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毛泽东1966年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尖刻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966年5月30日早晨，中宣部大楼的门口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伴着社会上打倒“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声浪，中宣部院内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也此起彼伏，社会上的红卫兵也冲进了机关大院，红旗、红袖章飞舞，大字报、大标语漫天铺地，中宣部大乱了。那年头，中央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就很精干，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中央理论小组和中央政研室共用一楼，中宣部乱了，楼内的其他单位也好不了。比较特殊的是《红旗》杂志，因为《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红旗》杂志的工作继续运转，但是人员改朝换代了。胡绳、邓力群、范若愚等被打倒；王力和关锋因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戚本禹、林杰得到重用；其余的编委、组长统统罢官，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靠边站了。父亲当时每天要跳“忠字舞”，要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打扫楼道卫生，坐下来就是交待自己在文艺组工作中“推行刘贼（刘少奇）、周扬极其在红旗杂志的代理人邓（邓力群）胡（胡绳）范（范若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文艺黑线”……沙滩大院里风声鹤唳，阎王被批斗，判官扫厕所，对于猛烈的大批判，一些人受不了，写“九评”而出名的秀才刘克林第一个从办公大楼上跳下，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自尽了，住在我家楼上的《红旗》杂志经济组副组长高征绳也服安眠药走了……有一天，父亲写检查睡晚了，早上没有按时去办公室报到，结果一下来了许多造反派，敲门砸玻璃，以为父亲也有不测，让我们这些孩子惊出一身冷汗。1969春天，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红旗》杂志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搞编辑工作，将靠边站受审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包括已经解放的工作人员统统送到石家庄郊区农村的“五七干校”，一边检查，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斗批改”运动。

    1969年这一年够凄惨，我们家六口人去了五个地方，父亲在石家庄杜北公社东营大队的“五七干校”，母亲去了文化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五七干校”，我去了陕西秦岭山里一家正在筹建的三线工厂，妹妹去了内蒙古丰镇农村插队落户，两个十三四岁的弟弟相伴留守北京，过后当了学徒工，靠一个煤球炉子煮粥做饭。

    当时的“五七干校”能遍地开花，是因为毛主席发话了。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介绍了黑龙江革命委员会5月7日在农村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组织大批干部下放劳动。《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高度赞扬这一经验，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并指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自此，北京的各个大机关纷纷在全国各地农村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五七”干校。

    《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建于石家庄郊区的滹沱河边，这里原来是一片河滩荒地，据说是在1964年军队发现了这个地方，开始在这里开荒种地、引水造田，还种上了水稻。1969年，《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在此安家。按照柳河干校的模式，干校为了让学员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经常有意识地把他们放在各种“风口浪头”上去经受劳动“磨练”——实际上就是“折腾”，如春寒时下水育秧，酷暑中抢收抢种，泥泞路上拉车送粪，暴风雨里防洪抢险等等。父亲刚到干校，同胡绳、邓力群及一群没有解放的编委们在一起，属于重点监管对象，干喂猪这样的脏活儿。

1970年夏天我1970年母亲与我到石家庄“五七干校”探视父亲时的留影

    与母亲一起到干校探亲，父亲就是在到石家庄制药厂拉泔水的途中请了一会儿假，与我们在白求恩墓前合了个影，然后又匆匆回去拉车。看着父亲这样的处境，乐观豁达的母亲在照片上留下了少见的愁容。

