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宣传标语

    我们来到了安徽太平谭家桥（现属黄山市黄山区）。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事件    谭家桥战役发生地。1934年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到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12月14日，先遣队进至谭家桥地区时，与敌激战，损失很大，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当时遭遇的主要敌人，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14年后，当年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终报一箭之仇。谭家桥之战失利，使先遣队陷于被动。在退到柯村苏区作短暂休整后，经数次战斗，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突围至闽浙赣中心苏区外，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在谭家桥山坡上初放的红杜鹃旁，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的战壕和军团首长的指挥台，凭吊了粟裕大将之墓。粟老总一生指挥战役战斗无数，象谭家桥战役这样失利的甚少。他没有忘记艰苦岁月中同生共死的战友，三次来谭家桥，并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安放于此。平心而论，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乃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兵力对比，八千：二十万；前出的地区，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域；脱离根据地运动作战，缺少群众支援和后方保障，等等。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全局而牺牲的局部。我想，就是在当年，方志敏同志心里未必不清楚自己的结局，否则，他为何在柯村把先遣队的侦察营都留给了父亲呢？红十军团的先烈们，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20师师长刘畴西，19师师长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19师师长（后任）王如痴，21师师长胡天桃（又称胡天陶）……。
   
    关于胡天桃，这位相传毕业于黄埔二期而现今鲜有人知的红军将领，国防大学金一南同志有着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位政协委员    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回忆文章。他记录的是国民党人最辉煌、共产党人最艰辛的岁月。
   
    1935年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战场牺牲，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由时任补充第一旅旅长的王耀武主持审讯。
   
    但第一次见面就令王耀武惊呆了，他回忆这位多次交手的红军战将说：“这位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他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与胡天桃那次令他震惊的谈话：
   
    王耀武：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耀武：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们硬要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
    胡天桃：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天桃：我没有家，没有人需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天桃回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工农红军的信念与意志，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这位国民党将军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他后来承认：在那场谈话中，他不是胜利者。

关英同志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他1906年出生，1925年入党，江苏人，曾较长时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派他随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后为闽浙赣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打击方志敏同志等赣东北苏区的领导人。但到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志敏同志的正确，转而反对曾洪易的错误做法，坚决支持方志敏同志。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于1935年初担起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的重任，1936年4月担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浙赣边区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他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到江西弋阳境内的磨盘山，向杨文翰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下山接受改编。在他去之前，东南分局曾三次派人上山做工作，都被当作叛徒而杀。他自信作为杨文翰的老领导，能够做通说服解释工作。不幸的是，他上山后，即被与国民党血战十年杀红了眼的杨文翰捆绑起来，并施以重刑，逼他交代是怎么叛变的、受谁指使上山诱降。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党的政策，未能奏效，终遭错杀，死时还背着叛徒的骂名。这是发生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时期的一个悲剧，一桩错案。建国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啊，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着这样被自己人错杀的烈士的鲜血！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关英。
   
    关英同志被杀后，杨文翰始终没有改变与国民党干到底的想法，不愿下山接受改编，仍然以红军的名义和身份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4月，杨文翰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0月，在弋阳北门被杀害。临刑前，杨文翰坚贞不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英勇就义。建国后，杨文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与关英可谓是殊途同归。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的名字    方志敏。方志敏同志，是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弋（阳）横（峰）暴动”，创建了横亘四省九市50个县的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闽浙赣（皖）苏区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被中华苏维埃政府命名为“苏维埃模范省”（全国六大苏区中唯一）；方志敏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伟大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遗产。他在囚牢里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不朽文著，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毛泽东同志赞誉他“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并亲笔为他的墓碑题名；方志敏同志，是父亲的恩师。是他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派父亲到皖南开展秘密工作，是他安排父亲转入红军、担任独立团政委，是他的教诲深刻影响了父亲一生。父亲晚年时，有一次我们帮他洗澡，只见他遍体伤痕。头顶、鼻梁、后背上一道道深沟，大腿上有个洞坑，那是遭敌人暗算拚死相博中被刀砍枪击留下的；膝盖和小腿变形成向前弯曲，那是被俘后被老虎凳整下的。我们问父亲，当时是怎样扛过来的？父亲说，横竖一死！我就想站着死，有脸去见方志敏！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同志充满深情地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向前进啦！”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不正是烈士鲜血所浇灌、烈士忠魂所寄托吗?

