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盛夏，一别燕城数月的七军团又从江西出发，经长汀、连城来到了大、小陶。并肩战斗的兄弟部队重逢，免不了亲热一番。这次七军团是执行抗日先遣的任务，奉命由闽、浙、赣边北上前线。我们长时间转战闽西北，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接受护送老大哥出闽的任务，全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7月下旬的一天，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九团为前卫，经永安县的上石、西洋、三元县的三溪口，沙县的朔源，在尤溪口附近渡过闽江”（录自《忆红九团》李德安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2月第一版 第59页）。在这里我们解读到“这次七军团是执行抗日先遣的任务，奉命由闽、浙、赣边北上前线。”即北上抗日先遣队是首先从福建省永安小陶集结地开始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

    根据《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记载：“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以寻淮洲、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先于是月6日从瑞金出发，进军福建，”（录自《中国国民党大事记》李松林等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第240页）。
 
    当时，中央交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红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录自《回忆闽浙皖赣苏区》载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写于皖南 方志敏 邵式平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第一版 第191页）。刘英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政治部主任，他理解中央的北上抗日先遣战略意图是“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边的行动”。红七军团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是以福建为战略基本起点，这是遵照并和中央两个训令的战略中心思想完全保存一致的。在《曾寻乐关于七军团对打击敌左右纵队之意见致朱德电》（1934年9月19日）中亦称“我们自闽北出发后”，由此可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高“三人团”的领导，也是认定该先遣队是自福建出发。

    在《中央局宣传部关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的报告大纲》（1934年8月30日）中，曾最为明确地表明了永安是作为七军团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集结地和出发地，中央局宣传部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时间定格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录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1991年2月北京第一版 第70-72页） 该报告大纲距离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时间仅相隔月余，作为中共中央权威的政治宣传部门不会在如此重要的报告中将出发的时间弄混搞差，这个时间就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小陶苏区公开发布的时间。

    我们还在相关党的历史文献中查找到更加重要确切的资料。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梅坑出发踏上征途。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934年10月10日），这一宣言的发布虽有“障眼法”之说，但该宣言的政治主张和出发时间，却是非常重大和明确的，它是中共中央在进行战略大转移时的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与7月15日的北上抗日宣言书，具有前后关联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它签署的时间后来一直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的权威的基准时间。该宣言明确宣称：“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该宣言还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
 
    这里的“由福建出发北上”，当然不是指长汀，也不会是指连城，它在时间、地点及性质等诸多要素上均已十分明确地表明：它是从福建永安小陶苏区的出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集结地——永安，在中央苏区领导高层和共产国际的军事战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8日，在《中央局关于今后任务的指示》中说道：“永安做我将来在东北方向行动的根据地”（摘自《中央档案馆40卷1号》）。同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绝密）中又指出：“为了能在这个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防止出现另外三种前途，我们三军团应该选择永安这个最合适的地区作为作战基地”（录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四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007年第一版 第13-16页）。在中央《划分军区、分区及目前任务的命令》（1934年5月15日）明确提到：“军区并直接领导独九团向永安、宁洋、龙岩北部漳平及以东的远殖游击动作”（录自《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编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31-337页）。
 
    对于1934年7月15日的“北上抗日宣言”，当时是否在瑞金和永安两地同时发布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第一章 “红军长征的序幕”中读到：“部队编成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接见了军团领导，进一步明确了红七军团北上任务，要求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该地区的群众，建立小块苏区，以推动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央还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160万份，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录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山西太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9月第一版 第8页）。由此可见，中共中央为了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更加师出有名，该宣言书等是“供”红七军团沿途宣传和散发。为此，我们还仔细地查阅了1934年7月份以来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该报通常刊登中央政府重要文告和主要领导人的主要讲话。但是，7月15日前后均未见有相关报道，该宣言只是在8月1日的第二二一期，始见全文首次刊载。同期，《毛泽东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发表，文中宣称：“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随时准备随着先遣队出发”。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负责出版、邓小平担任主编的《红星报》，也是在八月一日的第五十六期，才全文刊载了该宣言。朱德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国工农红军的命令》中说道：“在八一的斗争日，红军中全体的指挥员及政治人员应深切解释工农红军上述的两大任务，并将这一命令及中央政府军委关于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宣言和抗日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录自《红色中华》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第二二二期）。此后，有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报道和文件讲话才多见刊载。由此可以断言，在永安小陶苏区发布宣言之后的第16天，中央苏区瑞金才见诸报端，永安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毫无疑义的第一时间发布地。

