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组织眼里，张友鸾虽然是知名人士，但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还是私人经营报社的老板，因此被划在了不是自己人的“斗争对象”行列里，而张友鸾及其旧班底也对派进来的共产党员采取抵制的态度，党支部的工作经常遇到老班底一帮人的明抗暗抵，甚至找茬大吵大闹。工作有顺利的，因为共产党执政了，宣传基调必须歌颂新政权，这是大势所趋；也有不顺利的，私人老板的亲朋好友依然控制着报社的行政人事大权，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一些活动不能完全落实。父亲曾为此苦恼，专门找上级领导——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日报》社长石西民和《新华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汇报情况，要求支持。出乎父亲意料的是，报社打折扣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领导指责，两位高层领导都强调要与张友鸾、毕群这样的党外人士搞好关系，注意工作方法，团结他们一起为党工作。这样的态度表明，当时党内不少高层领导的思想是清醒的，并没有因为掌权得势而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们都记着毛泽东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的想法。当然，不论是石西民还是杨永直，作为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资深报人，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主张的过程中，都同张友鸾这样的民主人士有过携手抗争国民党报业独裁统治的经历，另有一份患难与共的情谊记在心头。

    （二）

    1951年，父亲调往南京市委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主要工作是搞基层宣传队伍建设，编写宣传提纲等，还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及接待外宾的工作。1953年1月江苏省委成立后，父亲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并在淮阴地委农村整党团任副团长工作了几个月，主要是对农民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1953年4月回到省委宣传部，1954年当工矿宣传处处长。从南京解放，不论是在私营报纸工作，还是在南京市委宣传部以及新成立的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父亲的顶头上司都是在重庆《新华日报》就认识的石西民（1912-1987）③。

解放初期南京市委宣传部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右七为部长石西民，前排右六为副部长杨永直。第二排右八为我的父亲

    父亲能石西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缘分。因为石西民虽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但是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大学，又长期做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深谙这个行业的规律，特别是在1937年到1946年间，石西民从参与创办、担当记者直到成为负责人，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重庆期间就是读着石西民采写的《陈毅将军访问记》、《一年来的新四军》等战地通讯，才真切地了解到共产党将领及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在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也是石西民和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连夜打着灯笼，走着崎岖的山路，到在重庆影响较大的《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编辑部，痛切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保证了民间舆论支持新四军，使父亲这些拥护共产党的青年人备受鼓舞。可以说，石西民是父亲解放前接触过并敬仰的老共产党人。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俱兴，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宣传部的工作极其繁忙，父亲所在的宣传处经常日以继夜的工作，毫无怨言，因为所有忙碌的共产党员都明白，没有这些运动，新生政权就不可能稳固。上述这些运动，对于党内的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涉及自身的问题，党内一致，枪口对外。但是，随后开展的一场场涉及人们思想改造的运动，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些运动不仅枪口对外，党内的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也卷入其中，甚至成为斗争的对象，枪要向自己开了，这就复杂了，搞不好会乱了自己的阵脚，特别需要高超的水平。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石西民领导开展的南京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会上致辞说：“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的讲话拉开了全国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序幕。

    石西民清醒地认识这场运动的要点是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他对宣传部的同志强调 “要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可以实现这种转变的”，特别嘱咐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应该是真诚的，真正与人为善的，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当时市委宣传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机关，父亲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想找这位共产党宣传部长谈话的人排成长队，石西民告诫办公室的同志不要慢待形形色色的来访者，自己则细心地接待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解答他们的疑问，与他们促膝谈心，这样的坦诚态度，使他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没有交恶，相反成为知心朋友。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还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终身未婚，在谈话中她甚至可以把自己年轻时的恋爱经历、错过婚姻机会的原因，也坦然地告诉石西民。离休以后的石西民有一次曾回忆起自己领导南京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历，认为“那个年代的工作难免有缺点错误，但主要的是成功的。我们没有虚假，没有添油加醋，政策掌握上也没有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执政者的谨慎随着政权稳固而逐渐松懈了，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如果说思想改造运动强调的是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话，那么之后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愈来愈体现出暴风骤雨般的大批判味道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最终导致混淆学术文化争论和政治斗争的界限，发动了对“胡风反党集团”的猛烈批判和搜捕镇压。

    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文艺理论家，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即见过这位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的“七月派”领袖。“七月派”是抗战时期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因以胡风创办的《七月》杂志为基地发表作品而得名。《七月》杂志不仅刊登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力作，还大胆发表陕甘宁边区作家的来稿，像白危的《毛泽东片段》，曹白的《在敌后穿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公开赞扬共产党的领袖和八路军、游击队的斗争。“七月派”的一些重要成员，如艾青、邹绿芷、路翎，都曾在重庆育才学校文学组任教，父亲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受他们的影响，经常看《七月》杂志，也读过胡风写的那首有名的《为祖国而歌》，胡风在诗中写道：“人说∶无用的笔呵/把它扔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的时候吧，/ 依然要尽情地歌唱，/依然要倾听兄弟们底赤诚的歌唱——/迎着铁底风暴，/火底风暴，/血底风暴，/歌唱出郁积在心头的仇火，/歌唱出郁积在心头上的真爱，/ 也唱出盘结在你古老的灵魂里的一切死和污秽。” 这首由忧伤而步入战斗的诗篇，激励着父亲这样的热血青年，勇敢地拿起手中的笔，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文艺界长时期一直存在着不同见解，也开展过争论和批评，但是个性极强的胡风仍然坚持己见。1954年7月，胡风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形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这篇30万言的《意见书》毛泽东主席仔细地看了。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月26日，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一场全国性质的批判运动就此全面展开。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胡风的密友舒芜反戈一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 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了这些信件，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运动自此陡然升级，已经不是思想批判运动了，而成为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搜捕。

