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干预我党人事。由于实际存在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以及组织人事的直接干预方式，俄共领导人在我党内部领导人的选择上，曾多次粗暴干涉，直接扶植代理人，不承认我党自己通过革命实践认可的领导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谁来领导和能否顺利实行，并得到党内认可。

不接受，也不支持中国革命模式。一段时期，共产国际苏俄从固有意识形态和苏俄革命模式出发，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国情、具体条件、具体需要，不认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模式。比如，1927年共产国际指责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井冈山是“临阵脱逃”，1928年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六大，对毛泽东等人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政权的做法也表示极大的怀疑。另外共产国际还始终怀疑我党走的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为我党是他们所谓的南斯拉夫，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对我党、对毛泽东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不信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50年“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强烈地感到这种不信任。”(9)革命模式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是影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上述错误给我党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自然更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曾回忆说：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中国红军从１９２９年的３０万人减少到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的２．５万人，而苏区面积减少了９９％，在城市中的共产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全部消灭。” (10)党史也总结：“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1)

所以，党如不能走出苏俄革命模式，并且在走出来的过程中想办法正确处理好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改变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党就既可能犯右倾错误完全依赖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同时，也可能犯左倾错误，只强调实际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本本’完全抛弃。这两种结果都必然得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成果。这样，一段时期，如何处理好同共产国际苏俄的关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

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以恰当的方法，展开了坚决、原则而策略性的斗争，使苏俄逐步重视我党，在领导人和革命模式这两个重要问题上不得不尊重我党的选择。这里面的方法值得今天的人们来总结和学习，主要有：

创新理论，缔造中国革命模式。毛泽东联系实际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总结，自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根本主张，(12)此后一直锲而不舍地推动。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硬搬到我国来的“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坚决抵制，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提出和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3)。针对共产国际及王明等人“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为了争取一部分留学回来“吃过洋面包”的同志的信任，1932年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14)通过艰辛的努力，他先后在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在军事上写出了《论持久战》，在政治上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上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思维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两个最根本方法，这样就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式、道路和前途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真正以实际行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进行了结合，毛泽东本人也就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两大跨越，为中国革命树立起正确的理论大旗，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得到巩固。相应的，党内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高度统一，“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这个成就和局面就使我党有了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根基和本钱，为实现党的民族化、自主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走出苏俄革命模式缔造了根本。

大胆实践，证明中国革命模式。比如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秋收起义冒着共产国际命令党中央将自己开除出党的风险，坚持将队伍带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在党和军队的建设、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与李立三和王明路线的斗争、遵义会议后军事路线的重新确立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都是在实践并证明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正确性。又如在国共两党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上，毛泽东也是通过以实际工作来证明我党的正确和强大。抗战期间，毛泽东抛弃和克服了王明按共产国际指示搞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完全服从国民党的右倾错误做法，走以斗争求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独立自主开辟敌后战场，发动人民群众，壮大党的武装，迅速形成星火燎原局面。再如抗战胜利后，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遵照美苏秘密协议，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与国民党达成许多交易，这些协议事前事后都只字没有通报我党，其中有关于东北问题的内容直接影响到党日后的发展。但毛泽东果断决策，迅速派林彪去东北，最后成功掌握这一重要战略要地。 (15)事实面前，共产国际及俄共领导人不得不相信中国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积极沟通，展示中国革命模式。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领导党与共产国际苏俄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对话。方式较多，主要的有两种：

一是加强人员往来沟通。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了陈云、任弼时、刘亚楼、毛泽民、周恩来等人前往莫斯科汇报我党历史和现状。这中间刘亚楼访苏时，毛泽东特别请他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16)同时，毛泽东也先后接受或争取了俄共中央派孙平、米高扬、尤金等人来华。毛泽东与孙平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经常亲自向他介绍和解释我党和我国的情况，有时简直是无话不谈。师哲认为，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7)1949年，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华，毛泽东多次与他会谈，其中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介绍我党和中国革命情况。至于尤金，是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感觉斯大林不信任我党，而主动邀请其来华帮助翻译毛泽东选集，以增加俄共领导人对我党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模式的了解。(18)

二是建立电台直接联系。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带回两套机要密码，党中央迅速建立一个叫“农村工作部”专门机构，负责与俄罗斯的电讯联络。据师哲回忆：这种联络，一段时期，“几乎每周都发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而且电文较长。”，“我党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属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亲自处理。”(19)，“涉及到重大问题时，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20)通过电报，双方对抗战形式，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国共两党，中美关系，突发事件等重大问题及解决办法经常沟通。如1947年9月，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在神泉堡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全国形势，通报解放战争已扭转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