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共党史,“七大”之前,党内派系纷争,长期没有形成领导核心。自1928年6月18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至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整整隔了17年没有召开党代会,可见当时党内外形式严峻和斗争复杂程度。在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解放战争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刘少奇站在党和人民大局的高度,全面、科学、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率先举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克敌制胜、凝心聚力的旗帜,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1945年8月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又一次临危受命代理党中央主席,成功指挥了抢占东北战役,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1947年3月兼任中央工委书记,和副书记朱德同志一道率领中央机关从延安撤离,转移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在那里成立中国革命最后一个指挥所,领导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并颁布首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协助毛泽东一道指挥了“三大战役”并取得胜利;七届二中全会后与“五大领袖”一道牢记“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新中国成立后继任党中央副主席,担任一届人大委员长、两任国家主席。
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拟定人事安排名单送刘少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常委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刘少奇阅后从增强团结、调动积极性等方便考虑,立即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增加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为副主席,邓小平兼任总书记。在第二届人大会召开之前,中央酝酿国家主席候选人时,倾向于刘少奇,刘少奇却书面向毛泽东推荐朱德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对待个人名利得失方面,都体现了高风亮节的品格,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拉帮结派、从不营私舞弊,他的心里只有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老百姓的小日子。至于文章中说的:“功高震主”,那是旁人的理解和后人的猜测。
三、刘少奇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文章说:“我在很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党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文章这种信口开河的回忆和牵强附会的指责幼稚可笑,刘少奇的身边没有这样一位工作人员,他根本没有机会听刘少奇讲话。
文章中引用的这些话既不负责任,也没有根据,所有正版文献资料和历史见证人回忆录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党中央从“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到“八大”提出不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都是集体作出的决议,而且持续了13年,在这13年中,刘少奇对宣传和肯定毛泽东思想从未动摇,一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逝世之前还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体现了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刘少奇光明磊落、顶天立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邓小平说:“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的实践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阅读该文,心情难以平静。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近万名红卫兵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作为“文革”当事人,文章对“文革暴政”不但没有批评和反思之意,对受害者不但没有正义与同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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