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高敬亭回到岳西与何耀榜会合后，何耀榜立即将文件和宣传资料递交给他。在此之前高敬亭也已经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全国的抗日战争已爆发，让他对停战谈判的事已经有了心里准备。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则处于从属地位。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和“联蒋抗日”、“国共合作”的主张。中央要求全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两年多没有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高敬亭，这次面对党中央的指示，既喜悦又震惊。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复杂而又简单，因为他要和拼杀多年的对手握手言和。在沉思许久后跟何耀榜商量很多，并组织大家开会学习中央文件，组织大家讨论。最后高敬亭决定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发出举行停战谈判倡议。

    7月15日，高敬亭便致函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倡议。当日，高敬亭便派交通员把一封倡议举行停战谈判的信函送到了岳西县第三区的蛇形岗炮楼。函件信封上写着：“岳西县第三区公所速交卫立煌督办启”，落款为“红二十八军缄”。而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中央的日子。高敬亭的这重要的一步与中共中央的号召完全步调一致。中共中央的宣言和红二十八军的倡议书是同一天交给国民党的，内容也相似，都是关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这既是巧合也更是高敬亭和党中央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岳西县国民党政府收到信件后立即向卫立煌做出了汇报，接到汇报后卫立煌对岳西县国民党政府下达指令，表示愿意与红二十八军举行停战谈判。同时他命令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立即动身前往岳西，代表他与红二十八军谈判。当天中午，蛇形岗炮楼里送来了一封信给皖鄂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信中说他们愿意谈判，并已经派了一位姓赵的参谋负责接头，地点就设在蛇形岗，请红军派人来蛇形岗接头。

    面对着国民党方面如此快速的反应，使得多谋善断的高敬亭很警惕。当时国民党还在鄂豫皖边区到处都张贴着悬捉拿高敬亭、何耀榜等人的告示。布告上公布活捉高敬亭赏大洋五万，何耀榜两万。这样会不会是国民党借谈判为幌子的诱捕计策呢？高敬亭考虑再三，让何耀榜化名去蛇形岗接头。下午，何耀榜带领了十来名红军战士来到了蛇形岗炮楼附近，岳西县第三区区长李德保走出炮楼来与其接头。在双方互报身份时，何耀榜机警的称自己是红二十八军警卫队队长，之后那个负责接头的赵参谋便出来与其见面。

    刚见面时赵参谋居高临下，气势逼人。听说对方是警卫队长就是：“你们的代表呢？不见正式代表是不能谈判的”。何耀榜回答道：“我是奉命来接头的，并不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向代表转达”。赵参谋听此言便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道：“交一挺重机枪奖500元，交一挺轻机枪奖150元，盒子枪100元，长枪80元……”没等那赵参谋把话说完，何耀榜便厉声驳斥：“这不是谈判，这是在做买卖！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都以民族利益为重。你回去问问你们卫督办，他是真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相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想，国共两党抛弃前嫌，团结抗日，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没等赵参谋回去请示，区长李德保又匆匆赶来，叫赵参谋回炮楼接电话。李德保告诉何耀榜说，岳西县县长已经接到卫立煌命令。不管在任何地区，如果有高敬亭领导的红军发起谈判，当地军队不得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地方政权不能制造麻烦，而且还要供应给养。正因为如此，县长才要赵参谋去接电话，听取卫立煌的指令。果然赵参谋接完电话后赶回接头地点时说话口气变了，并连声歉意。在此情况下何耀榜向李德保提出，关于谈判的事国民党方面要有诚信的态度和明确的回答。双方约定当天傍晚六点在离蛇形岗20里外的南田再次碰头。

    当时高敬亭也就在南田，静观谈判接头的进展。何耀榜到达南田后，把接头经过向高敬亭作了详细汇报。二人一起分析国民党的态度。认为由于谈判是红军主动提出来的，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思想准备不足。特别下层军事人员不理解上级的意图，甚至还僵守在过去的立场上，企图一金钱诱降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施压，使红二十八军在谈判中处于劣势。这说明谈判将是艰难的，军事威胁也依然存在。为了防止国民党部队派部队来南田袭击，何耀榜建议高敬亭先离开南田。但高敬亭没同意，他坚持要与何耀榜一起处理谈判问题。到傍晚六点区长李德保来到了南田，他带来的消息是：卫立煌要派他的高级参谋刘刚夫到岳西同红军谈判。李德保又问谈判代表是谁，此时何耀榜即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说自己就是谈判代表。何耀榜的勇气与胆识也让李德保钦佩，李德保也做了自我介绍。并表示在谈判中会帮红军的忙。