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父亲从中组部离休，告老还家。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特别照顾曾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过的几个老同志，仍然给他们办了中南海的出入证，为他们到研究室看有关文件和材料提供方便。有一阵子，父亲每星期要做的大事就是早早起来，安排好家事，然后郑重其事地同几个70多岁的老同志一起从家中出发，步行到中南海去看文件，从来也不找机关要车。是要车困难吗？不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以后，曾专门将两辆小轿车划归中央组织部管理，并指名道姓地说就是要方便像父亲等4位副部长级老同志使用，可是父亲和其他两位老同志却极少使用公务轿车，万不得已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老干部春节团拜会才使用一次，而且每次都是父亲、丁树奇、陈舜瑶三个老同志共用一辆车，坐得满满当当——要知道陈舜瑶可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的夫人，但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从不摆高级干部和核心领导夫人的谱，还因为操持家务劳动烫伤过腿，这在官场上真是极其罕见。

    母亲从团泊洼干校分配到文化部文学研究院工作后即经常闹病，1980年左右确诊为糖尿病，住过好几次医院，不得不提前办了离休手续，后来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腿肿起来，双目逐渐失明，不能主政家务了。我记得父亲离休后不久，就开始操持家务，记账管钱，上街采买，还学会了煮饭、炖排骨汤等等，为了帮助母亲控制饮食、增强营养，他还专门去买最好的里脊肉，让我们切成细丝，拌上鸡蛋和淀粉，炒熟备用，我们不在家时他好给母亲吃，用心至极，辛苦异常。晚年母亲双目失明之后，不愿意请保姆，父亲也放心不下，家务负担日渐加重，使他减少了很多社会活动和写作的时间——陶行知研究会和杂文学会的事渐渐不过问了，中组部组织老干部到外地的调研活动也不参加了，有时邓力群同志用车来接父亲去帮助他编选文集，也不能如约成行了……只有一条始终坚持着——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每天定时与母亲一起细心地收听国内外的广播，只要在院子里碰到上班的同志，都要聊很长的时间。

    1997年春天，父亲因为泥沙型胆结石作了外科手术，挂了一个多月的袋子，精力开始衰减，加之眼力不济，读书一般不选大块头，看得最仔细的是鲁迅杂文和杜甫诗歌，每天必定带着老花镜、甚至用上了放大镜看这些经典，遇到精彩词章，就一字一句地抄写。这期间仍然坚持写文章，多是杂文，署名“江霞”，还与《杂文界》杂志主编通信谈自己对鲁迅杂文的认识，后来《杂文界》杂志刊登了这些通信。我只记得父亲在通信时摘录了鲁迅写的这样一句话：“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到。”父亲特别欣赏这段话，并一直认真践行。在父亲的书桌上，经常摆满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选，他不仅时常吟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等名篇，还将“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等精彩诗句抄写下来，加上批注，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在与老战友通信时，只要谈及杜甫，就会兴致盎然，写个没完，还认真地在本子上一字一句修改老战友牛玉华寄来的《读杜诗有感》的诗篇。有些读诗的体会，父亲整理后写成了像《杜甫诗艺小品》、《真有点对不起杜甫》、《杜甫诗歌与旅游文化》等杂文，在报纸上发表。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学习、看书、读诗，谈诗、撰文，一直没有停息，兑现着一位求知者的承诺——“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父亲晚年的读诗笔记本

    （八）

    开篇我说过，2001年夏天父亲去世很突然，他没有事先的预见和安排。生前他只是坚信：他一定会把母亲关照好，然后他才能离去——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双目失明、重病缠身的母亲走在父亲之后，思虑和辛劳是不留情的，蔓延扩散的癌细胞是不留情的…….

    父亲去世后，头脑麻木的我们一切听组织安排，骨灰盒按规矩安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办手续，才发现这里门禁颇紧，规矩严格，说法很多，骨灰必须按照生前等级登堂入室上墙。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进正面居中的纪念堂，部长级干部入东西两厢的纪念室，老红军和局级干部只能摆在开放的纪念墙上。父亲的骨灰按规矩摆放进东一室。进入室内也不能乱放，正部长级以上的干部摆放正面，两侧则为副部长级干部摆放的地方，夫妻二人如果级别不一样，死后要想摆在一起，不行；如果就低摆放，可以；如果攀高，万万不行。我们开始就曾在东一室的正面见到放在一起的李富春副总理和夫人蔡畅的骨灰，据说李富春是就低摆放才与蔡畅放在了一起，而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就是因为级别不同而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去世，我们曾将父母合影的照片放在父亲的灵位前，竟被工作人员清理了出来，说是违反了规矩。于是我们只好在骨灰盒里做手脚，借扫墓机会偷偷将母亲的一些骨灰放到父亲骨灰盒里，好让他们死能同穴。革命公墓里等级如此森严，不知这些一辈子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老共产党人有何感想，反正我们这些后代是啼笑皆非、感慨良多，愈加佩服那些将骨灰完全洒向江河湖海、苍茫大地的领导人。

    母亲是2002年5月12日去世的，她生前曾讲过，死后一定要将她埋在一棵绿树下。我们这些孩子去了十三陵景仰园，按照这个要求选择墓地，在一棵幼小的松柏树前买下一个穴位，将八宝山父亲的骨灰悄悄取出一些与母亲的骨灰放在一起，这里不受官场规矩约束，石碑上大大方方地刻上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大名，与无数老百姓在一起，年年祭扫上香，岁岁清明烧纸，时时浇水灌溉，今天，那棵小松柏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郁郁葱葱，茁壮成长，伴着父母，与那不老青山，滴翠常青！

    （2010年11月草于马连道高楼）

    （注：作者系中宣部《党建》杂志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