    革命的胜利，乃是人民的胜利
   
    我们来到了安徽休宁石屋坑。这是我们在皖南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站。皖南，是父亲在1934年至1939年中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四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三区四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靠党、靠山、靠群众”！党的伟岸，我打小从父亲母亲那儿深切感受；山的雄浑，我每每穿越其间多有领略；群众，那些时常被父亲念叨，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生死与共的山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今日石屋坑

    石屋坑，现属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蕴含着厚重的历史。这里，被称作“皖南革命摇篮”。它坐落在鄣公山的北麓，翻过山头便是江西婺源的鄣公山村。1935年初，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在《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等作了很大的贡献。省委机关当时不过十人，没有什么武装，但情况紧张时，省委总能待得住。为了麻痹敌人，关英同意村里派人到汪村要求保安队驻防，敌人派了保安队驻在石屋坑，并筑了碉堡，但省委机关和关英同志仍然在村中。石屋坑群众还在附近山上搭了许多山棚，给我们保存少量物资、收容伤病员。石屋坑党支部还派人打进保安队当兵，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还经常派人到碉堡里去喝酒打牌，麻痹敌人，掩护我们开群众会。有一次，关英和我们几个人正在村里一家楼上研究工作，忽然保安队来了，情况很紧张，村里的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应付敌人，使我们摆脱了危险而安然住在村中。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物资供应发生很大困难，群众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到外面买我们所需的物品。村子里的妇女还组织了缝纫组，我们部队的冬衣基本上都是这里做的。部队缺子弹，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向敌人要，一方面由群众想办法买，再就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搞，有时还能搞出整箱的子弹。关英身体不好，经常要打针吃药，这些针药，大部分都是石屋坑党支部想办法搞来的。诸如粮食问题、伤员问题等等，都是群众给我们解决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撰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皖浙赣边游击区概述》中指出：“皖浙赣边游击战争还带有明显的军事斗争地方化特点。其直接原因是领导干部多数长期从事地方工作，驾轻就熟，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即使最艰难岁月，分散于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也能得到地方党组织掩护和人民群众支援，坚持到最后胜利。”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    他的儿女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真情、亲情、深情、热情。
   
    那天，大雨滂沱，寒气袭人。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震耳的鞭炮，“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一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几位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妇女，本是要上山采茶的，听说刘毓标的后人要来，她们特意留下来等我们。

“流芳亭”前的相聚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人民抛头洒血、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这个仅有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背面镌刻着父亲写就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高度的赞誉和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流芳亭”中，戴上了孩子们敬献的红领巾，聆听了孩子们朗诵的碑文，和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

皖浙赣省委旧址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石屋坑2l号。这是当年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这所房屋，貌不惊人，与其他民居无异，却书写过辉煌的历史。它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成为三省四十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我们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是省委书记关英同志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登上三楼，这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只有墙上镜框中泛黄的照片和沿墙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再现着那一段历史。在这里，大哥写下了“继承先辈革命精神，创建石屋坑美好明天”的题词，我们一一签名，表达了共同的心愿。

小岭头战斗指挥所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小岭头战斗指挥所。这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楼前的水池中，游动着一条56岁高龄的“鱼王”。乡亲们说，当年在石屋坑前的小岭头，红军皖浙赣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同志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杀得性起，光了膀子，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红军祠”。在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照了合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第二次，他已是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很弱，气喘得很，带着氧气袋，是乡亲们用竹椅绑成的滑竿把他抬进石屋坑的。 

    一位中年妇女、烈士的后人，将我们领到她家，拿出一张陈旧泛黄的香烟纸，上面竟是母亲的笔迹：“刘毓标 赵倩 南京市山西路口付佐路31号 电话 637674”。这位妇女，从没打过电话，更没去过南京，就这样默默珍藏着近三十年前，母亲陪同父亲到石屋坑探访烈士后人时，留下联系方式的这张香烟纸。
   
    临别时，我们向石屋坑的群众赠送了《刘毓标赵倩纪念文集》，赠送了慰问金，这远不及老区人民对父亲、对红军、对革命事业支持之万一，仅是聊表感激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