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记录着当年印刷厂领导们的名字

清凉山印刷厂是党中央最重要的宣传阵地

    清凉山在延安城东。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据史书记载，清凉山因其独有的佛洞、奇景和摩崖石刻而被称为“金仙胜境”而闻名于世。山上18个洞中的万佛洞、三世佛洞、弥勒佛洞、释迦佛洞等更为有名。尤其是万佛洞，又高又宽又深。洞内四壁雕刻的万余座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母亲曾多次笑说：延安印刷厂选建在清凉山上的佛洞里，能得到这么多菩萨、佛爷的保佑，又安全又保密。其实呢，共产党不信神，不信鬼。只信革命信枪杆子。因为靠佛爷、菩萨显灵，革命是取得不了政权。何况洞内佛爷、菩萨都是人打造的，哪里能显什么灵啊。
    但母亲也倍感遗憾。因为那时年纪轻，水平低，不了解清凉山的悠久历史、名字的由来。更不知道清凉山是座历史的名山，和它所蕴含的深厚的佛教文化。甚至把那些工匠们巧夺天工的传世之作，看作是封建迷信。所以，虽然在那里工作近一年时间，可清凉山上的那么多佛洞和寺庙她都没有去看过，也没有听说过老百姓敬神拜佛，和历史传说的有趣故事。对此，母亲倍感遗憾。因为在这若大而令人神往的清凉山上，除了上印刷厂，其余的她什么都不知道。。
    清凉山虽然由于佛洞、奇景和石刻而有名，但真正的名气，却是因为它曾经是我党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新华书店等的所在地。而这些重要的刊物完全出自中央印刷厂，就是大家说的清凉山印刷厂。
    这个印刷厂，它除了担负《解放日报》《共产党人》《新中华报》等党政文件和政治、文艺读物等的印刷，同时还担负着保密文件，以及近乎绝密品的边区票印刷。所以印刷厂又分为普通厂和保密印钞厂两个部分。
    母亲被分配去的是折页、装订、打包的普通厂，而其他人去的是保密厂。但在母亲心里，这两种工作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她郑重地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她佩戴着红领章，穿戴整齐，精神饱满地去印刷厂报到了。
    原本人烟稀少而安静无声的清凉山，因为增加了许多青年工人而变得喧闹生动起来。嘹亮的军号声、机器的轰隆声、工人的出操喊号声、动人的歌唱声、驮送印刷品牲口的吆喝声等等，充满整个清凉山。母亲，就整日工作生活在这紧张的快乐之中。
    印刷厂的同事们中，老干部老同志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和陕北红军不少，还有有文化、知识、技术的知识分子。母亲说他们都是自己非常敬仰和羡慕的人，个个是学习的榜样。母亲虽然也走过了长征，但毕竟文化水平很低。所以，她把自己能在中央的印刷厂和这些人在一起学习工作，看作是自己这个穷娃娃最大的幸运和幸福。所以她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努力学习，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珍惜每一分钟地拼命工作。
    因为印刷厂的各个部门和程序都在一个大石窑里，所以尽管各个部分都有分工，但最不可少的是协作互助。象母亲这样的新工人，就是大家互助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刚来，对各方面的情况、程序和要求都不熟悉，干什么都感觉手忙脚乱。可母亲不甘在别人的帮助下工作。她希望自己能尽快独立工作。所以她积极、努力、主动了解和学习各种技术，由于母亲觉得自己笨，她就要求自己“笨鸟先飞”。还因为她的左手残疾，她觉得自己只有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勤学苦练各种技术，才能够学会和熟悉叠纸、裁纸、对号折页子、装订、包装、打捆等各道工序。所以，无论工作时间多么长、工作多么紧张，她都不知道劳累。
    但是，母亲却时常为她残疾的左手担心。担心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怕被组织和战友发现后，对她特殊照顾，甚至调换工作。
    雷达天是当年印刷厂的副厂长。据母亲回忆，他那时就30多岁了，对工人非常关心，尤其对新进厂的年轻工人，更是关怀备至。因为他很随和，所以和大家关系特别和谐。而且无论新老同志，对他很尊重也很信任。母亲也不例外，还时常跟这个老同志开开玩笑。但是，母亲干活时却总是爱躲着他。
渐渐地，雷厂长发现母亲个子虽然矮，身体比较瘦弱也比较单薄，但工作肯卖力气。她是折页工，可不管是装订、扛纸、打包，只要有需要，只要是重活、累活，她都会抢着去干。他还发现，母亲的手在做对号折页子、理纸或打包这些活的时候，总有点不太得劲。可是又说不上来是怎么个不得劲。他还发现母亲的左手上总是缠着布条条，布条条上还常有渗出的血迹。
    终于有一天，他问起了母亲手的事。