    “红七军团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又以急行军的速度于7月15日与担任两翼掩护任务的罗炳辉统帅的红九军团数千人在永安县小陶镇胜利会师”。“两军团会师的小陶是个典型的带有中世纪特色的小集镇，手工作坊和私营小杂货摊头挤在一条狭小的弯曲的长街上。九军团团政治部设在街尽头一座古典式房屋内”（录自《天殇——红色抗日先遣队殉难始末》郜建辉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1995年10月第一版 第46、60页）。独九团还动员群众忙着烧开水、腾房间，唱山歌、洗衣服等慰问主力红军。部队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发生，两大军团除核心主力共同驻扎外，其余部队均分散宿营在附近的下湖口、洪砂口、山桐林、黄沙窑、张家山等地。次日，敌机数架轰轮番炸了小陶镇。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征集结地，永安小陶原属宁洋县界，该县区域包括现在行政版图永安的西洋镇、洪田镇、小陶镇，该三镇历史上均是由永安划属宁洋县。据1934年绘制的《宁洋县全图》记载：当时宁洋县分四个区，其中第四区是现在小陶的欧头、长尾、石峰、洪砂口、桐林、黎坪、麻铺、小陶、上湖口、大池、下湖口、半溪、青石、隔口、岩前坑、浮竹、后洋、洋头、松林、奇河、山崇岭、枣林、江洋地、北山、黄淡坑等；而张家山、坑头山、大吴地、泠水溪、小吴地、北罗畲等村则属宁洋县第一区。

    早在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宁洋县已是闽西北较早有党组织活动的地区之一。当时宁洋县约有15000名有组织的农友，境内北部的双洋、赤水的农民运动亦声势浩大。这些革命群团组织因势利导，有效地开展减租、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民众中播撒革命火种。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小陶一带留下了足迹和身影。同年8月2日，红四军二纵队与三纵队在白沙会师，向宁洋县城进发。4日，朱德率两纵队一举攻下宁洋县城，并大量张贴布告和标语，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粮。9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致闽西特委及前委信——目前政局与闽西斗争策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对付会剿的策略，是继续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斗争：（一）发动群众斗争的区域除闽西及邻近县份如连城、漳平、宁洋、永安之外，并应扩大到泉属、大田、德化、永春以及仙游、莆田。（二）省委完全同意你们一面以四纵队留闽西一带与农民群众发动斗争来防御反动军队的进攻以保障自己事得胜利；一方面以二三纵队由漳平向泉属发动农民群众的秋收斗争，这一行动是扩大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同时便是牵制反军向闽西进攻，保卫闽西的胜利。”（录自《中共福建省委致闽西特委及前委信——目前政局与闽西斗争策略》1929年9月6日）。
 
    1930年3月，闽西交通总局成立，它以龙岩为中心，开辟了4条干线邮路，其中之一即为：龙岩—漳平—宁洋。同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向全国苏代会呈送的《闽西出席全国苏代会代表的报告》，明确记载了漳平、宁洋、龙岩、永定、长汀、上杭、连城、武平都是赤色区域。这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对宁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认定，更是宁洋人民土地革命长期浴血奋战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宁洋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同年7月8日-21日，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闽西特委工作报告》中充分总结了在蒋冯战争爆发之后，占领龙岩、永定二城和相继打下永福、漳平、金丰、四都等地，闽西局面大开展的革命形势。指出闽西苏区包括龙岩、长汀、永定、漳平、宁洋等12个县，可见，宁洋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已成为闽西工农武装割据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央主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挺进中央苏区东线，开展“远殖游击”战争，部队直属中革军委领导。“方方率宁化独立营二百多人到达永安后，召开红九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叶坪会议精神”（录自《福建革命战争史稿》主编廖开助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2月第一版 第62页）。1934年3月26日，红九团一千五百余人夜袭宁洋县城，歼灭宁洋县保安团7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子弹5万余发、食盐4千多斤、洋油20余桶和大量布匹，没收国民党宁洋县政府银行5千余块银元。宁洋人民主动帮助红军将军需物质运送到中央苏区，支援反“围剿”斗争。同年4月18日，红九团配合红七军团，一举攻克永安，并建立了红色政权——永安县革命委员会。5月9日，已接替红七军团防务永安城任务的红九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主动撤离永安，转到岩、连、宁、永四县交界边区，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团长吴胜率部设伏宁洋的邹家山，红九团以小股部队诱敌深入，主力则集中在邹家山设下埋伏圈，经过一天激战，击溃省保安十二团，敌残部向漳平县城溃退。随后，红九团横扫岩连宁永四县交界处的各村反动地主武装，为立足岩连宁永边区扫清障碍。此后，红九团发动成立岩连宁特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苏一田、中村。11月，红九团在宁洋县苏一田成立岩连宁边区革命委员会，方方任主席。至此，红九团不仅成功地破坏了漳宁线敌人的筑路计划，还在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同时，并在当时的宁洋县境域建立了宁南、宁东、宁西、宁北四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村、张家山、吴地、吕凤邹家山等区乡苏维埃政府。“在宁洋的苏益田建立了岩连宁边区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纵横三百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游岩连宁游击根据地”（录自《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6月第一版 第413页）。
 
