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胡耀邦已经走了十七个年头了。今年是他九十岁冥诞，网上的纪念文字多了起来。本来，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但一些纪念文字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一些封尘已久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我与胡耀邦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旬。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人们大多沉浸在兴奋之中。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已是肺癌晚期，病情日重一日，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全家人的心情悲喜交集。母亲在文革中因“炮打”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现在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父亲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垮台。

    父亲的遗体告别是在三○一医院的地下室里举行的。在此之前，我们几个儿女在草拟参加父亲追悼会的生前友好名单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耀邦伯伯。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五十年代曾在团中央工作过，胡耀邦是老领导；另一方面，也是还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父亲一九七二年从干校回京后，一直因母亲的问题被“挂”着，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后，才重新恢复了工作。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父亲又被批为“还乡团”，和胡耀邦处境相同。

    胡耀邦在邓小平一九七五年搞整顿时冲锋陷阵，是当时的“四大干将”之一（其他三人是张爱萍、万里和周荣鑫）。一九七六年春天，父亲顶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头，曾借看病的机会，悄悄探望过正在三○一住院的张爱萍。父亲在临终前也一直惦念着胡耀邦，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在安排父亲丧事时，我们听说胡耀邦正在科学院监督劳动，不知道他能不能来，但我们真心希望他能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这对父亲也是一种告慰。还好，经过联系，科学院答复，只要不见报，就可以参加。后来听说，胡耀邦从此获得了外出参加活动的自由。

    记得遗体告别那天，正来寒流，三○一医院的地下室里阴冷阴冷的，寒气逼人。父亲的遗体告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京军队老干部中举行的第一起。人们劫后余生，压抑了十年的悲情，终于可以倾泻了，气氛格外悲痛。那天很多军中元老都来了，其中罗瑞卿架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动，拒绝别人的搀扶。在三○一住院的张爱萍也执意要来，他穿着病号服，拄着拐杖，缓缓地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

    在遗体告别快结束的时候，站在母亲旁边的文宜小声告诉我：“耀邦伯伯来了”。我听见胡耀邦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母亲说：“天辉同志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一句话说到母亲的伤心处，眼泪扑簌而下。耀邦伯伯劝母亲节哀，然后和子女们一一握手。耀邦伯伯和我握手时，我注意到，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由家人陪同，而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不过后边跟了一个看管他的人。那天，耀邦伯伯穿了一件旧呢子大衣，没戴帽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小个子，说话有点口吃，但眼睛很有神，握手也很有力，走路很快，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年后，胡耀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曾经多次回想起耀邦伯伯在父亲追悼会上的情景，他留给我的印象一直定格在脑海中。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和我握过手的“小个子伯伯”竟然成为左右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

    父亲一直把胡耀邦看做是可以交心的老领导。父亲当年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民先，在抗日的烽火中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抗大，后又到晋察冀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和胡耀邦同在华北，算是一个山头的。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在中共队伍里为数不多，出身也不好，背负“原罪”的包袱，总是受到工农出身的老红军的歧视；而“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则是一个例外，在党内并不多见。
建国后不久，父亲调到总政青年部，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随后又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被选为团中央常委，直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听父亲说，那时几乎每星期都要到团中央去开会，参与团中央的各种活动，还几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苏联东欧。这段期间，父亲与胡耀邦的交往多了起来。父亲说他为人坦诚，思想开明，关心干部，值得信赖。为此，父亲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乃至受到的委屈和苦闷，讲给他听，从中受益非浅。

    正是在父亲参与团中央工作期间，我第一次知道了“胡耀邦”这个名字。小的时候，我口吃得很厉害，一看见生人就紧张，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父亲告诉我胡耀邦也口吃，他有一套对付口吃的办法，就是说话拖长声，遇到说不出来时，就用“啊――啊――这个这个”来过渡，让我学他。这种办法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自然不大灵光，但我从此牢牢记住了“胡耀邦”这个名字，知道有一个人，是父亲的领导，说话也口吃，但这并不影响父亲对他的敬重。这让我心里感到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