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泽东发出处理林彪事件的信号。

    鉴于林彪问题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因而毛泽东必然要处理林彪问题。

    毛泽东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169]对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责任，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170]毛泽东在这里直接指出了林彪的责任。既然林彪有责任，当然下一步就是如何作“个人结论”，进行组织处理了。

    谈到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毛泽东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171]

    这里毛泽东明确说了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的处理还没有结束，这件事还要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作进一步处理。谈到对林彪问题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172]毛泽东显然是就林彪问题的处理在党内打招呼，征求意见，为九届三中全会由中央处理林彪问题作准备。

    （4）毛泽东对林彪问题计划采取“软处理”的方式。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173]

    看来，毛泽东对林彪问题还是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林彪还是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不是后来林彪出走，这种处理方式就要施行了。但毛泽东对于林彪态度转变的估计是清醒的，毛泽东说：“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74]

    毛泽东想到林彪可能不思悔改，但他显然是尽力帮助林彪在反省认识错误，挽救林彪。后来，有人在九一三事件后，刻意渲染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如果不是不知情的话，那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从上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谈话中分明看到他对林彪态度转变的认识是清醒的，反映是敏锐的，在心里上是有充分准备的。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忧虑的并非是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是这个事件的出现对文革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这才是毛泽东当时忧虑的关健所在。

    （5）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权力，扩大地方党委权力，提出军队要谨慎。

    毛泽东说：“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175]

    鉴于“三支两军”后，军队主导了地方政局，这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能够发难的重要背景。林彪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军队主导政局的必然结果。以林彪问题的出现为鉴戒，毛泽东开始限制军队干预地方事务，“权归政，兵归营”，消除这类事件出现的基础。毛泽东说：“广州军区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要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176]

    毛泽东批评军队只搞具体事务（热心于地方权力），忽视自身的军事训练。毛泽东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177]

    毛泽东要地方党委抓军事工作，这是要求地方党政领导要抓军队领导权，是对军队限制的又一措施。毛泽东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178]

    毛泽东对军队做出批评，要求军队谨慎，当然也对军队寄于希望。要求军队听党的话，不要受少数人鼓惑控制，毛泽东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179]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既对军队做出了重要批评，又对军队抱有希望。要求军队逐渐退出对地方政局的控制，戒骄戒躁，不断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要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警惕少数人企图篡权的阴谋，保持清醒头脑，避免意外事件的出现。

    （6）通过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思想，收紧指挥权，使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度警惕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闹分裂的野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毛泽东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大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180]

    由我们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处理林彪问题做准备。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和林彪之间的分歧，对林彪及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把林彪问题定性为路线斗争，但是毛泽东却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甚至表示对林彪还是要保，仍然在做林彪等人的转化工作，力图将林彪问题作为党内矛盾处理，但林彪的一意孤行，最终断绝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4、折戟沉沙

    这次随毛泽东南巡，汪东兴大概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回忆说：“这次随主席外出，我带上了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181]

    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了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

    一、这年七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

    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的说法；

    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警告。

    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182]

    毛泽东到了杭州，又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

    据汪东兴回忆：“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途中，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的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183]

    我们看到，汪东兴在回忆中虽然没有透露是那些人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集团可疑情况的信息，也没有将信息的具体内容予以披露。但这些情况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对南巡计划和行车路线不断作出调整，以防意外事件。

    林彪也在探听毛泽东的动向。

    九月五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

    九月六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害行动。[184]

    据调查：九月十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五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九十分钟和一百三十五分钟。同时，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泽东为“Ｂ—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Ｂ—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185]

    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出发后，打破常规，一路绿灯，直接北上的。专列于九月十二日中午到达丰台站，毛泽东约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要李德生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去南口。[186]十六时五分到达北京站，然后乘车回中南海。汪东兴回来后，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187]
 
    这里让人感到惊异的是毛泽东九月十二日回京，晚上林彪就乘机外逃。林彪得知毛泽东平安抵京后为什么九月十二日晚冲破警卫部队的拦阻，仓皇出逃呢？

    看来，林彪知道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拖着不表态，不检讨他自己有什么责任。他已经拖了一年了，那为什么在九月十二日晚却仓皇出逃呢？我们从逻辑上分析一定又有新的情况出现，才驱使林彪决定出走。那么，是什么情况呢？当林彪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知道比以前上纲更高了，这应该是他出逃的一个原因。林彪跟随毛泽东多年，熟知毛泽东对党内分裂活动的严厉态度。毛泽东是器重高岗的，但当高岗、饶漱石搞分裂活动时，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处理了此事。当年林彪也是卷入其中的。因而，林彪从主观上也不会想象不到对他的处理结果。