    《红旗》杂志在文化革命中真够热闹，小丑轮番登场，我下场你上台——先是王力、关锋不可一世，戚本禹、林杰登台亮相，然后相继下台、锒铛入狱，接着倒霉的就是头面人物陈伯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随着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高原，全党开始批林批陈，《红旗》杂志易手落入从上海来的姚文元之手，成为他们的御用喉舌，这种乱局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红旗》杂志才逐渐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乱局给了在干校学习改造的人以好处。高层领导三天两头更迭，谁也无心顾及干校的事情，驻校军代表的管理随之日益松懈。1971年之后，干校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量大大减少，环境宽松了许多，大家读自己有兴趣的书、聊自己喜欢话题，一股作诗热也开始由暗渐明，在一部分人中间流行开来，始作俑者当推胡绳（1918－2000）⑤，父亲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胡绳在下干校之前，从他被批斗、被劳动改造时就暗自吟诗作赋、自作自诵。1967年在机关被迫扫楼道时曾赋诗一首：“不待鸡鸣破曙光，朝朝拥彗出前廊/和风稍借三分力，夜雨微滋四角墙/ 功未到时尘不去，学无止境路还长/忽报东方红一曲，惊天震地有华章”。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下都能写诗，到干校后更是“诗兴大发”。在胡绳的影响下，一段时间里干校诗风暗流，诗友间私下相互传看唱和，当然也有人写了诗作秘而不宣，怕招灾惹祸。干校刚开始流传的诗作，一般都写农村景色，借景抒怀。1972年春天胡绳作诗道：“簌簌槐花拂面香，绿荫成盖暖风扬/田坪如画埂如矢，麦浪频翻穗吐芒/疲马犹知思大漠，壮怀岂尽付流觞/为祛旧惑重开卷，偶赋新诗待插秧。” 父亲则写词和道：“春来早，风物渐开张。柳絮绵绵犹忆雪，榆钱槐花送清香；催插早秧忙。”“早出工，晚出工，朝望晨曦暮望虹，秧耘日见葱。/舒心胸，坦心胸，沐浴阳光和雨风，顿成禾一丛。”作为被批斗的对象，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诗作者也写过一些坦露内心感受的诗。1973年元旦，石家庄刮了一场大风，胡绳有感而发：“万马争鸣多变世，百年强半未灰心。/披荆斩棘有余勇，履薄临深须自箴。/业绩不祈金石永，雪泥鸿爪要追寻。”父亲在1972年则写道：“稚气书生情未除，芽萌尘俗淡忘初。/闻琴忽略听弦外，见叶疏于问根须。/不料常随闲话后，有心竟在漫谈余。/无为慨叹峰峦曲，且扫温柔上险途。”

    现在回想那时干校里诗作频传，也是有原因的。古人说过“诗穷而后工”，“穷”不是贫穷，而是失意，穷途潦倒。在干校被批判改造的干部当然很失意，从京城秀才贬为乡间农民，对现状不满、针砭时弊的诗经常会破口而出，写的尖刻而形象，如胡绳的《调寄临江仙·沉渣》写道：“泛起沉渣积垢，筑坛拜将称雄/跳梁小丑一窝蜂/破鞋充压寨，王八作先锋/ 窃国乱军本性，谣言诡辩家风/机关算尽总成空/昙花真瞬息，草露泣寒虫”。父亲也写过一首《浪淘沙·批资产阶级派性》：“伺官以为聪，/捕影煽风，/唇枪舌剑睚眦中。/顺友逆仇惟派性，/原则无踪。/辨术也稍通，/歪理重重，/断章取义自英雄。/粪土山头高过别，/大局忘空。”

    我到陕西三线工厂后，没结婚之前每年都有探亲假，而那时父亲往往被扣押在干校不能回京团聚，于是我就要去石家庄探亲，在干校多次听父亲谈过诗。记得有一次的话题是从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诗词说起的，当我给父亲看一首社会上流传的郭沫若写给毛主席的诗作时，父亲说这首诗不是郭沫若写的，而是胡绳向中央写检讨材料时所写的诗，这首诗是：“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疗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逃绳墨，思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动天地，寸心粗觉视归趋。”前一阵子我到看一位老同志写的博客，仍然将这首诗当成郭老的杰作，可见谬传影响之深。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胡绳不仅文章写的好，诗写的也很棒，并凭记忆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胡绳《得家书》的诗句，逐字逐句给我讲解：“老妻念我早还家，为报寒窗菊有华/阶下玉簪潜吐蕾，盆中铁树漫抽芽/ 南溟合展垂天翼，东郭休培避世瓜/覆水坳堂舟一介，年年咫尺是天涯。”我听着父亲的讲解，猜想他也想北京的家了。

    赋诗作词，这只是干校生活的插曲，主流当然是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关于劳作，从父亲写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内容繁多，如《减字木兰花·种水稻》、《蝶恋花·磨镰待割》、《西江月·谷场上》、《长相思·耘秧》、《卜算子·拔稗草》、《菩萨蛮·秋收冬夺》、《溪沙·脱粒机前》、《清平乐·扬场》、《沁园春·夜巡谷场》、《渔家傲·棚房自搭》等等，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

