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一次会议上说：“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性这一方面”，“不要当‘官’和‘老爷’”，“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18]

    虽然习仲勋是针对司法人员讲的，但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求绥德分区党政军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不要当“官”作“老爷”，要走出机关，深入群众，到农村中去，和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

    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保持政权的性质不变，就不但要制定出能够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要有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政策的干部。

    习仲勋不仅根据中央和上级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工作的开展，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既能够实事求是，忠于职守，又可以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上级方针政策的得力干部。

    为了防止干部的腐化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处置措施。他时常教育干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持优良作风，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真正了解民间疾苦，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2、开展土地革命（或改革），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

    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二千多年，成为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得农民翻不了身，成为几千年来农民贫困的根源。

    到了近代，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农经济，又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因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砸掉套在农民头上的经济枷锁，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两千年来惠民之大事，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天下劳苦人谋福利的决心和诚心，是大义而非小惠，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信念的生动体现。

    习仲勋就是在进行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

    早在渭北进行革命斗争时期，习仲勋就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学习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

    随后，习仲勋在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由于关中一带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处死了恶霸地主，分得了粮食和财物。半个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扩大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20]这样通过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既夺得了粮食，为广大群众解了燃眉之急，渡过了难关，又打击了乡村地主阶级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

    习仲勋在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并结合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陕甘苏区的土地政策：

    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21]

    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土地政策已经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制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明确指出可以分配给地主和富农田地；规定按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程度来划分阶级，这是要消灭地主阶级，而非消灭地主的肉体，要把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仅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贫雇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这样不仅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而且还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保持了农村的稳定，有利于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以及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中心区和边境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彰显了领导者的斗争水平；对红军家属优先照顾，这样通过拥军优属活动的开展，不仅稳定了部队，而且还有利于红军的壮大和战斗力的提高。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习仲勋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制定出这样的土地政策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显示出习仲勋等人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政策水平。

    习仲勋担任绥德地委书记后，针对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抗日的需要，党已经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22]

    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在我党暂时难以实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情况下，习仲勋在进行减租减息地同时，创造性地通过赎买的方式将土地转到农民手中，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习仲勋在绥德期间为农民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根据中央在三类解放区要施行不同政策的指导意见，鉴于土改过程中农村发生的“左”的倾向，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的阶级成份一般订得偏高，现时中农多，贫雇农少，如再平分土地，将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的实际情况，于是向中央提出抽补调剂的方法，来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同意，并转发其他解放区参考。 [23]

    从这里我们看到，鉴于老区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中农又占多数，如果再次进行土地改革，就会挫伤多数人的积极性，这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习仲勋实际上是从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上来看待农村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党的土地改革路线的指导下，他根据老区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了适合老区情况的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

    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农民是人民的主体，而土地则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习仲勋根据我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土地政策，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主动、积极、灵活而又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他领导的地区的农民在民主革命的春晖中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

    3、搞好以农业生产为重点的经济建设，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能否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事关民心向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因而在根据地建立后，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由于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在农村，因而这个时候搞好经济建设的重点就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抓好农业生产，千方百计搞好经济建设，开辟财源，增收节支，不仅可以减轻群众负担，赢得群众拥护，密切党群政群关系，而且还可以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这个时候，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集中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及其取得的成效上。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高度重视并且狠抓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声望，增强党和政府的感召力，而且还彰显了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反之亦然。因而领导干部重视农业生产，狠抓粮棉产量，就成为根据地工作的关健环节。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曾经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表彰。毛泽东在一幅漂白布上为习仲勋题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以表示对习仲勋领导经济建设的肯定与鼓励。习仲勋长期带在身边，成为他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24]

    习仲勋在陕甘边区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就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他主持制定的财经粮食政策规定：“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应部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梨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25]

    我们看到，在这个政策规定中在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求农民从事副业生产，发展集市贸易，搞活商品流通，采取多种措施筹措军粮，而不是一味通过征粮来加大农民负担。这些措施就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以秋补夏。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26]

    习仲勋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搞好经济建设，通过调查研究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便于及时调整政策，改进工作，同时抓住典型，以点带面，以此来推动本区生产运动的发展。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任绥德地委书记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制定的“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他亲自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典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发展副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

    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7]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后，从发展经济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根本目的出发，致力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在发展生产方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着眼于现时，又顾及长远，不仅提出一般的号召，又制定相应的措施，为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发动的重点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六年三月，习仲勋说“边区在和平以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建设，就是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文化，注意卫生。”[28]

