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廖承志，国民党左派、孙中山主要助手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1908年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其间只随父母回来过几次），直到在早稻田大学因参加反对当局的学生运动，才被学校开除，驱逐出境。回国后一度又以国际海员身份，去德国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26岁参加万里长征，后投身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半解放战争。37岁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侯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期负责处理港澳、涉台、华侨事务的同时，又协助周总理，具体领导了整个对日民间交往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主席1972年9月会见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时，指着他诙谐地对田中说，他是在你们日本出生、日本长大的，这次你就把他带回去吧。田中同样诙谐地表示，好呀，廖先生在日本各地知名度很高，竞选全国区参议员，肯定可以高票胜出。
本文作者当年曾多次担任廖承志的日文翻译，亲耳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印象深刻，终生难忘。今年是他诞辰105周年、仙逝3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慈爱、可敬又极具人格魅力的老前辈，作者在此记述几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与读者分享。
心思缜密重情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日文版 《人民中国》杂志社实习时，为了配合即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写了一篇人物采访，对象是时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赴日展览团团长张化东。采访中张非常生动地向我介绍了他一生中最难忘、最有趣的一段经历：他是东北人，成人后一直在张学良将军的部队里当兵。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时，他是张学良身边的一名排长。上司命令他所在连的连长带着他和下面几个战士，一起抓捕在华清池住宿的蒋介石。他细述了被抓捕当晚蒋的种种狼狈相。
我觉得这是一个足以吸引日本读者的亮点，便绘声绘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很满意，杂志社领导也认为很精彩。但这一类政治性强的人物采访，一般需要送请外办审定后，才可排版付印。两天后，就传来了廖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批示意见：这个选题很及时，文笔也不错，但作者明显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斗争经验。须知台湾方面对二十几年前蒋在西安被抓捕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而现在台湾在日本的特工势力不可小视。如果他们知道当年直接动手抓捕蒋的人已经来到日本，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进行报复的。因此，为了张化东同志的安全，一定要删除这段内容，才可以发表。
杂志社领导和我本人都觉得廖主任的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并当即删除了文章中自己最得意的一段。
我一生只为孙（宋庆龄）老夫人当过两次翻译，地点都在她北京的寓所。两次会见的日本客人，几乎全是几十年前孙老夫人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结婚前后结交的朋友，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两次会见的唯一中方陪同人员，就是廖主任。而且都得由他先当半小时左右翻译，在他用咳嗽或手势暗示后，我才可以把他替换下来。由于我从未见过解放初就是正部级的高级干部当翻译，便好奇地问过这件事。他的回答情深感人：“孙老夫人虽然只比我大十五岁，但她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慈祥的母亲。世上哪有儿子在母亲面前摆臭架子，不替母亲当翻译的呢。何况孙老夫人只有我一个儿子。 ”
听着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的一幅在东京拍摄的巨型照片：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和廖主任的双亲、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女士并坐在一起，他们前面站着两个小孩——现在的廖主任和比他大四岁的胞姐廖梦醒。他在内心深处真的把宋老夫人当成自己慈爱的母亲了。
