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以待，原则而策略性地处理好影响双方关系的敏感问题。

一方面，坚持原则，正确的意见接受，错误的意见抵制。

对共产国际苏俄正确的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党中央都诚恳虚心接受。象苏共中央及领导人的一些正确意见，如：1935年派张浩向长征到达陕北的我党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和代为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毛泽东党中央即按照其精神，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略路线，后1940年由周恩来带会来给我党的决议，1949年7月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就我党应加快步伐建立中央政府的郑重建议，1949年和1952年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就我国在1954年应进行选举、制定宪法的两次建议(21)，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他出版自己的著作，等等。类似这些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毛泽东都诚恳的虚心接受和采纳。这种虚心是真诚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22)毫不骄饰自大。

对于共产国际苏俄错误的东西，则坚决抵制。对斯大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间支持王明搞左倾，抗日战争时间支持王明搞右倾，这些涉及革命路线对错问题，毛泽东都进行了坚决反对，在内部则以延安整风运动加以肃清。又比如苏联为了牵制日本，斯大林曾先后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我党派兵出长城北上配合。对于这一可能给我军造成极大危险的建议，毛泽东严加拒绝。还有抗战胜利后斯大林电示我党不要同国民党打内战，解放战争后期有“阻止我们过长江”的想法等等，毛泽东党中央都是从实际出发坚决予以拒绝，并耐心说服。对于错误的抵制可以帮助共产国际苏俄认识和纠正错误。比如师哲认为斯大林30年代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其说是斯大林没有弄清楚中国情况，倒不如说是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造成的。”(23)抵制和斗争同样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是辩证法大师，对于一些可以灵活处理的问题，则比较讲究策略。

比如对待王明路线，毛泽东明明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尽管延安整风“批评王明路线，实际也是批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为了“搞好和苏联和关系”，对斯林大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不公开说明”“一字未提”。(24)又如在对待斯大林本人的态度问题上，尽管毛泽东“从感情上就对他不怎么样”，从心底上就不喜欢他，认为斯大林“不能平等待人”是“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虽“也跟他吵得很厉害”，但是，还是认为应该和他处理好关系，并在不同时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毛泽东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理智”要先于“感情”。(25)

再如在是否去重庆谈判问题上，斯大林因害怕卷入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和为了保住自己在华既得利益，亲自发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是反对去重庆的，因为已预见到蒋介石要进行挑衅，但为了照顾斯大林的意见，毛泽东还是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26)还有，为了照顾共产国际苏俄的感受，毛泽东亲自积极做工作，说服党内同志，将王明、李立三这些与苏共关系较深在历史上犯过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选入七大中央委员会。最策略的做法，要数对毛泽东思想提法问题的处理了。由于莫斯科害怕其他国家党出现南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一直反对别国走自己的道路，对我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宣传一直不感兴趣甚至极力反对。胡乔木曾说：“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27)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重大阻力。但毛泽东知道明争既无实际效果，还会影响两党团结，失去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从大局出发，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28)后来“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 (29)这显然是不以表面问题论短长的做法，这种策略在处理两党关系方面是较好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并不会太大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