    我们根据综合研究党史文献和地方历史资料，现已有充分的理由来再次证明：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的驻地的出发，仅是一般常规意义下的出发，即是为了执行“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向福建永安小陶苏区集结地的出发。“军事出征是从集中地开始的，集中地就是出发地”（录自《从红军出征的共性特征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 作者黄鹏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集结出发地是福建永安小陶。永安小陶作为北上抗日先遣的战略集结出发地，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等多个宣言书同时发布的基础上；它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七、九两大军团在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地的胜利会师，同时与红九团等多个部队的行动协同配合等诸多条件下集约复合而构成。因此，形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首次在福建永安小陶对外界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战略的转变和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的最新消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最先执行共产国际同意战略转移的复电和中共中央“开始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亦宣称：“抗日先遣队的派出，还仅仅是对日作战的开始”。中央赋予的这些战略任务，都是具有最高层面的性质和具备革命里程碑般的伟大意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主力进行长征之前，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出的一支战略性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福建永安战略集结地的出征，是中共中央战略大转移付诸实施行动的第一步骤，它是北上抗日第一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长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福建永安集结地的出动，具有揭开长征序幕暨开始实施的伟大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为代表的四部宣言书，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联名签发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它们同时在福建永安小陶发表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旗号才首次公布于世。因此，福建永安成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正式集结出发地；成为具有实质性揭开长征序幕的北上抗日宣言书的第一发布地。因此，永安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集结出发地；同时，永安也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揭开长征序幕 永安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毛泽东在长征结束不久，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历史性的深刻阐述，他说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古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49-150页）。
 
    那么，中央红军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长征的？关于这个问题，虽然长期存有争议但似乎又早已形成定论，即：“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这是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在以往的党史研究中还有人则认为应该以集结地作为红军长征开始的地点，有的人则认为长征的出发地不只一处，红军是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的。著名的党史专家石仲泉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应该以离开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于都为标志，同时不否认其他地方也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录自《聚焦红军长征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访谈录》，《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10月号 作者刘海音）。

    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中共党史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就目前看来最科学的一种说法则是从军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入手，从队伍集结开始计算，得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确切时间和地点。红军长征具有战争和迁徙的双重特性。她不是一时一地的战争，而是长时间的、边打边走的战争。“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战略大退却同北上抗日的总目标结合起来，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为迎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摘自《红军长征全史》第一卷 铁流滚滚——红一方面军战史 主编 刘喜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月第二版 第1页）。这就充分说明，长征的胜利主要是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在中央的领导下互相配合，共同奋斗的结果。“长征精神”的铸就也同样是各路红军，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集体奋斗的结晶。最早出动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所担负任务的性质是与长征的总目标完全一致的，它们是在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中具有前、后之间的密切关系。实际上，长征出发地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整个中央根据地 （范围包括于都、瑞金的全部，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的一部分以及赣县、安远同于都的交界地区） 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1934年5月，博古等人决定在李德住所召开“小型会议”，研究红军突围转移方向和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的方案，即后来的长征方案。会议后，向共产国际发了一份请示电报，将中共中央有关这一重大决策的请示报告，报请共产国际批复。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达到党政军机关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中央更换领导人都要共产国际的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转移的程序已经具备。虽然，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于苏区中心边缘全线防御，但是在实际上，红军总部已在中央的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由红七军团秘密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亦称“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它的出征就是中央苏区在实施战略转移启动工作时最早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在共产国际来电批复之后，在中共中央“党的最高机密”下的第一步具体行动，这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已均毫无疑义地表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是实施中央苏区战略大转移的第一步，这种出动就是战略转移或是长征的开始。