    同年五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我们的远景是什么呢？就是发展农业，加上边区若干工业建设，这就是将来边区的远景。过去我们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说不以发展农业为主，那就是错误的。因为边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以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要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没有出路。我们不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建设一点工业，那我们将来就不得了，就拚不过人家。你光有粮食，粮食很便宜，一切工业必须品要从外边来，那时我们就搞不过人家，所以方针还是过去的方针。”

    “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同时，由于今后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我们还要加上某些工业原料和能换得外汇的农产品。”[29]

    接着他又指出干部要有农业生产的知识，懂得生产知识，才能领导好生产。农业生产要有计划，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上要走群众路线，对土生土长的好的农作法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广。要利用变工队，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发展边区畜牧业和组织合作社问题。

    同年七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干部会议上说：“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一切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有了吃的，军队才能打仗，民食也解决了，可以使战争胜利。”[30]

    由此我们看到，习仲勋是极为重视边区经济建设的。在经济建设中他将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不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还为边区群众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陕甘宁边区土改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鉴于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如果重新分配土地，势必会挫伤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八年一月，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31]

    “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愿意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32]

    从这里我们看到，习仲勋主张土改必须要与生产救灾相结合，土改最终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鉴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他主张不必重新分配土地，而采取抽补调剂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匀问题。这是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创造性运用，表明习仲勋已经具有较高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工作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能否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民心向背和革命成败的大事。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把搞好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好农业生产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将一般性的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不仅强调经济工作的重点，而且还制定了进一步落实的具体措施，常抓不懈，卓有成效。这是习仲勋人民公仆精神的真实写照。

    4、进行武装斗争是争取革命胜利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要条件。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33]随后到湘赣边界，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他毅然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了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就是在井冈山道路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习仲勋从事两当兵暴失利后，见到刘志丹。刘志丹不仅以自己切身的经厉鼓励习仲勋，而且还特别向习仲勋说要走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要将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使习仲勋心里亮堂了许多。[34]

    此后，习仲勋在渭北、富平西区从事革命斗争，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斗争。在敌人的进攻下，由于渭北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近，为保存革命力量，后来又转移到照金和南梁继续从事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期间习仲勋担任中共陕甘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等重要职务。在敌人“围剿”时，采取内外线配合作战的方式，习仲勋留在内线指挥反“围剿”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

    这里尤为提到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当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问题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而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习仲勋虽然因为养伤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还是委托金理科把红军不能离开边区的意见带到会议上，支持刘志丹的意见。[35]习仲勋当时虽然没有预见到离开根据地南下将会给红二十六军带来灭顶之灾，从而给陕甘革命斗争造成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他主张红二十六军不要脱离根据地南下渭华地区的主张则是富有远见的，支持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的态度是坚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陕甘边党政军联合召开的陈家坡会议上，围绕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36]习仲勋的这个态度，对于将分散的武装力量集中起来，组建主力红军，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习仲勋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说：“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37]

    从习仲勋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建立红色政权，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总结。
习仲勋到关中分区后，采取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领导了那里的反摩擦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我党进攻的态势日益明显，习仲勋身为西北局书记，响应党中央的备战号召，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会议上说：

    “利用一切空隙反复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加强整训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动员和精心的组织工作。不是一般地搞，而是要具体抓住中心，分别在城市与边境公路线组织一定数量的民兵。要挑选大批有军事知识坚强的干部到民兵中工作。各级民兵的指挥机关应迅速坚强地建立起来，装备民兵，扩充民兵武器，加强步枪、爆炸技术的训练，使人和武器结合起来，人和技术结合起来，并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运动。”[38]

    正是由于习仲勋提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与部署，在胡宗南集团进攻边区后，全边区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人。[39]

    全面内战爆发后，习仲勋参与策动领导了横山起义，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斗争精神，坚定了边区军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通过南北两线夹击陕甘宁边区的狂妄计划，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后，习仲勋又与张宗逊出击西华池，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的战斗。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初步改变了在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态势。而后奉军委指示与彭德怀率军攻占陇东、三边地区。此后，习仲勋转入后方，主要和贺龙一起统筹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征集兵员，筹措物资，为前方作战提供后勤保障。习仲勋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认识到拿枪的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40]这样在严峻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群众组织起来，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及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适合我军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因而领导干部就必须懂得军事，学会打仗，敢于并且善于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革命也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