    1955年6月，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刮到南京。父亲因为与胡风分子路翎、绿原等人有联系而被审查，后来延伸到全面审查父亲的政治历史。运动开始的势头很猛，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了审查小组，部长亲自挂帅，父亲的出入走动都受到限制，宣传部审查小组还派两个人住进我的家里，一是加强监督，二也怕父亲想不开而出现意外，因为运动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失控势头，一些文化单位经常发生被审查对象自杀的现象。此时石西民部长已经调往上海，好在他留下的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传统还在，部领导专门找我母亲谈话，要求她一定要保证父亲的安全，母亲也悄悄把“平安无事”的纸条传给审查小组的领导，请他们放心。

    审查工作前紧后松，持续了一年半时间，这期间父亲不当处长了，但是还允许参加宣传部的某些工作，有意思的是宣传部此时将父亲派到省委党校高干自修班学习了三个月的哲学，避开了运动的漩涡。1957年1月，省委宣传部党组织做出正式审查结论，否定了父亲“是胡风分子的怀疑”，证实了父亲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进步的”，但是认定其“在文艺方面受过胡风派思想影响，客观上不自觉地传播过胡风派的思想”，其根据就是父亲在《文艺斗争》那本书里写的一些文字。

    全国的情况怎么样？据公安部有关资料透露，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共触及到2100人（也有说涉及到上万人，不知父亲这种情况是否算在这2100人之内），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65年底，绝大多数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而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者23人。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入狱，十年之后的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其余4年监外执行。 按照“因人废言”的规则，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译作，均不得在市面上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四川芦山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没有任何罪名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中写诗，又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这里再说几句石西民的事。1955年底，石西民去上海任宣传部部长，负责领导已经开展起来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随后开展的肃反运动，他曾想在党内继续实行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却行不通了。石西民到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石西民高兴地向毛主席报告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听后却不高兴，反问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彭柏山是石西民去上海之前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的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石西民高兴的事毛主席不高兴，上海的事态显然不能按石西民的愿望发展了。作为30年代左翼文化派系斗争的是非之地，上海后来的确也抓出一些“胡风分子”，但石西民和市委的某些领导同志还是尽力采取了许多宽容人道的办法，使这些文艺界知名人士少受了好些罪。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风得以平反出狱，他的冤狱长达24年之久，创建国以来之最。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1985年6月8日，胡风病逝于北京，胡风家人对历史结论不满，曾停尸不焚；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撤消了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对胡风错误思想和宗派活动的指责。

    反党集团的首脑彻底平反了，受牵连的人当然都需要重新审视。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在“五七干校”时曾要求军宣队和上级党组织重新审查1957年1月江苏作出的结论，没人理会、维持原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大形势变了，父亲又调到地处中南海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父亲的要求得到重视，1985年11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对1957年1月12日作出的《关于徐荇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进行了复查，对父亲过去所谓“传播过胡风派思想”的问题，认为结论是错误的，“应予取消”。经过岁月的考察，风雨的洗刷，父亲当年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一风吹了，可惜父亲此时已经64岁了，退居二线当顾问了，已经无所谓了。

    风雨洗刷，峰回路转。1957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虽然父亲周围也有一些亲朋好友被划为右派，但是父亲本人平安无事。父亲汲取了历史教训，谨言慎行，不再轻易涉足文艺界的事，也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哪怕是笔名写的大块头的书籍了，而是一心扑在分内工作上，拟定宣传提纲，起草领导讲稿，撰写报刊社论，甘当省委大院里隐名埋姓的笔杆子。从父亲保留的剪报里可以看到，从1957年6月到1958年6月这一年里，父亲就为《新华日报》写了12篇社论和多篇评论员文章，期间还用笔名写了很多随笔、杂谈、思想方法漫谈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奉命之作，时代印记较深，但也有经过锤炼的精品问世，如他用“浦微”笔名写的《论文写作杂谈》一书，就很是精彩实用，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多次。以致20多年以后，我上山下乡到陕西，因为当了基层的宣传委员，宝鸡市委宣传部发我一本《宣传员实用手册》，打开一看，其中关于写作部分选用的就是父亲《论文写作杂谈》一书的节选，可见影响之广泛。后来我到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有些消息灵通的朋友也多次向我索要父亲写的这本书，将其作为理论写作组的必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