○年代初回国的具有世界影响、全军著名的信息战专家陈太一（曾长期担任通信兵总工程师，时至今日美军信息对抗仍以陈太一理论为基础）,如我军自己培养的新一代领军信息战专家杨千里（八○年代曾任总参通信部主管技术的付部长）他都能引为知己，无话不说，默契配合。

    在江文、黎东汉、龙振彪、周涌等兵种领导参与下和地方第四机械工业部王铮、刘寅部长，国防部十院孙俊人院长等人的支持关心下，与崔仑、李庄、李兆吉等有关领导组织、实施了我军野战条件下电台手摇马达小型高效化的研制和开发；通讯电源现代化的研制和开发；无线单边带电台的研制和开发；无线电自动跳频电台的研制和开发；从同轴到光纤电缆、散射、微波通信、卫星通讯等多种现代通信手段的研制和开发；参与组织实施了我军通信装备标准化、集成化、无线通信网络化、野战通信车载化、微波接力通信、人造电离层反射、散射通信、电子对抗等工程，和全军军用通信电缆战场预设化。尤其是在当时的半导体技术不完全过关条件下，我国又被国际反华势力经济技术封锁状态下，极力主张，避免纷争，果断决策，大胆采用电子发射管配合半导体电路的技术路线，使我军战术电台逐步实现晶体管化、小型化、模块化，以小“81”、小“71”等无线电台装备既保障了20世纪60、70年代，我军战备、执勤、自卫反击战、剿匪作战（包括西藏平叛、宁夏平叛，中印、中苏边界反击战、两弹一星试验、南海西沙之战等等）稳定、可靠、不间断的战术通讯需要，同时又促进了我军事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促进国家军事工业和民族电子事业的振兴。使当时我军自制的战术通信电台的各项性能并不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同类装备。这应当是建国后根据我国国情我军通信装备更新过程中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60年代他接受陈太一建议，提议并参与领导组建了61所等多个专门信息战方面的世界军界闻名的研究所，开创了我军“大一统指挥自动化”的研制和开发，首先从单系统突破，直接领导全军CI4SRT系统工作站的建立（情报搜集、通信联络、信息处理、决策反击，一体化指挥自动化方式、即“发现即击毁”作战样式），并为以后各军兵种协同“大一体化指挥自动化”发展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为我军通信现代化、全领域电子对抗、打赢信息化战争，采用高科技手段、独立自主、全面提升电子战系统战斗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抢占了先机。

    在他主持工作其间，根据我军将准备面对强敌，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状态，主张我军一个时期内战时通信保障的战略构想：以建立多群无中心移动短波单边带、自动跳频、扩频电台、积极创造瞬间人造电离层反射、以手键发报、瞬间发射为主，中心可相互替代、纵深配置；与战场预设光电缆有线通信相结合，以卫星、短波超短波和其它通信手段为辅的一整套战场通信保障方略。此构想为周边国家友军及战事不断的有关国家武装力量所重视和汲取，并获得了实战印证。如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预设战区电缆，表现出现代战争在超强火力打击条件下通信保障能力的顽强性和持续性，令美军束手无策。如“任务式”无固定中心（系统内每个节点都可能通过网络迅速形成新的中心）抵近战区的移动式完全网络指挥自动化作战样式，已经成为美军当今追求和未来基本作战指挥样式。

    到1984年他奉命离休时，结合我党我军数十年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信息战的实际案例，依靠他所尊敬的兵首长、战友们及自己的战争经验，在不断吸收世界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上，我军通信兵终于形成了当时一整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我军特有的、敢于和世界任何强军对抗的军事通讯联络、电子对抗、现代信息战的思路、战法和手段，并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成功的。为以后我军进一步信息化和信息战的发展预留了巨大的机会和空间，他尽到了一个我军高级通信技术军官的军人职责。

    在位期间他经常深入部队、院校和科研部门检查指导部队的通信工作，尊重科学、爱护科技人员。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发展，通信兵的技术进步和培养新一代通讯人才，为实现的兵种的五个统一：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制度、统一纪律的兵种治兵原则费尽了苦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未来信息化作战要素和战斗作风