    残疾的左手是母亲的心病。所以听到厂长问她的手就吓了一跳，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过去。当厂长看到母亲伸出无名指关节变形、中指完全不能伸开的左手时，也吓了一跳。他把母亲的手翻过来手心向上一看：天哪，这女娃子是怎样的一只残疾的手啊！“文清，讲讲你的手。”母亲，简单地对厂长讲了她伤残的左手。

    这只手，是她4岁时，三姐抱着她在地主门口熬盐剩下的余火旁烤火，突然被地主看到了。地主不问青红皂白，一脚就把母亲和她的三姐踢倒在火塘里。火灰扑了母亲一脸，眉毛被火燎着，腿上也烧起了泡。更为严重的是母亲的左小手被烧得没了皮，露出鲜红鲜红的嫩肉；无名指被烧得弯曲变形，小关节都裸露出来；中指头被烧断了筋，抽搐得不能伸。由于家里太穷没有钱买药治，就直端端地看着小手落下残疾。穷苦人家的孩子，手被烧伤算个什么。所以在她7岁的时候，照样被大娘买给人家做童养媳，以后又被买到到地主家做了丫头。直到参加红军，母亲才逃离了火炕。
    当雷厂长听完母亲被地主一脚踢进火塘烧伤的经过，在他愤怒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同情和爱怜。他似乎有好多的话想对母亲说。但是，他抚摸着母亲的左手只简单说了这么几句：“文清，你很坚强，也很不容易。以后好好干，但别逞强。记住，千万要爱护手，莫再让它受伤了。”母亲牢牢地记住了厂长的话，同时，也把厂长对她的关心和温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以后，尽管厂长和其他领导，都没有再问过和提起过母亲伤残手的事，但她发现，这以后无论在工作、生活和其他方面，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领导还是班组工友，关心、帮助她的人多了。母亲明白，这是组织和战友们对她的爱护和鼓励。所以母亲就加倍努力工作。由于没有了残疾左手的顾虑，母亲不管干什么，都是甩开了膀子大干。她想用这种做法，来报答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与帮助。
    平时，母亲还是比较注意保护她的左手。可干起活儿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那时拼命工作可不是为争先进得表扬，而是人人都在努力为革命多出力多干活。谁出色完成生产、工作任务，都是大家的成绩和光荣。因为他们都把自己融入到了战斗的集体之中。所以她们团结奋斗，心甘情愿地为完成工作任务吃苦受累。母亲当然更不例外。但是，她的那只残疾的左手，就总是伤痕累累的，包手的布也总是血迹斑斑。尤其在对印好的文件、书报进行切割、包装和打捆的时候，这些虽然不是母亲的主要工作，但她总是会主动过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她每次都是把吃奶的劲儿都毫不含糊地使出来。所以她的那个中指和无名指，就几乎永远布满干裂的血口子。难怪母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在自豪中又充满感慨。她说，自己常偷偷而心痛地把这只手暖在心口上，多次对着左手自言自语：你跟着我蒲文清受了多少累和苦呀。没得办法，谁让你是我的手嘛！母亲也会常常这样勉励自己：人嘛，手可残、身可残，但心不能残，意志不能残。长在我身上的手，就要听从我的指挥才是嗷。
    因为折页子、排版、印刷、校对等，都集中在万佛洞。所以在老远的地方，就能聞到油墨散发出来的味道。这种味道，母亲过去从来没有闻到过。用她的话来说，这是能入到人心里的一种香味。而且，这种香味能一直围在你的鼻子周围，久久不会散去。还真是的，母亲离开印刷厂多年后，只要提起清凉山三个字，她立马会说，那油墨的香味，一股一股地飘到她的鼻子前了。当年战友们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也就会象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过。她觉得好幸福，好怀念呀！
    母亲不光爱闻油墨的味道，而且她还从不忌讳自己腿脚、手、脸面，甚至衣裤沾染上黑色、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油墨。所以，她的身上经常留用各种斑点。有战友让她用汽油、煤油或者肥皂洗洗，她总是说没得事儿，慢慢自己就会掉下去的。其实，母亲是舍不得使用那些很稀少、很珍贵的东西。当然，母亲也是从心眼儿里不在意油墨的斑迹。但是，母亲慢慢地学会了爱护、珍惜油墨。因为她知道，哪怕缺了一点点油墨，就会影响印刷任务的完成。重要的是会影响党中央的决策、政府政令或其他重要信息、消息等的及时、准时发布和传达。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可就严重了。那责任是任何人都无法担当得了的。