    “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期，父亲几次说要有一辈子做农民的准备。刚下干校的时候，父亲不知怎样洗净衣服，分不清公鸡母鸡，衣服破了就用胶布粘上，而后来父亲在乡间不仅学会了喂猪养鸡、插秧种菜、缝缝补补，还学会了做些简单的木匠活儿，曾用树根作了一个小凳子，伴随他多年，回城后也不忍丢弃。他自己准备当农民，也给我写信鼓励要好好在陕西当工人，还将他写的一首小诗“短褂披肩透紫铜，我师苍劲老贫农，无华语句勤劳手，淳朴真情实干中”刻在一个葫芦上送我。今天这个葫芦我还珍藏着，朗朗上口的诗句连我的儿子都能背诵，成了传家宝。

    漫漫干校生活六年有余，到1975年，形势的发展已经使石家庄的“五七干校”维持不下去了，大家经常回京不归，人人都亟待结束这种无奈的冷藏生活，早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种期待心情也反映到诗作中。1975年胡绳写道：“十年成一别，又到花时节。/还共少年游，何须叹白头。”父亲则写了首《贺新郎·暂去不言别》，词中下半阙说：“水稻年年花香彻。喜当时，烟尘扑面，汗泥华发。六载农田家在此，未叹人生离合。问何处余音难绝?远去儿时温柔曲，又渐忘、冷语肌肤裂。长夜读，情似铁。”

    干校环境宽松以后，父亲读书的时间更多了，他把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又读了个遍，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1972年之后，父亲可以请假回家了，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孩子也借机休假回北京过春节。春节期间，父亲看到我们这些在外地当工人农民的孩子读书不多、知识有限，就找到《红旗》杂志图书馆的熟人借出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让我们利用假期读书补课。那年头文化还没有开禁，在外面根本就见不到这些外国名著，我和妹妹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一本接着一本地连续读，直至假期结束返回陕西、内蒙。就是这几个春节，我记住了大仲马、小仲马、大托尔斯泰、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等一个个享誉世界的大文豪，知道了基督山伯爵、高老头、包法利夫人、珍妮姑娘等一个个生动复杂且有深刻含义的人物故事。记得父亲每次从图书馆里捧回一摞书时，都要对我们指点哪一本是最需要读的，哪一本是可以省略节选地读，不时还会评点一番——这本描写出色，那本文字晦涩等等。父亲年轻时自学过英文，解放前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但水平只限于看看报纸，看到弟弟小马热衷学习英语，就找到自己的老战友吴佩伦，请他将弟弟介绍给大名鼎鼎的陈翰笙老先生，每星期定时与一帮孩子到他家里学英文，使弟弟的水平大幅提升，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于小弟弟海林的艺术爱好，父亲也多次带着他找到当年他在育才学校的学生、当今的艺术名家给予指导。

    就在父亲赋闲在家、等待分配工作之时，周恩来总理点名石西民可以解放，被囚禁8年之久的老领导浑身污垢走出秦城监狱，是父亲陪着他来到王府井那所知名的“清华园”澡堂子，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然后陪他步行走回家。1975年10月，石西民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1977年3月，因为石西民的推荐，中央组织部将父亲分配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担任副总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有余。

    石西民出任国家出版局局长之时，正值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石西民上任工作劲头很大，准备做许多事。但之后他受过去在上海工作时的下级、当时的权势如姚文元等人的影响，加之坐牢8年，对世事很少知晓，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左右，曾在效忠江青的信上签了名。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干部，晚年迷失方向，令人扼腕痛惜，父亲同情他，但也无奈，只能诅咒那帮诱他签字的人。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系统开展清查运动，1977年５月，中央决定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石西民淡出历史舞台，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了新闻研究所的名誉所长。父亲与石西民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记得每逢佳节，当年在石西民领导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都要相约聚会，与老部长畅谈到深夜。

    父亲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间不长，主要负责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两年时间里，父亲签发出版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卢梭的《爱弥儿》、 黑格尔的《美学》、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外国学术名著，拉开了80年代有系统地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