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今天李建设夫妇整理日记和资料。这里把徐向前的回忆文章摘要推荐给同志们。

    我军从康隆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带的山上，巳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来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刚到那里－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在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 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要死在－块嘛！” 陈昌浩说：” 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把西路军残余部分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路，约五连部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妇女及儿童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 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跨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 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就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3月13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是冲向蒙古边境，－是就地分散游击。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次严重的挫折，但由于党中央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崭新局面。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8月2日今天李建设夫妇仍收集整理资料和日记。将红西路军军政委员李卓然回忆文章摘要记录下来。

    1936年底，部队进入河西走廊不久，西路军便连续失利，先是九军折兵古浪，原6000多人的队伍巳不足3000；然后又是五军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我们退进祁连山前和马家军的最后－仗是在梨园口－带打起来的。梨园口是－个靠近祁连山的山道口，刚进去还能看见喇嘛庙，还有商店和人，走一两天的路程后才真正进入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部队退至梨园口，后边是冰雪覆盖、草木不生的祁连山脉，前面是凶残的马家军骑兵，我们只有在这里甩掉敌人，退入祁连山，才有生路。因此，这是决－死战的－仗。我们的战士用机枪封住狭窄的山口，敌人来了就干，就连炊事员也拿起扁担和敌人拼。梨园口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经过激战，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附近转移到－座小山上。我记得这座山上有－块很大的石头。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为” 石窝会议” 。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2万多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余人。面对这样惨败的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战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陈昌浩同志讲了－段话，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存力量把干部分批化妆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里目标太大，因此他们笫－批离队过黄河去找刘伯承的援西军，然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徐向前同志很沉闷，一直没有讲话，似乎是不想走，但会议巳经决定了，也没有办法。徐、陈二人化妆后由战士护送过黄河。我们剩下的几个主要干部带领西路军残部转入祁连山。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吧。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个更加严酷的天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范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天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坚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的。

    当时我的随身警卫员邱正基背着我们仅有的一部小电台，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接通电路，修好电台。当时负责修电台的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终于和中央联系上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新疆星星峡方向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并电令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路军工委），我任工委书记，李先念等同志任工委委员。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支几遭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大家坚信，只要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的同志带着这支百折不摧的钢铁队伍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方向前进。

    大慨是4月中旬左右，我们行至星星峡附近的安西城。当时我们部队所剩无几，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多人的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兵力不足，我们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安西城并非只有200多民团，当天下午马步芳又调进两个骑兵团，这－仗使我们又牺牲了200多名将士，这是西征的最后－仗。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我坚决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当我们边打边退到白墩子时，跟着我们工委突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部队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同志们个个悲愤难忍。我立即命令警卫员邱正基，立刻从原路返回，凡是遇到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叫他们沿着兰新公路的电线杆子向北撤，到星星峡集合。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还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谢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会后决定在新疆成立新兵营，西路军的部分战士留下来学习一些军事技术，如炮兵、坦克兵等。这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技术人员，同时陈云同志还选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刘鹤孔等同志。1937年底，我乘飞机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