    当年印刷使用的是平板印刷机。印一页翻一页，再翻一页再印一页。机器就是这样在一页页的翻动中，发出哒哒哒的、均匀的节奏声。母亲刚来的时候，对这种声音感到很新鲜，但也很不习惯。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它总在你耳边响。即使睡觉、或者特别困倦的时候，这哒哒哒的声音也跑不走散不开。但慢慢地，她又觉得离不开这种哒哒的声音了。母亲说这声音总是不紧不慢的。听起来，叫人觉得那么踏实；它又不低不高，不管任务多急多重，你心里都会有数：保证准时完成。母亲还觉得这声音挺神儿的。有时心里有什么不舒服或不痛快了，还没有被领导或别人发现，这哒哒哒的翻页声就帮你解决了。你说怪不怪。
    然而，1939年5、6月份，组织的一纸调令不仅使母亲离开了延安印刷厂，而且也彻底改变了她以后的命运。但母亲在印刷厂工作期间，和副厂长雷达天同志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一直延续到“文革浩劫”。
    60年代初，当年的雷达天同志担任陕西宝鸡市长。他得知父母已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工作，竟不远千里专程到北京来看望他们。在我家短短的时间里，我知道了他与我母亲及后来我父亲的革命友情。那时虽然他是厂领导，他说他很喜欢母亲豁达、爽朗的性格；佩服母亲肯学习、不服输、吃苦耐劳的精神；赞赏母亲泼辣、果敢、说干就干的劲头。但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对人的真实、直率、热情，与那份死心眼的执著。后来听说她放弃不少同志给她介绍的对象，而选择与一条腿的何炳文结了婚。于是他就在父亲调到南泥湾军委第四生产办公室任副主任的时候，去那里结识了我的父亲何炳文。这样开始并延续了他和我父母的革命友情，直至文革浩劫他和我父亲都被迫害致死。父亲过世后，母亲对雷达天这个延安印刷厂老领导、老兄长，老战友，始终是感激备至，怀念备至。
    曾经在印刷厂当过总务科长、“文革”前任石油部副部长的焦立人同志，与我家住的很近。他的夫人快人快语，和母亲很投脾气，非常欢迎母亲去他们家串门。母亲也就时常去他们家坐坐，三个人天南地北地聊上一阵儿。焦部长和母亲聊着聊着，就回到清凉山印刷厂。他们这才发现，当年的工作和生活，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里。而且他们每次聊起来都充满深情。焦部长尤其赞赏抗大去的这些女学员严整的军风纪，和永远平平展展的红领章。他夸这些青年女娃子们能吃苦耐劳，爱学习肯钻研。他还曾诙谐地说：那时，心里虽然很喜欢，但总找不到个合适的词儿来说这些女娃娃。现在有了，就叫飒爽英姿。那些能干的四川红军女娃子们，个个都了不起得很哪!。他也还记得母亲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四川女娃子。
    母亲每次去他家串门，焦部长还时不时地称呼母亲为“四川娃子”。旁人听起来可能觉得别扭，可他们之间，却充满了友情和乐趣。他们还盼望有机会再到清凉山看看，来个往事回忆大会餐呢。可惜啊，那时焦部长工作特别忙碌，加之经常去大庆、长庆、胜利等油田视察，没有能抽出时间回延安上清凉山的看看。他一直抱着这种遗憾离世。我的母亲，虽然在1987年有机会回延安，并重访当年的故地，但是没能够重上清凉山、重温战友情、重进千佛洞、重摸印刷机、重闻油墨香。。。。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已经93岁高龄且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同志——我的母亲来说，无疑可能是终身的遗憾。但我希望千佛洞的菩萨、佛爷为她老人家祈福，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再回延安重上清凉山、再进千佛洞的奇迹发生。
    我了解母亲的心思，所以2009年我回延安的时候，在依清凉山而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细细地看、静静地听霍静廉副馆长、王英、董玉梅等同志的相关介绍，特别进入馆内按时况复制的印刷厂排字间里，看看那排字架、摸摸那印刷机，还在那既当睡觉的通铺、又是折页理纸等多种用处的大石台子上坐了坐。我人虽是在参观纪念馆，但我的满眼满心里呈现的，都是母亲讲述给我的他们当年的工作情景，和他们感人肺腑的革命情谊。清凉山啊，印刷厂啊，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敬爱的母亲和她那一辈的伯伯、叔叔、阿姨们，留下了那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年的清凉山印刷厂，处处都叫母亲感觉到温暖。而留给母亲的那深深的同志情、战友爱，着实让母亲感动了几十年，留恋了几十年，感念了几十年；那印刷机哒哒哒的翻纸页的节奏声，而今仍然让母亲兴奋和激动；那有时浓烈、有时又淡淡的油墨香，似乎还萦绕在母亲的鼻子周围，从来就没有散去过。哎，短短的一句话，简单的十几个字，就能说清楚母亲对清凉山的印象和感情，那就是：生命不止、回忆不断、情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