“英明指示”解窘境
同样在实习期间，我被借调去当一个来访日本代表团的翻译。该团由日本各界近十位颇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组成。接待单位特地借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型报告会，请几位日本朋友分别向北京各界一千多名市民，介绍当前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报告会很热烈，很顺利。最后一名发言者，是一位年过八旬的佛教界人士。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佛教与日中友好”，但没有准备书面稿子。我心里没底，便事前问他打算讲些什么内容。他回答他会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见我皱着眉头，他又安慰我说，你尽可放心，凭你的日语能力，翻译肯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他上台讲的一大段话，就把我完全难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经原文，我大约只能听懂四分之一。短短二、三分钟，自己就陷入了学习日文以来最无助、最难堪、最尴尬的困境：翻译吧，四分之三内容听不懂，怎么翻？不翻译吧，怎么面对礼堂里一千多双期待的眼神，其中还包括母校北大日语专业的全体师生。又怎么向主席台上的中方领导和其他日本朋友交代？
就在这个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关键时刻，我突然看见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点头微笑。顷刻之间，我感到他才是能够帮助自己摆脱苦海的唯一“救星”，便向后几步，低声诉说实在听不懂，不会翻译怎么办？他当即毫不含糊地发出八个字的“英明指示”：他随便说，你随便翻！
对！只能这样做了。我立即镇静下来，把能够听懂的一些词汇和个别句子，凑在一起，巧妙加工，改编成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大声进行“翻译”。
如他讲话中说到中国、印度、日本、亚洲、国家、一家、希望、和睦、幸福等词汇时，我就译成“中国、印度、日本都是亚洲重要的国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只有这样，三个国家和亚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又如他讲话中说到佛祖、社会、善良、邪恶、公平、正义、灵魂、世界、高山、大海等词汇时，我就译成“佛祖主张善良，反对邪恶。如果大家都能听从佛祖教诲，国家、社会就会实现公平、正义，人们的灵魂就会得到净化，整个世界就会像高山、大海一样，永生永存……”
从结果上看，这种胡编乱造，不但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还获得了阵阵掌声。然而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特别看见坐在会场第一排的母校北大三位日本专家，边听边摇头时，感到非常内疚。我想三位恩师心里一定万分失望。一定不会想到，他们前几年辛辛苦苦教出来的这个 “得意门生”，竟会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
报告会一结束，我就奔下台去，向他们解释自己万不得已、只能这样做的原委，请求他们谅解。三位恩师表示理解我的苦衷，并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也只能听懂一半左右。
事后，只有廖主任表示满意，夸我 “编造功夫”相当不错，解决了报告会险些无法结束的“危机”。事后我问他能听懂多少，他也回答说一半左右吧。
对敌警醒对友善
一天，我在东京陪廖主任外出访客。日方按其规定接待规格，除派一辆警车开道外，还安排一名警员坐在副驾驶席上。这名警员此前我曾见过几次，他自称不会中文。廖主任在车上与我闲谈时，我喜欢打听一些国内的敏感事情，可平时言谈十分随便的他，不是用眼神示意我少说少问，就是装作没有听见，把话题岔开。
这时，只见马路斜对面一辆小货车突然朝这边驶来，险些撞上我们乘坐的汽车。司机和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大概因为极度紧张，更可能由于此时此刻脑子里正在用中文思索，那位随车警员竟脱口大声喊出“好险呀！ ”三个汉字。我感到非常意外。廖主任则从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北京话太漂亮了，比我这个广东人强多啦。对方苦笑了一下，没有直接作答。事后他告诉我，说自己是在中国南方度过少年时代的，除北京话外，还懂一些广东方言，特别是潮州话。
回去后廖主任严肃地告诫我：干他们这一行的，当然主要任务是保护客人安全，但也绝不会放弃客人主动“奉送”给他的“礼物”呀。不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会说中文呢？日本过去曾经是一个世界闻名的“警察国家”，在收集情报方面有其独特的一套办法。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就坐在身边，你却毫无保密观念，老问我一些国内的敏感问题，真说明你太幼稚啦。看来你当个翻译还可以，作为警卫人员，就太差劲了。