    他认为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火力、速度、信息战争战力三要素随着现代电子技术手段的进步，今后的作战样式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在未来战争中首先是信息对抗和电子、电磁作战，此役不赢满盘皆输。因此通信兵的发展方向极有可能改变原苏军单纯技术保障兵种的模式，恢复我军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仍然作为作战兵种使用，正像长征路上、延安撤退后我军电台通过即时无线通讯、即时无线对抗、即时无线侦听、即时网络迂回为首长司令部提供战场即时情报、即时联络、即时调整我军决策、即时改变我军兵力部署、兵器使用一样，不过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升级。我军通信兵技术保障兵种体制的确定，是依据苏军体制，而苏军战后体制确定是二战的结果，二战的主要特征是装甲、火力、速度为基础的较量。我军作战条件一开始就不相同，建国后有一段相似。今天信息化时代在大规模机械化基础上作战样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军通信兵重新转变为作战兵种将成为必然。

    他认为通信兵未来不可避免的信息战必须在7维空间范围内打赢：即地上地下、水上水下、天空太空及贯通6维空间各个单元和节点的网络核心战。三个要点是：大一统指挥自动化体系、有效的信道管控能力、对抗条件下的信息系统生存能力

    指挥自动化CI4SRT体系：从单元自动化－系统自动化－体系自动化，信息必须与战场同步，一定要在通讯保障和信息对抗两方面努力，注重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数据库容量、及时和通用性；局部战争以“发现即击毁”为要务，全面战争以“人员落地”为要务。

    通讯信道管控：无线应该建立在电子战的频谱管理、射频侦察、干扰和反干扰的基础上，网络战中也需有线无线两种信道控制、必须施行物理隔断和高度加密措施。他关注太空激光和海底光纤网络两个极具潜力的信道前景；

    电子信息对抗：与国家及军事安全关系极为重要，国家对国家信息安全威慑，并不次于核威慑的威胁，不具备防护能力（相当于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电子多媒体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电子信息手段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在战争状态下极有可能被全面瘫痪。他完全赞同陈太一电子对抗的“隐蔽攻击”理论（陈太一信息战理论至今仍为美军所依准），认为信息对抗必须有全面防御和重点进攻的能力，同样以“第二次打击力量”、建立“国际略战平衡”。信息战软硬杀伤在军民两个领域都有可能实施，平时硬件配置和软件程序中的漏洞、病毒、木马及逻辑炸弹造成的严重失密、局部危害、“瞬间损失”也不能不防。他关注强战场电磁弹对电子设施硬杀伤程度及其防护，社会“黑客”对系统侵入的软杀伤程度、方式和防护。

    认为今后的国家间的全面战争还是以人员占领为根本，局部战争将以“发现即击毁”为手段辅助以外交；

    认为虽然电子战是系统对系统、体制对体制的对抗，今后无论敌我两军装备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人的因素第一并没有改变，信息战要取胜必须更加讲求谋略，不能跟在人家后面，必须有自己的一套，要准备“田忌赛马”，为此甚至必须保留部分包括最原始的通讯联络手段方式方法和器材。通、信方式要绝对严格保密，机密就是战争的力量，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军队更是如此。这一观点甚为仍然正处于严重军事对抗的朝鲜人民军将帅后代所领悟。致使今天关于朝鲜军队的通信资讯仍为当今世界各国情治部门之迷。

    后来情况表明：指挥控制系统正向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体化，从战术层面向战役、战略层面系统过渡，从各军兵种纵向指挥中心系统、向战区横向中心指挥系统过渡，从“命令体制”向“任务体制”过渡。通过各种载体有效高速的数据链传送、实施全军信息通播和战勤单元信息反馈体系、各种文字、数据、图像、视频达到战场各个节点实现信息共享，甚至越级指挥、横向跨越如臂使指；而电子信息对抗方面，伊拉克等现代战争表明通过网络、占频，骚扰、欺骗、宣传等手段深入到心理战领域，波及整个军队、情治、政治、民众、经济各个领域，造成人心涣散、社会瓦解的局面。硬摧毁、强电磁脉冲炸弹等新概念武器，所谓边缘战、效果战和网络中心战也进入实战领域。