    长征出发的时间之所有变得如此扑朔迷离，这和李德的想法分不开，他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录自《中国纪事1932-1939》奥托?布劳恩著 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年版第106页）。所谓“保密”，是对敌人保密，像这样大规模的战略行动，需要几十万人参加的行动，竟然采取如此措施，这首先是对我党我军广大干部、战士的不信任。这也是长征初期，造成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不作动员解释，始终秘而不宣。“撤出中央苏区，是一种大规模战略性转移，是几十万人统一的大动作，应该动员起全党全军和全苏区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一致奋斗”）（录自《长征全史》刘晶芳 李东朗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54-55页）。

    我国资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叶心瑜，在她的《放眼看长征》著述中说道：“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已是长征的开始”。她说：“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自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吸引和调动部分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宣传和推动抗日斗争，至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前后历时六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多次重要战斗，震动福州、杭州、徽州、芜湖，直至南京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吸引了国民党近20万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西征。为此，它应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不能因它失败而不承认它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第二，它出发时的名称，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说明是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如果它不失败，根据红军的宗旨和抗日主张也会设法到达抗日前线，或与其它红军会合。第三，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由河南省罗山的何家冲出发，然后到达陕北，已算长征的一支队伍，为什么第一支先遣队反而不算”（摘自《放眼长征路》叶心瑜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1996年6月第一版第14页）。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州横石突围西征。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这就是5月中央‘小型会议’确定的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六军团”（摘自《历史的惊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主编 卜松林 李向平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年8月第一版第21页）。
 
    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鄂豫皖省委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指挥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出发时，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由此可见，自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动之后，有多支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时均打着“第二先遣队”的旗号。

    “红军长征是分六批从五个地区出发的，第一批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赣东北前进。其后各批是：红六军团，1934年8月离开湘赣根据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同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同年11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离开川陕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同年11月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录自《历史上的今天》人民网资料2003年8月1日推出）。由此可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长征最早出发的这一历史事实，已经得到权威党史部门和多数研究党史的专家学者们的认可。
 
    叶永烈认为“长征，毕竟不像运动员赛跑。赛跑可以用发令枪发出‘啪’的一响作为起步时间，而一个大兵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起步。于是，关于长征的起始之日，也就引起一番争论。”他说，“关于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为此，他建议采用“模糊数学”的手法。其实，长征的起始时间是多元、有着多项、而且是十分清晰的衡量评判的标准，如命令、宣言书、集结地、出发地等具体条件，像瑞金是以命令和宣言书作为标志；于都则是以军事集结地；长汀、宁化仅仅部分红军的出发地。在长征的路上，不仅中央红军有长征的出发地，其它苏区红军的长征也有出发地。出发地的评判标准确立后，它不是什么特别的难弄清楚的问题，它们只是在出发的时间、地点、性质存在着一些差异。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从福建永安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具备有中央训令、宣言书、集结地、出发地等多重复合条件，它作为揭开长征序幕、前奏等，具有第一个“开始”的特殊性质，它在出发的命令、宣言、时间、地点等方面，是具有最完全的多重要素，这是任何其它一支红军的长征队伍所不具备的。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援助它的。”（摘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年8月福建第一版 第236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的路线，正是毛泽东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曾经多次向博古等人进言的战略决策，然而却是一再遭受拒绝。他们是在丧失了出动的大好时机的情况下，不得不想以此调动绝对优势的强敌，而派出的部队又孤军深入，在实力上也完全不相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以牺牲自我保全整体的战斗历程，显得无比英勇悲壮，可惜中央苏区严峻的形势已经无法扭转。
   
    我们“首先，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派出的背景和战略目的来看。它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成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然异常尖锐的形势下组建和派出的。其战略意图既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其次，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根据地进行远征转移的时间和规模来看。它是中央在全国红军中最早被派出的一支部队，它的出动就在实践上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这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长征关系中重要历史地位的具体体现。从广义上说，由于当年各地红军分别处在敌军的分割包围中，红军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始时间，地点各不相同，总起来是分六批从五个地区出发的：第一批即由中央主力红军的红七军团改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录自《对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长征的研究》作者：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 执笔：唐志全、陈学明）载《党史文苑》2006年第24期）。

    “参加长征不仅仅是中央红军，还涉及到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录自《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作者：吴晓军 董汉河 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3期 第106～114，125页）。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的《今日长征路图集》一书，他们在编写说明中称：“我们与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按现在行政区划）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了这本《今日长征路图集》”、“本图集编排，以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为独立单元”、“顺序为红军长征出发地、经过地、落脚点。由于参加长征的有四支红军队伍，相互之间有交叉，因而在编排顺序上既按时间，又兼顾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