    但林彪早就知道了这个密报，为什么他迟迟不走，而是在毛泽东平安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仓皇出逃呢？

    我们分析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驱使着林彪不得不走，也就是《571工程纪要》，暗杀毛泽东计划的失败。林彪知道，像这样的行动不会瞒多久，在党内军内关系四通八达的情况下，一旦中央知道了这个行动，他想跑都跑不了。况且这个行动比起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来，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单独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动尚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这个暗杀行动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敌我矛盾了，那真是身败名裂，死有余辜，“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况且毛泽东打破常规，行动迅速，提前返回北京。林彪判断毛泽东一定有了察觉，发现了蛛丝马迹，这更坚定了林彪出走的决心。我们分析这才是九月十二日夜林彪之所以冲破警卫部队的阻拦仓皇出逃的真正原因。

    周恩来发现山海关停靠的飞机后，觉出里面不正常，要飞机飞回北京。同时，下令这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联合批准才能放飞，但李作鹏却篡改了这个命令，改为四个首长一个批准即可放行。当机场警卫请示飞机强行起飞采取何种措施时，李作鹏不作回答。因而，飞机起飞了。周恩来向飞机呼叫，希望飞回，无论在全国那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去迎接。当时有人请示是不是派强击机拦截，毛泽东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88]

    这样飞机飞出了国境，最后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汉。

    5、最后的机会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给黄永胜等人又一次机会，要他们坦白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结果他们丧失了这次最后的机会。
据汪东兴回忆：“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拚命烧材料。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189]

    我们看到，黄永胜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就要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诚实交待，深刻剖析自己，向党交心。但他们之间却订立攻守同盟，划定交待范围，遮遮掩掩，没有及时将他们这次行动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反而违犯规定，擅自缩小检查发放范围，妄图掩盖事实真象。即使九一三事变后，他们仍然拒绝最后的挽救，烧毁文件，最终自食其果，被隔离审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最终铸就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保护的态度，只是猛烈批判陈伯达和责令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作检查。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林彪留下时间，让其悔悟，主动检讨。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帮助林彪纠正错误，但林彪却始终采取消极应付状态，非但不检讨，承认错误，而且既不同意在批陈整风会上讲话，也不出席会议，没有什么主动的表示。黄永胜等人写的检讨则从不涉及林彪，而是避重主轻，强调个人上当，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这不能不使毛泽东产生订立攻守同盟的认识。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表明他们无视党的挽救，无视党的纪律，而且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地干下去。如果这种事再得不到处理，此例一开，党的统一和稳定就会遭到致命性打击，党就面临分裂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由一种认识的分歧发展到公开挑战中央权威的有组织的行动，这种状况是决不能允许的。

    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在对他们不再抱有希望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通过南巡向沿途党政军高级干部吹风，在党内对他们点名批评，想通过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事件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南巡期间毛泽东还准备回去找他们谈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这时也没有放弃挽救林彪的努力。但林彪采取暗杀、武装政变的行动，最终葬送了这种处理方式，酿成九一三事件。于是只有作为反党集团，用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了。就是在知道林彪采取的暗杀行动后，毛泽东还说：“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190]

    毛泽东也一定考虑过：如果一旦处理了林彪问题，因林彪集团被清除而在政治上产生的空间客观上会为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部的复出创造条件。而鉴于在文革前期他们对文革的不满情绪会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而更为怨恨文革，这些干部复出掌权就会为文革的发展埋下隐患。同时，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会对文革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导致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林彪本来是在文革开始后党内高层多位领导人被打倒后或靠边站的情况下成为党内的第二号领导人的。那么，林彪事件的发生会客观上为文革反对派提供借口，成为他们抵毁文革的工具，这会震憾文革的道义基础，成为文革失败的诱因。因而，毛泽东意识到对林彪的处理也关系到文革的发展与筑固。毛泽东当时把林彪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进行妥善处理，希望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不致于对文革产生破坏乃至毁灭性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当时的政治态势和维护文革发展的需要来分析，毛泽东也希望林彪主动认识错误，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