    他认为通信兵作为国家信息安全最后防线和军事信息保障、信息对抗的最高指挥机关，可设置若干战略战术司令部：如信息对抗司令部（包括民用系统防护）、电子战司令部（包括空天设备摧毁）、网络核心战司令部、通讯枢纽部、指挥自动化系统局等等。

    他认 为通信兵应该始终不渝贯彻的兵种工作作风是：“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始终不渝贯彻的兵种战斗作风是：“政治坚定、技术精通、英勇顽强、分秒必争、责任分清、纪律严明”。

    永远忠诚于党

    新中国成立后周维晞担任我军主要通信部门的领导工作，但不争名、不争利。

    解放初期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尤其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员和在总部机关工作的人员，要主动压低自己的级别待遇，这样才能带动全军不因为全国胜利而去争名利，长期保持革命理想的纯洁性。

    在彭德怀同志的倡导下他主动压低自己的军衔和行政级别，直到奉命离休前20年没有提升一级，表现了革命者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操。

    在我军正规化的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为我军通信高级军官，长年累月、一点一滴、持之以恒，一生自觉严行我军军容风纪，帽徽领章订的一丝不苟，什么时候穿军装、什么时候不穿军装，什么场合行军礼、什么场合不行军礼，什么场合带军帽、什么场合不带军帽都按规范要求去做；正式场合不苟言笑；对军服发放从来自觉执行“交旧领新”制度，对上交的旧军装洗干净、补整齐、折叠好，从不缺少一件；从不为私事使用公家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一辆汽车；因公出差从不去附近旅游景点参观游览。身为高级干部坚持每天随部队出早操。还跟随毛主席、总司令积极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集体劳动并荣获奖章。

    60年代初，为了活跃部队气氛，恢复延安时期的优良的革命传统，提高中高级通讯军官的身体素质以适应当时繁重的战备、战勤需要，他积极筹划组织军委总部六兵种两学院（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总政治学院、总后勤学院）机关将校篮球队（队员全部由将军和校官组成）联赛，并出任通信兵机关首任将校篮球队队长，1964年在全军各军兵种“机关将校篮球队”联赛中几乎夺取全军冠军。

    平时一有时间，他最愿意和基层官兵和随军职工同下一盘棋，同游一池水，同吃一锅饭，没完没了的说话谈心。他从不无原则地趋从权贵，从不阿夷奉承，从不搞庸俗的“人际交流”，从不出风头，不爱财、不怕死。表现了一代革命军人特有的形象和严谨的生活作风，赢得了部队和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困难、危险的环境里只要有他在场，部队就感到安全、就有办法，就有正气公正可言，就有稳定和希望。

    文化革命期间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被“造反派”“无革派”定为军委通信兵系统内的著名的“陈王孙周反党集团”（兵部：陈鹤侨付政委、政治部：王殿普主任、后勤部：孙银彪部长、科技部：周维晞部长文革后均平反）后下放到兵部山西定襄干校参加农业劳动。
全国军管开始后任国防科委第19 研究院第19 研究所（军用卫星地面站所6000人）军管会主任。苦口婆心消除派性、解放干部稳定科研和生产。

    文革结束后任通信兵后勤部党委委员、政委；中共通信兵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总参通信兵部顾问，解放军总参谋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图为1977年通信兵科学技术大会期间兵种（大军区级）主要领导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为周维晞同志。前排左2俞涛时任后勤部长、左4周涌时任兵部副主任、左6崔伦时任兵部副主任、左7龙振彪时任兵部副主任、左8叶运高时任兵部政委、左9江文时任兵部主任、左10黎东汉时任兵部副主任、右5罗长波时任兵部副参谋长、右1李彦田时任兵部科技部部长、二排左1陈金瑞、左2齐承悦时任兵部政治部副主任

    恢复工作后面对那个时期我军电子战中出现的“联络不通、雷达迷茫、兵器失控”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深入现场调查研究，积极向总部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