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毛泽东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正确，更由于毛泽东通过上述一些正确的方法，原则而策略地处理好了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两党关系由不正常逐渐走向正常，这对我党最终成功走出苏俄革命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苏俄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

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革命领导力量问题的认识上，虽有错误和偏差，但一直没有中断援助，并越来越重视我党。比如在抗战时期，尽管苏联主要援助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对我党经费和物资的援助，尤其是政治和道义上的援助一直没有中断过。尤其是在1944年毛泽东向斯大林详细分析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败的原因之后，这种政治上的重视程度就更重了。(30)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一些错误，后来斯大林还公开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坦率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31)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妨碍过我们，还充分肯定：“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32)

在工作关系方面，则由发号施令慢慢转为平等商量。如，1940年2月共产国际斯大林就周恩来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时，事先与周恩来进行了充分商量，并以建议口气向我党写出决议。稍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发送给毛泽东一封电报认为我党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最终决议。”(33)

在党内领导人的认可上，更是尊重我党的自主选择，建议：“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明确指出：“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34)
共产国际苏俄对我党从早期严密控制，到抗战初期“组织上还有些干涉”(35)，最后到延安整风时，其残留影响被比较彻底地批判和清理，这个变化来之不易，是毛泽东中共党人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我党终于确立起独立自主原则，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走了出来。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少了外来政治干预，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的坚实思想方法和组织路线上的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帮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重要的一个体现是共产国际对待中国革命道路和方式，逐步由怀疑反对到信任和肯定，承认“中国革命本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36)，1949年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还主动说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37)所以，尽管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对毛泽东的著述却是十分重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后又在毛泽东要求下，派尤金来华参加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斯大林还将尤金等人译成俄文稿的《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随后《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肯定毛泽东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52年苏联又公开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卷在1953年12月出版。(38)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舆论和思想上的支持和帮助，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顺利。

四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方法，并能起到这么大的效果？方法背后必有思想根源和利益考量，决策后面必有立场态度和底线要求。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要有这么三个关键性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艰辛探索和深切理解。毛泽东深深懂得，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困难，例如农村和农民问题，所以他在坚持尽可能多地团结好同情支持我党的真正朋友，“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尤其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样的外援的时候，(39)自始至终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探索中国实际情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二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超强意识和非凡能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掌握，他结合实际运用理论的能力，以及他理论上实事求是以我为主敢于批判敢于创造的勇气，最终从根本上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曾辩证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40)还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41)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42)

三个是始终把国家和党的利益摆在首位的立场态度。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一个中心点，那就是他始终是在确保国家和党的利益的前提下来积极争取共产国际苏俄的支持，十分明确。这也是毛泽东能最后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王明等人做不到的根本原因。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谋求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思想在起作用，同美苏大国主义作斗争好，同苏联老子党作风作斗争也好，都是这个思想直接的外在表现(43)。自然，这种以为我主的大国思想也表现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需要社会主义苏联外援，但也历来坚持：“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决不能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从而辩证地统一了无产阶级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坚决抵制了苏俄的民族利已主义。一次毛泽东在谈王明错误的实质和根源时，一针见血义正言辞地指出：“王明的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44)师哲也总结认为：“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区别在于：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不问情况照办。毛主席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45)

正是有这样的立场和思想，毛泽东才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成功解决了中苏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建国前他是如此，建国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上、在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中他还是如此，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理论成就，跳脱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思维定式，开始了独立自主走自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6)有学者更是指出，苏东巨变没有波及中国，追根溯源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