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法鼓山寺院有位名叫”圣严”的高僧, 他在前几年逝世时引起台湾人一片悲痛.  参加”圣严”法师追悼会的人有包括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内的各界人士.  足见其威望之高了.  ”圣严”法师有句名言: “对帮助过你的人一定要感恩.  要学会感恩, 感恩没有错.” 

    我写这篇小文就是要对曾经在困境中帮助过我的两位老首长感恩, 不过是53年后迟到的感恩了!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 浙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大会, 揭发批判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罪行，并结合本军区的具体情况，清查批判军区范围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当时，我在浙江军区金华军分区当作战科科长，参加了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一开始， 自然是先批判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四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行了。 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同志象是发了疯似的争先恐后、声色俱厉地猛批彭德怀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打倒彭德怀”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不仅人听了怕，神鬼听了也会心惊肉跳的。 会议激情四溅，但是空对空的批判，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没有找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活“靶子”批怎么向上交差？ 参加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的人个个都是政治运动的老手，他们都知道：如果不早一点找出一两个活“靶子”来批判，自己就有可能被别人先下手为强，诬为是彭德怀一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祭坛上的一只羔羊。于是，他们个个都在挖空心思、挣大两眼寻觅“右倾机会主义”的活“靶子”。

    森林中的猛虎在追逐鹿群时，它抓到的一只鹿，总是跑在鹿群最后边的一个。 因为，跑在最后边的那只鹿身体虚弱跑不快呀，才被老虎抓到吃掉的。 我在1955年清查阶级队伍那场政治运动中因有“万楼战斗”中被俘的一段历史问题，被查整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于1957年末正式授衔的，并被当作“控制使用”的对象由军区兵役局下调到建德军分区再后又调金华军分区工作的。 我这时，正象跑不快的一只鹿那样在政治上是虚弱的，运动一来，十有八九要遭殃。民谚曰：“祸不单行”。

    这时，金华军分区永康县人民武装部的政委黄光同志因回河南永城老家探亲，回来流露出“家乡人没饭吃，把树皮都吃光，社员个个都有了浮肿病”等情况，被永康县县委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揭发批判黄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黄光同我是一个地方上的人， 又同在一个连队工作过。 黄光一案使我本来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病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这不，大会开了两天以后第三天，军区干部部有一个姓宋的小个子科长，他面向我瞄了几眼以后，象是先鼓起勇气似的立马站立起来，大声嚎叫说，“翟宝树同永康县人武部的政委黄光是同乡人，他们两人又在一个连队工作过。 黄光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放的毒，一定传给翟宝树了。 请翟宝树站起来交待自己的罪行！”于是，大会上一片呐喊声：“翟宝树站起来交待自己的罪行！” 但我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可我也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一个老手，虽有心惊而肉并不跳。 我早有沉着应战的一套思想准备。 我不慌不忙地从坐位站起来说，“黄光同我是一个地方上的人，并同我在一个连队工作过，我从建德调来金华后，他来过我家做客，这都不错，但他这次从河南永城探亲回来却没有来过我家，他放的毒怎么能传到我身上来呢？ 我作这一番交待以后，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猛烈了。 他们叫喊着要“打倒翟宝树！ 翟宝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类的口号了。 两天专门批斗我的大会，我破罐子破摔，拼上了，咬定，“黄光回家探亲回来，没有到我家来过，他放的毒我一无所知”这一句话不放。 批斗我的大会开到第三天， 军区司令员林维先同志讲话了，他说，“翟宝树的问题，叫他回去写一个检查，不要在这里批了……”。 大会顿时鸦雀无声，我得救了。 事后，我猜想：此事一定是金华军分区的司令员袁洪峰同志可怜我这个刚才从清理阶级队伍中爬出来的小生命，如果再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黑帽子，这个人还能活下去吗？他把他的这个想法向军区党委作了汇报。 林司令员和周贯武政委才作出了解放我的决定，由林司令员作了上边一番讲话的。
 
    军区林司令员和政委周贯武，他们两人也不简单地是听了袁洪峰的汇报就把我放跑了的。据说，他们两位老红军都在十年内战时期吃过打“AB团的苦果，对党内的极左思潮有避之而不及的经验教训。 他们对庐山会议的那种做法有想反对而不敢反对的苦衷，故而，袁司令员的想法与林周两位首长的想法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黄光被永康县委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因为黄光是中共永康县委的一位常委，金华军分区想解救黄光却没有干涉永康县委的权利。

    黄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心中郁闷压抑成疾，一年半以后病死。 撇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孤独中生活。 如果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也难免没有黄光的悲惨下场。

    黄光回河南永城探亲回来，途径金华不光是到过我家，向我传达了河南永城人饿饭的情况，他还督催我要我向家中的老人多寄点钱去，要在金华黑市上卖点能吃的东西寄回家去。 要是金华军分区的领导想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能逃得了吗？

    一九六0年八月，我从金华军分区专业到北京市工作不久，林维先司令员也调到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员了。 在此期间，我给林维先司令员写过一封感谢信，却对金华军分区的袁洪峰司令员没有写过信。 今年四五月间，我才想到了这件事，但袁司令员比我大至少十五岁以上， 肯定已不在人世间了。 于是， 我给现在的金华军分区政治部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我查找袁司令员在一九六0年我看到过才七八岁的一个女儿的下落，我会设法通过他的这个女儿达到报答袁司令员的目的。 然而，我的这封信发出以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我今天发出这篇小文，仍希望引起知情人的关注，帮我找到袁洪峰司令员的女儿或孙辈，我将以合乎适宜的方式报答袁司令员给我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