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提要：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福建永安发布，它奠定了永安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的战略集结出发地；同时，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中央局宣传部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发时间定格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锋队于七月十五日出发”。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梅坑出发踏上征途。在部队出发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934年10月10日），这一宣言的发布时间，后来一直是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的权威性基准时间。该宣言称：“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
 
    关键词：
 
    1934年7月7日、1934年7月15日、宣言书、江西瑞金、福建永安、驻扎地、集结地、出发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训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小陶苏区、永安是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福建永安是中共中央《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时间发布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集结出发地；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最早的出发地。前论已经从浩瀚的党史文献资料中，系统地梳理出清晰完整的脉络，并依此明确得出这一重大的科学结论。现为了进一步夯实这一研究成果，本文将继续从党史发展的多个层面，再行分析福建永安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以及与长征之间的关系，现分别叙述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是从福建永安小陶集结地出发

    永安小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时间发布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集结出发地；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最早的出发地。

    但是，长期以来它的这段光荣的历史却被掩盖在岁月厚厚的烟尘下。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各地加大了对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史料征集，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进行了拨乱反正，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扰，能够实事求是地澄清许多重大问题的真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关研究领域还在不断地拓展并继续向纵深推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及视角不断创新。随着我国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永安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第一发布地、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集结地、长征最早的出发地等重大历史事实，都将重新焕发出举世瞩目的光芒。

    “1934年7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在以往长期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我国多数党史研究者和相关著述多持这一观点，他们毋庸置疑地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出发时间和地点。这一理念定势的形成，它最重要的党史文献资料依据为《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的“七军团于7日晚由瑞金出动”等（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331-335页）。这就是中央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前夕，中央给七军团著名的两个训令。

    在此，我们通过对该训令进行认真细致地解读和研究，对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动前后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前后细节，进行缜密的分析和准确的定位把握之后，这就不难发现：1934年7月6日黄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从江西瑞金红军大学驻地的操场秘密出发，它仅是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讲的部队从原先的驻扎地向集结地进行集中的出发，这种“出发”，不能等同于军事学意义上讲的即作为中央苏区的战略大转移的第一步骤、作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而来到福建永安苏区战略集结地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出发。这两个在不同意义层面上的“出发”，看似相同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简而言之，一个是从江西瑞金的驻扎地的出发，也就是为了执行上级命令到永安集结地的出发；另一个则是：1934年7月15日，为了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在永安集结地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胜利会师时公开发布中央等一系列宣言书之后的出发。这种情形可类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的集结地于都，它虽没有宣言书的发布，但因为它是中央军委命令中的集结地，仅此一项它就自然地成为红军主力长征时的重要出发地之一。

    我们知道所谓的“集结地”，就是军队在行动之前集合的地方，全称为“集结地域”。它是指：“部队集结和进行战斗准备的地域。应选在便于疏散隐蔽、便于机动的地方”（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82年版）综合用语 第41页），“或者是部队为执行某种任务而临时集中的区域”。据《军事大辞典》、《简明军事百科词典》中的词条解释，“集结地”即是：“集中地域，是军队集中（配置）的地域。在各种战斗行动中和在和平时期都要给兵团和部队指定集中区域”，“以便能迅速实施战斗或离开驻地。”因此，我们从军事学的特定概念上讲，只有这种具备军事层面的集结后的出发，才是具有为执行某项特定任务及其专属性质意义上讲的出发。

    同时，在这里值得我们特别强调和必须关注的情况是：两个训令对七军团的命令均是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和“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等层面来下达指示的，文中缺失后来成为最重要因素的“北上”二字，这在中央作战和政治的这两个训令中的全部文本内容上均未见体现。我们看到该作战训令对七军团的作战动作的预定计划命令中有：“甲、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动，经过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之闽江地域。”、“向永安东南前进中，应相机消灭敌人八十师及第三师1个团在运动中的部队，并应与独九团取得连（联）络，然后经尤溪之东约25号到达闽清以西的地域并即侦察北渡。”同样，在该训令对九军团的任务中亦称：“在第一步中，为协同七军团的行动，九军团于8号可渡过永安河，到沙县以南的地域，并在闽中最高度的发展（游击）战争”。如果完全按照该训令原先的构想，七军团和九军团的协同作战并相互掩护的战斗格局将是另外一种景象。所幸的是决策者在最后的时刻对命令进行了慎重的修改，在“渡永安河，到沙县以南的地域”之句，原抄件上曾被铅笔划了杠，旁另写有“到小陶准备截击敌人八十师南移部队。”（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年7月第一版 第3405-3415页）。根据两个训令的指示中央给七军团的任务是：“（1）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根据地。（2）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等”。这就明确地说明：两个训令行动任务的中心基本出发点都是福建，第一步就是红七军团、红九军团必须在永安小陶一线集结并形成协同作战的态势，为完成北上抗日先遣任务而相互配合行动，他们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会师集结，训令这一临时变更并特别强调的“共同地点”就是福建永安的小陶苏区。
 
    对此，在红七军团出发之前，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曾经专程骑马赶往江西广昌南部的新安镇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共同进行详细的研究，双方认真协调部队进军事宜。两大红军主力军团遵照中央所赋予的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红七军团在军团长寻淮洲的率领下从驻扎地瑞金出动，秘密移师经长汀、连城进入战略集结地永安小陶洪砂、石峰一线。红九军团则在军团长罗炳辉带领下，亦从江西宁城地区的驻地秘密出发，由清流沙芜塘进入永安安砂，随后挥师小陶，开始实施“东线行动”，担任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过闽江的任务。
 
    “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后迅速从江西出发，经石城、宁化、清流、向永安进发，其先头部队于7月9日晚进入永安小陶镇西北面的凹头、牛乙坑、高际坑、石峰一带，随之进占小陶镇，在小陶筑起一道防线，密切注视驻扎在连城、清流两县的国民党八十三师、第三师、第九师的动向，等待红七军团的到来。7月15日，红七军团主力由连城塘前、尧家畲进入永安境内洪砂，与红九军团先头部队会师后，经麟厚、冷水溪、大小吴地到达漳平的香寮。随之兵分两路，一部经洪田、湍石、上石、西洋，占据永安城郊的黄历、桂口，对永安城形成包围之势；另一部经桃源直逼大田。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主力也于19日抵达永安，与红七军团一起对永安城形成钳形包围，造成攻城之势，城中守敌摄于红军声威，紧闭城门龟缩城内等待援兵。为解永安之围，国民党派出3个师又18个团的兵力急忙向永安逼近。红七军团趁敌军未弄清红军战略意图，迅速将阵地移交给红九军团后继续北上”（录自《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上、下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组织编写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006年9月第一版 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