一次，廖主任夫妇陪同当时被誉为 “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人白土吾夫、廖的几位早稻田学友，乘火车去杭州、上海游览，指定由我当翻译。所谓翻译，实际上只是为经普椿阿姨（廖承志夫人）一个人咬咬耳朵。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极好。西园寺说天堂杭州，山清水秀，是个理想的垂钓场所，到时他一定会拿出“日本钓鱼冠军”的看家本领，把所钓的鱼，请杭州饭店的名厨，加工成“鱼宴”，招待杭州主人和各位同行者。对这番豪言壮语，大家反应不一。有的说是吹牛。有的说愿意乐观其成。廖主任则表示，事实胜于雄辩，待明天晚上餐桌上最后见分晓吧。
到达那天下午，杭州不冷不热，细雨，正是垂钓的最佳环境。杭州市领导知悉客人在火车上的争论后，破例安排西园寺去饭店正对面的西湖边上“露一手”，还特别指派饭店的一名服务员在其背后撑雨伞。
不知什么原因，苦苦坚持三个小时，竟然一无所获。西园寺扫兴而归，大家默不做声，气氛十分凝重。只有廖主任笑着说，杭州人民热情欢迎我们，而西湖的鱼群却娇惯坏了，存心不与我们合作。明天换个战场，定能大获全胜，以证明“日本钓鱼冠军”名不虚传。这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当晚，他让杭州外办派人和我一起连夜去浙江农业大学“求援”，请校方明天上午对我们开放半天专属养鱼池，并把养鱼池旁边的木牌、标志临时撤掉，以不伤害垂钓者的自尊心。
浙江农大照办了。短短两个小时，西园寺就钓得二十几条大鱼，重量达到七八十斤。回饭店后，皆大欢喜，当晚真的办了两桌“鱼宴”。西园寺还得意地向大家介绍垂钓经验。大家不明真相，也都伸出大拇指，夸他实在了不起。
我不明白廖主任为何如此厚待西园寺，千方百计地让他高兴起来。后来经阿姨告诉我，在北京时，一次周总理特别嘱咐廖，听说西园寺最近身体不大好，情绪很低落。让廖多抽点时间，陪陪这位“民间大使”。实际上，廖这次出游主要就是为了帮助西园寺转变心情，才安排的。
离开杭州前，廖主任嘱咐我再去一次浙江农大。我问是否为了当面致谢。他说，当然要致谢啦，但更应该去赔偿。世上哪有闯进人家养鱼池去钓鱼的怪事！？至少要把七八十斤鱼钱还给人家吧。说着就让经阿姨取出八十元现钱交给我，并说这点钱不要让人家写收据，回北京后也不要向公家报销了。
以往，我一直以为乐天派廖主任并不是一个细心人，想不到真的碰上该细心的时候，他会这么细！
回到上海第二天是星期日。早饭后廖主任当众宣布今天自由活动，不作任何安排，只让我去他居住的那间套房里值班听电话。我想北京可能会有急事找他，便高兴地答应了。可是一天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我心里又一直挂念着上海的父母亲和不满两岁的儿子（我和妻子因经常出差，儿子一直放在爷爷、奶奶家）。晚八时多，廖主任和经阿姨回来后发觉我与往常不一样，脸上没了笑容，便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出事，自己只想明天请半天假，回父母家看看老人和儿子。廖主任一听，就十分抱歉地表示，他犯了官僚主义，根本不知道我的亲人就住在上海，才安排我值班的。他让经阿姨马上去楼下小卖部买两大盒大白兔糖块，令我立即回家。他又开玩笑说，糖块是用来赔礼的。明天准你一天假，好好孝顺一下双亲大人和亲亲宝贝儿子。
我被他的真诚打动了。反而后悔自己修养太差，不应该当着他和经阿姨的面，流露出不愉快的心情。只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在他们吃早饭前，就回到了饭店。
不卑不亢化敌意
一次，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星期天，我陪客人游完故宫出北门，穿过马路，登顶景山望北京全景时，一名团员突然歌兴大发，连续高声唱了几首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的“战歌”。我当即表示不快，要求他不要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不但不听，反而责怪我不懂音乐，小题大做。当晚，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情。另一位翻译也说，根据这几天接触，代表团中此人对我们最不友好，经常发表反华观点，并反对与我方发表联合声明。
廖主任听后只问了一件事：此人在日方代表团内处境如何，是支持者多，还是反对者多？大家一致回答，此人相当高傲，看来比较孤立。廖主任表示，既然如此，对付此人并不困难，可以由他自己出面，做点“教育”工作。但没有说明具体怎样做。只说明天他早点来饭店，与代表团共进早餐。
第二天早晨，日本朋友见廖主任在餐厅等着，都很高兴，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就在早餐行将结束时，只见廖主任突然放下手中的筷子，严肃地表示，他想问日本朋友几件事，请各位如实回答。对方同样把筷子放下，严肃地表示请问吧。
廖问：到达北京几天来，各位是否感受到中国人民都在真心实意地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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